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蔡天新

2012-09-28 10:2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蔡天新:数字时代的文字记忆术

  ——中国当代诗人系列访谈·蔡天新篇
  
  提问:王西平,诗人,记者,《核诗歌》主编。
  
  回答:蔡天新,诗人、随笔与游记作家,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

\

  

  

蔡天新像
  

  遥想与记忆
  
  问:记忆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候它所体现出来的“不可靠”令人惊奇。比如您所记得的他或她,是那个真实的样子吗?那么自己呢,昨天的真实在今天的记忆中又是什么样子?远去的记忆正如一座“看不见的大陆”,一旦被发现,那么它所寄身的载体也带有欺骗性,因此错乱就此产生。那么,在您的“经验”中,如何甄别这种记忆的真伪和避免这种“错乱”的产生?在记忆的迷障中,您如何重新回过头来识别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己”或者说“自我”到底是什么?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是一种哲学或宗教,只要能自圆其说也就可以了。甚至数学也是,它的许多内容是基于若干公理之上的。当然,个人的记忆也需要与别人的记忆相吻合,至少不矛盾、不冲突。对我来说,有两点可以帮助提高记忆的准确性,一是从童年开始的手绘地图,那是每次旅行归来最乐于完成的功课;二是童年的频繁迁移,每到一处停留的时间、遭遇的人物与上学的年份相对应,后者经过无数次表格填写后已铭记于心,难以忘怀。在数字时代,每个自我都可幻化为若干自然数之和;而对于诗人来说,则增添了一项文字记忆术。
  
  问:诗人杨小滨小时候编过词典,在采访他的稿件中,我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分门别类”的独立精神。您童年也表现出一种奇特而独立的潜意识——绘制地图,即利用测绘术以便达到某种人生诉求。您当时有多大?有意思的是,这种潜意识印证了您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您应该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对吧?
  
  答:那时我将近9岁。直接原因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华,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生活过于单调寂寞。而从心理或性格上说,可能是我敏感、细致的品格使然。有意味的是,这一嗜好一直保留至今,否则的话,童年的灵感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记忆而已。在数码相机时代,我非常注意旅行路线的选择。即使被迫重复,也因为季节或气候的不同,世界万象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就好比一个熟悉的朋友,看到岁月在他脸上和体态上呈现变化,会有一种类似收获的喜悦,进而可以比较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承认自己是个幸运者。
  
  问:法国您去得最多,曾20多次出入,但法国又不是您最喜欢的国家,您喜欢南美,这是为什么?至今您有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式旅行?
  
  答:我从未说过法国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也从未说过法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这有三个原因,其一,至今我只会说用以问候的法语,而西班牙语显然会得多一些,甚至葡萄牙语也能借光听懂一些;其二,拉丁人的音乐、舞蹈让我着迷,且生活在那个大陆有让人并起并坐的感觉;其三,南美比法国(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如此)更不容易抵达。我不知道你说的“冒险式旅行”指的是什么?不会是去攀登珠峰吧?那可是一般经济收入的人无法从事的活动。我个人以为,去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是我一生最冒险的一次远游,那是大毒枭埃斯科尔巴的老巢,喜欢绑架并经常撕票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频频出人。当然,那次旅行所得的回报也最丰硕,我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开始结识世界各国不同语种的诗人,并逐渐融入诗人这个大家族,且完全是凭着一己之力。
  
  问:华兹华斯认为童年至老死是至真至善逐渐销蚀的过程,“年龄越大,人越走下坡路,需要对童年的回忆,对自然印象的回味来滋养自己的心灵。”那么您是利用什么手段来抵制这种“销蚀”呢?写诗?旅行?还是其它的什么?
  
  答:华氏说过如此精辟的话?那么我写《小回忆》也算是个佐证,此书不仅是毛时代的童年回忆录,也容纳了14首诗歌和数不清的旅行。还需要别的销蚀物?除了写诗和旅行,游记、摄影、手绘地图也算是吧。我还是愿意把人生分几个阶段来过,我想晚年写回忆录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把(某些)旅行看做是对童年或故地的探访,我曾说过,每次长途尤其是洲际旅行归来,都像是重获一次新生。   诗歌与观点
  
  问:关于数学与诗歌,数学家谷超豪教授有精辟的论断,他认为“数学和诗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数学重视对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也讲究 ‘对仗’,很有味道。”您也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一种惊人的对称》的文章,您和谷先生都提到了“对称”,您的“对称”跟他的“对称”有区别吗?
  
