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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对王弼玄学的误解

2012-09-28 10: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阅读

    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不仅使我国的哲学思维模式凝固不化,始终停留在低层次阶段,而且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庞杂纷乱,不仅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相混杂,而且宇宙生成论、构成论、本体论、经验论、实证论等等混杂一起,兼容并包,全而无主。这就是王弼所批评的,由于舍本攻末的认识论与方祛论的错误所造成的,五千年历史所铸成的凝固模式,已积重难返。

    从《周易》以后,我国历代各家的哲学,除王弼之外,都是以宇宙生成论、构成论与本体论相结合为特质,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混为一谈,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孔子由于有自己明确的“中庸”认识论与方法论,所以使他能为民族建构起唯物论的“儒学”,奠定了民族哲学体系发展的根本基础。董仲舒由于他有了明确的“天人合—”、“天人感应”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以使他能建立起我国封建主义的唯心论的思想体系。然而无论孔子还是董仲舒,都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对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重要性,从而予以研究来建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由于我国哲学史发展存在着这一严重的缺陷,因此使我国的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无法摆脱朴素经验主义实证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束缚,致使无法脱离宇宙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基础,抽象逻辑思维难以飞跃到高层次的水平,而确立起本体论哲学的基础,因此造成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科学、与自然科学混淆不清的状况。如《周易》哲学是以经验论为基础,从而把这部经典视作真理标准,作为“究天人之际”的“法宝”。老子提出了“道”,作为他“道学”哲学的最高范畴,从而使我国哲学达到了本体论哲学的最高峰。然而老子只推倒了古代巫术“天命观”的世界观和“易”八卦的思维模式,却仍未能摆脱经验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以他的“道”未能脱离天文学、历法科学的基础。“反复其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规律特质成了他“道学”的根本内容,成为他“究天人之际”的真理标准。他提出了“道”为“无”,本可以使他的“道学”飞跃到更高的抽象水平,完善他本体论“道”学之建构,但他以房子空间、车毂之空隙作比喻来论证,结果使原可以作为建构本体论哲学的“无”,跌落到有与无、体与用的关系问题上。老子的“道”,既含有宇宙本源的意义,又含有自然规律的意义。但他以“水几于道”作比喻,从而视“柔弱”为道,这就使他的“道”难以向抽象理性哲学发展,走上更高的哲学领域,而滑落到经验哲学的泥坑。所以老子的“道”在而后的哲学观念中有了宇宙生成、构成论的一般观念,成了自然、社会具体事物理论真理化的标准。所以“道”并不是抽象的“无”的哲学,而是抽象“有”的哲学。如孔子的“仁学”之“道”,就是社会生成论、构成论哲学,就是“有”的“道”。庄子的“道”,是毁灭一切社会文明的“有”的虚无主义哲学,抽去了老子“道”的灵魂,因而失去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意义。董仲舒的“道”,是“天命论”,“三纲”、“五常”永恒不变的“道”,是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只有到何晏、王弼提出“以无为本”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才彻底地把“道”提高到本体论抽象哲学的高度,摆脱了宇宙生成论、构成论和经验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束缚,标志着古代哲学发展史开始趋向纯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然而,王弼仅仅完成了我国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任务,由于他不幸夭逝,而未能得以运用他的具有辩证精神的方法论,去改造建构民族高层次的哲学体系。灾难的时代已无力认识他那天才玄学的伟大意义。“家天下”传统的狭隘偏见,使唐代李家天下统治者因王弼论老子非圣而贬弃了他的《老子注》,从而使唐王朝的哲学体系未能摆脱汉代的模式,而有更新的建树,只是靠他的开明政治,形成了儒、道、佛各家各派并存的局面;而文学艺术上群星灿烂的历史成就,除了时代优良的环境,不能不追溯到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和王弼玄学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就是说没有魏晋南北朝王弼玄学哲学和文艺理论繁荣的历史高峰,就不可能出现盛唐文学艺术创作繁荣的历史高峰。宋明理学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是吸取了佛学的方法论,使理学唯心主义本体论体系得以完善。而后作为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则由于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缺陷,始终未能建构起可与理学相抗衡的体系,而只能处于附庸的地位,起到一点开明的影响和作用而已。 

    在我国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时候,不能不受其模式所囿,由于王弼玄学并未能对当时和以后的哲学发展起到应有的影晌和作用。因此而被忽略,未能摆脱民族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站到王弼哲学的特殊性上来研究,以揭示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他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分析总结先秦两汉的全部哲学,所以今天的许多学者便认为玄学是继承前代全部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着力于研究王弼玄学是如何吸收各家的思想。于是乎把他的《老子注》联系从先秦以来道家思想承传变化,把他的《周易注》同两汉易学联系起来考察,把他的《论语释疑》,联系孔、孟、董仲舒到谶纬神学进行剖析,溯本穷源,探测王弼玄学产生的历史原由。然后考察曹魏政权名法之治的弊病,和重建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的历史要求,来揭示王弼玄学产生的时代原由;从家学联系到荊州学派、蔡邕、王充的影响等等,来探索王弼玄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对王弼玄学的研究不能说不深入。然而由于王弼玄学并没有囿于三部经典,似乎融化了各家思想,所以从历史发展看,有的说,王弼玄学是属于道家,有的说,属于道家为主,兼融儒家、法家;从时代课题说,有的说,王弼玄学是针对曹魏名法之治弊端,主在研究政治谋略思想,所以不能忽视王弼玄学的方法论思想的卓越贡献。因此把王弼哲学体系的构成确定为三方面的内容:政治谋略思想、方法论和本体论。(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从哲学的性质而言,一般都认为王弼玄学是唯心主义本体论。标志着我国哲学史由两汉的宇宙生成论哲学发展到本体论哲学的历史阶段,启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因此也标志着我国哲学抽象思维能力和水平进到了更高的层次。由于王弼玄学是通过《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反映出来,所以有人就认为王弼玄学,主要是解释学上的贡献,等等。综合各家所论,都不失为持之有故,然而正如王弼所说的犯了舍本攻末的错误,致使不得要领,未能抓住王弼玄学的本质特点。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是在建立自己的本体论哲学体系,而是借三家典籍研究阐述民族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规则,目的是在建构民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所以对于《老子》、《周易》、《论语》思想内容,如何解释为确切,他并不十分重视,所以他的《周易注》并不是什么义理派易学,他的《论语释疑》也不是什么训诂学,他也没有在研究如何注释经典文献的“解释学”。然而,由于他的玄学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原理,所以它就可以被运用于“究天人之际”的一切理论和实践,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学者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王弼玄学,都获得你所要获得的东西。然而那都是局部肢体而非全牛。正如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若不弄清《实践论》与《矛盾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若不立足于研究全部毛泽东著作思想内容的历史继承性、时代实践性及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理论,分而治之,就不会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东西。要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质,就必须掌握《实践论》、《矛盾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原理,这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建构的关键,所以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钥匙,也是我们赖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以此作不恰当的比喻,在一定意义上讲,王弼玄学就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之“实践论”与“矛盾论”原理,它既是王弼研究古代各家哲学特质的钥匙,也是他研究和决定时代各种问题的钥匙,这就是王弼玄学所获得的高出时人一筹的原因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日:‘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然王弼“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何劭《王弼传》)。“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却为什么能难倒何晏(平叔)与众人呢?如钟会“论议以校练为家,每服弼之高致”。其问题之关键就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何晏、钟会等名士,虽博学多才,治道皆舍本攻末,其所以如此,皆在不能体道。夏侯玄虽本玄,何晏虽提出“以无为本”,却并未理解老子“玄”、“无”之本质。如裴徽问难于王弼云:“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日:‘圣人(孔子)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何劭《王弼传》)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是立足于有来论无,孔子是立足于无来论有,故从方法论而言,老子是“崇本息末”,孔子是“崇本统末”。又“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同上)。可见何晏等人是把“无”理解为虚无,如庄子,把通无之圣人,理解为与物性同,故无喜怒哀乐之情。这样,圣人就丧失了“人”之本性特点,而成了自然生物,就是庄子所言的“真人”。这就陷入虚无主义泥坑难以自拔了。导致“以无为本”的“本”成了“空无”,其虽然构成了其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本体”,却丧失了其“以本统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使这一时代的最高哲学命题,成了空中楼阁。王弼所论,指出圣人所以为圣人,并不丧失其作人的本性特质,“同于人者五情也”。而其有别于人者是在智慧超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因其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即得道,而圣人乃是能作用于社会的圣人,才能为社会所尊奉,所以圣人不仅能通无,而且在于其能通人情,为社会服务,这就靠他的“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而,由于圣人能通无,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所以王弼对“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的理解,认为是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哲学原理。故在客观是一种存在,在圣人是—种体道智慧,这样就使这一哲学命题得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然而,何晏等时人为唯心主义观念所障,无法理解,所以王弼批评他们“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因“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曲高和寡,岂不悲夫!时代不仅夭折了他的年轻生命,也夭折了他的天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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