  答:谷老(好像还有其他前辈)说的对称应是数学图像或概念之间的,就好比人体、植物、建筑和自然中存在已久的对称。而我说的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称,那实际上是一种相似性,仅仅用肉眼是看不见的。这篇文章仅仅在《中华读书报》刊载时有这样的副标题,现在它已经被译成四种语言,并在许多国度传阅,其中英译文最近(2011年4月)发表在美国一家(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数十万册的数学杂志上。
  
  问:您经常外出,喜欢摄影并不奇怪,不过对您来说应该是“后来的事”。这不像美国摄影大师凯斯卡特那样,童年的时候就从泛着橙黄色灯光的水槽旁发现了摄影的奇妙,这位“平凡中的诗人”,一直用特别的镜头表达着迷一般的世界。作为摄影家的他,提供了经典而可视的“诗歌范本”,这就是视觉的可能性,那么在您的镜头里,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答:当我第一次在户外站到照相机面前,童年已经快要结束。我兄长的一位中学同学把我从乡下带进县城,带到我父亲那里,用海鸥120相机为我们拍了唯一的合影照,同时也为我拍了一张单人照,那是我童年唯一在户外拍摄的单人照。因此,我不可能有凯斯卡特那样的童年记忆。我个人觉得,摄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反应、判断和选择。先是一个画面引起你的大脑反应,接着在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意义,然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构图拍摄。这其中判断尤为重要,对我来说,诗歌在其中起了指导作用。至于是否成为“经典”或“范本”,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问:有人说过,“诗人拍片子/一定沒框框”,这一点在您最新晒出的摄影作品上得到了印证,要么具象,要么抽象,摄影无非如此,包括杨小滨,他也玩“斑驳”或“涂鸦”,北岛和默默也是这样,玩概念。不过诗人笔下的诗歌一旦超越诗歌本身,也是有镜头感的,比如,博尔赫斯说:“那颗子弹/终于在河边追上了他!”,这不,还有动感呢。您自己也曾表示您的诗画面感比较强,那么在你自己的诗歌里,您是如何运用影像技巧的?很多外国译者认为您的诗歌富有画面感和色彩感,这种感觉有多少来源于摄影呢?
  
  答:小滨看过我去年秋天在乌克兰拍的一些作品(今年年初我在纽约拍得更多),他认为我的抽象不同于他的抽象,他主要专注于“斑驳”而非“涂鸦”,而我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当然我也有所限制,即只拍摄那些涂鸦者自己不认为是艺术创造的东西。当然,无论哪种抽象,都有一种评判的尺度,虽然这种尺度本身也是抽象的。另外,我对具象作品仍有浓厚的兴趣,过去几次个人展都是那方面的。至于我个人诗歌中的画面感,可能来源于早先对现代绘画(主要是20世纪前半叶)的喜爱甚或迷恋,而与后来的摄影无关。二十多年前我就写到过,浪漫主义的诗歌接近于音乐,现代主义的诗歌接近于绘画。画面感强的作品在翻译时不容易失去,可惜多数中国诗人对此并不在意。说到我的摄影作品,除了受诗歌影响以外,无疑也得益于绘画,以至于有些作品被认为具有油画的质地。而色彩感,我个人感觉更多地与情感因素有关。
  
  问:在您身上,我看到了经验是通用的。您说过的,您会把旅途中获取的经验,首先用来写诗,过一段时间再写随笔或游记。还有一些材料没有用上,也许可以写小说。相同的经验用于不同的文体,您是如何做到甄别与舍取的?那么什么样的“材料”派不上用场,只有用来写小说?
  
  答:我的原话是有些材料没有被用上,而不是无法用上。我相信对诗人来说,任何材料都可以被用上,这只要读读T. S. 艾略特的诗歌就明白了,随笔或游记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有所取舍,我想抒情成分比较重的,可以交给小说或戏剧,虽然原本那是诗歌所擅长的。随笔是散文的现代形式,在《在耳朵的悬崖上》后记里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对有些诗人专注于散文写作感到不解。
  
  问:现在我发现您是“强化诗歌的故事性”那一类诗人,而不太注重“语言才是诗歌的基本材料”这一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您的诗歌也充当了除影像以外的记录功能,难道不是吗?
  
  答:您的发现相当准确,但那主要是2000年以后的写作。在此以前,包括1990年代我旅居美国期间的写作,都是很注重语言的。这可能与我写作方式的转变有关,以前我主要在自己的居室里获得灵感,后来我更多地在旅途中即兴写作,并幸运地在每个大洲或区域都留下一定数量的诗篇。至今我仍无法判断,哪一种写作方式更适合我。无论哪一种,都具有记录功能,心灵的或图像(象征)的,更多的是两者的结合。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官方语言或媒体语言(报纸、杂志、电视新闻等)几乎完全政治化,因此有很多人对诗歌的语言有特别的期待,甚至忽视了质朴这个诗歌的基本特性,它也是流传至今的古典诗歌的菁华。而就现代诗来说,以张枣的《镜中》为例,这首脍炙人口的少壮之作深入人心,其语言的质朴也跃然纸上。
  
  问:我想您不仅仅喜欢巴赫,肖邦,或Tracy Chapman的叙事乐吧,我的意思是您可能还喜欢爵士,或朋克?但是您的诗歌的确很安静,从音质上讲,是民谣的,从气质上谈,是接近于英伦的,从画面感上说,是拼贴的技艺。我不知道这种阅读体验对您的诗歌描述准确不?
  
  答:我不知你说的英伦气质确切含义是什么?或许它可以置换成法兰西、美利坚或伊比利亚、亚平宁,但一定不会是俄罗斯或德意志,这里有着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说到爵士乐,我曾专程去它的诞生地——新奥尔良,我喜欢爵士乐,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它的律动感让我着迷,我想这是最好的舞曲之一,可以与拉丁音乐和非洲音乐媲美。我与黑人有着天生的亲近感,随意发出几个声音便可以和他们混熟。有一次我在一位剑桥学生诗人的陪同下游览牛津,看到一个黑人男生和一个白人女生在草地上约会,那男生带来录音机取悦女生,一边播放一边扭动身体。草地中央有一棵小树,那女孩趟在树荫下乐开了怀。我拿出相机,准备拍下这有趣的情景,没想到男生非常警觉,关掉音乐怒目而视。面对这一幕尴尬,我面露笑容,用右手轻轻打了一个响指。那情形仿佛在述说我们是兄弟,很快他摁下录音机又开始跳舞,并不断变化姿势为我摆POSE,那女孩笑得肚子直打滚。
  
  问:说到拼贴,您曾经撰文表示甲壳虫在配器方面,正是体现了这种技艺,电吉他、电钢琴、电风琴,同时还有种类极其繁多的伴奏乐器……现在中国一些民谣乐队也在玩这一套,比如从我们宁夏走出去的苏阳乐队,现在的演奏也变得很花哨,乐器的拼贴,使得效果反而没有以前纯粹……所以,即使再过50年,中国人还是玩不过外国人,因为我们缺少那种具有诗人气质的乐手,即使有左小祖咒、周云蓬,还远远不够。美国朋克女诗人佩蒂.史密斯出过三本诗集,兰波是对她影响最大的诗人,在她的歌词中,还能找到很多兰波的风格,有些歌甚至近似金斯堡的滔滔不绝和泥沙俱下……反过来说,我们也缺少像兰坡、金斯堡这样对摇滚音乐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师,对此您认为呢?
  
  答:1984年1月,我在济南买到一张学生半票,乘火车旅行到了银川,在那座有着“塞北江南”雅称的城市逗留了一个星期。那时我无法想象,宁夏有一天会有苏阳乐队。兰波也影响了鲍勃-迪伦,后者在自己鼎盛时期发行的唱片《愿望》(1974)封面上这样写着,“紧紧跟随着兰波,像一颗摇晃的子弹。”英国大诗人迪兰-托马斯自称是故乡“库姆唐金大街上的兰波”。甚至当今美国诗坛泰斗约翰-阿什伯里最近一次(2011年6月)亮相《纽约时报书评》头版,也是因为他重译了少年兰波的诗作。说到金斯堡,他的影响已超出了其发迹地加利福尼亚,即使在受东方文化影响较少的美国东海岸,去年也开始举办“嚎叫诗歌节”。今年2月我在纽约出席了该诗歌节的闭幕式,见识了金斯堡式的疯狂朗诵,观众多于纯粹的朗诵会。拼贴是现代艺术和现代科学的共同特征,也是最显著的特征。但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概括21世纪的中国,我认为应该是“模仿”。我们拿亚洲邻居印度来看,过去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人物 Paban Das Baul(1961-)也是民谣风格,他出生在西孟加拉邦,现在居住在巴黎,他与伦敦出生的印度同胞Sam Mills也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比如专辑Real Sugar。
  
  问:前不久,已故大师博尔赫斯之墓遭智利作家爱德华多·拉巴尔卡便溺一事,引起了阿根廷民众的愤怒,对此拉巴尔卡的解释是, “作为作家,博尔赫斯是个巨人,可作为公民,我一点也不尿他。他都是老头子了,眼睛几乎全瞎,还跑去见当时整天忙着杀人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在《南方的博尔赫斯》里写到,聂鲁达曾不吝溢美之词称赞博尔赫斯,但博尔赫斯却似乎从未提到聂鲁达,后者只比前者小8岁。2002年夏天我途经日内瓦,专程探访了博尔赫斯的墓地。墓的周围一片枯草,空地很多,游人稀少,便溺大概也不太煞风景。而如果是另一座瑞士名城苏黎世,乔伊斯的墓地修剪得十分整洁、美观,那就另当别论了。博尔赫斯去智利领奖的确是他文学生涯的一个污点,那也可能使他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后机会。但就其作品的重要性来说,我认为丝毫不受影响。阿根廷人既然发明了探戈,就表面他们大多不是贵族出身的移民后裔,博尔赫斯本人也担任过独裁统治时期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再考虑到球王马拉多纳的所作所为,博尔赫斯的智利之行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问:您曾经写到,“写作就是预言”。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述几个,您所“预言”的真正成为现实的例子?
  
  答:在《数字和玫瑰》里有一篇游记《地中海日记》,曾在《书城》连载,其中谈到罗马的那沃纳广场,那里有一座贝尼尼的雕塑《四河》,包括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它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首同名九行诗。我说过,这首诗有一天会把我带到诗人的故乡。果然,不久以后我便受邀来到哥伦比亚,并两次到达拉普拉塔河边。那次南美之行让我得以完成《南方的博尔赫斯》,同时修改了毕晓普传记中的巴西一章。事实上,传记初版问世五个月后我就去了巴西,那是女诗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我在此书里曾表达了探访巴西的愿望,没想到那么快就实现了。那次拉丁美洲首届数学家大会在里约召开,我接到组委会邀请并被提供全程旅费。多年以前我在一首诗中写到,“秋天紧接着春天来临”,那时我显然未曾考虑到南北半球的季候差异。   问:您对当下中国诗坛现状满意不?或者,作为一个诗人,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应该需要警惕什么?在您看来,诗有底线吗?
  
  答: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我想1917年前后的变革或选择是十分果敢的,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可能仍然无法与外部世界的同行交流,我们的文明也无法真正迈入现代。不过,诗人和知识分子在获得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读者,他们从内心遵循古老的传统和习俗。过去二十多年来,由于受经济大潮冲击,诗人和诗歌都有些无所适从,逐渐演变、形成了当前所谓的“诗坛现状”。多数诗人游离于民间与官方、自由与权力、个体与小团体之间,有些人在利用手中的话语权,但这并非永久的,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诗歌或许可以无所谓底线,但在当今社会,任何人(尤其是诗人)都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诗歌是一条移动的、变幻的曲线,它分开、同时也连接着诗人与普通大众,他们有些人就在这条曲线的边界上,更多的人与这条曲线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很远的距离。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或警惕的是,诗歌被人读懂(而非读不懂)应是诗歌写作的目的之一。
  
  问:春节过后,您又远渡重洋去纽约和中美洲参加了几个诗歌活动,都是些什么活动呢?我知道法国诗人兰波故乡一家大书店的玻璃窗上写着您的两行诗句,而以色列人将您的10首诗的希伯来译文配上儿童画制作城一套明信片出售。很多中国艺术家希望自己的身份更国际化,那么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作为诗人蔡天新的“国际化”状况吗?西川曾经直呼:“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没有涉过外的诗人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我想您肯定能理解的?借此请您谈谈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诗歌?
  
  答:这次主要是去参加尼加拉瓜诗歌节,这是我相隔十年以后,首次重返拉丁美洲,我重温了西班牙语,发现已经退化了许多。因为需要在美国的某个城市中转,必须申办美国签证,因此我联系了纽约的诗人,没想到他们热情地欢迎,安排了我在曼哈顿的两场个人朗诵会,同时与几位美国诗人联袂举行了一场朗诵会。西川说的那句话我好像看到过,2004年,我们(还有马原)曾一起参加柏林文学节。自从2000年春天我自荐参加了麦德林诗歌节以后,至今已有5大洲25个国际诗歌节和文学节邀请了我,我的诗歌作品也得以被译成20多种语言,其中有5种语言已出版了我的个人诗集。一般来说,每次诗歌节都有安排人手,专门负责出售与会诗人的诗集,我的作品常常是外国诗人中卖得最多的或之一,这对朗诵效果是一个检验。反观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诗人的聚会和活动也愈来愈丰富多彩,吃吃喝喝更胜于欧美各国,因此如果有一天,一位西方诗人来过中国以后撂下一句话,“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幸运了。”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中国诗人也有缺失,其一是与大众的阅读有所脱节,其二是对外交流,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与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日本和韩国诗人也存在,但我认为,中国人的个性更开放,更容易与其他国家的同道结交。问题是要淡定,我发现许多老外(不一定是诗人)原本对我们很友好,但在来中国不久以后就被“宠坏”了。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我们都没有一家基金会持久以恒地鼓励诗人写作或旅行。至于中国诗歌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还依靠唐诗的现代翻译,即阿瑟-慧黎和庞德的译介和鼓吹,可以说影响绝对在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之上。无论在哪个国度,优秀的诗人都读过甚至熟悉李白、杜甫、陶渊明等的诗作。
  
  问:不少人认为布罗茨基之所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随笔集《少于一》为他加了分。那么,从《数字与玫瑰》、《难以企及的人物》、《在耳朵的悬崖上》到《南方的博尔赫斯》、《与伊丽莎白同行》,再到《小回忆》……随笔,这种号称“诗歌以外的语言”为您赢得了什么?
  
  答:不可否认,我的随笔比诗歌拥有更多的中文读者,即使在诗歌圈,情形也没有太多的不同,有位相熟的诗人在酒后把它归因于我的交游方式,而与我的诗歌质地无关。我个人欣慰的是,我的诗歌写作一直未有减弱。我甚至以为,如果不是目前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声誉受损,我的诗歌应该与随笔一样有足够多的中文读者。说到随笔,我并未赢得过任何褒奖,你提到的这些书也没有一本进入畅销行列,但的确每一本都与诗歌有关,通过这些随笔,更多读者读到并理解了我的诗歌。这在另一方面也确保我写作的稳定,假如将来有一本走红了,其他的书也会跟着沾光。我认识的不少诗人都同意,诗歌的鉴定有时是费力和盲目的,而随笔往往一目了然,几行字就可以分出高下,有些聪明的诗人干脆就不写其他文字。另一方面,在汉语以外的世界,除了韩国出过我一本厚厚的随笔集,我的影响主要通过诗歌,包括出游机会的获得。除了少数长期旅居海外的诗人(比如北岛、杨炼)以外,我的译介可能是最多的或较多的,并且这些译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诗人。我有些担心,大多数中国诗人的译者(比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是同一个自信的外国学者。
  
  生活与梦想
  
  问:在中国诗人中,闻一多14岁考上清华大学,海子15岁考上北大,您15岁也考进了大学。应该说这背后一定有一套可以复制甚至推而广之的教育模式,能分享一下您的家族育才经验不?也就是说,在您15岁的时候,您的父母利用什么办法将您成功地送进了大学?
  
  答:由于运气和文革时期的特殊性,学制的缩短和乡村入学年龄的不受限制,我得以在14岁高中毕业。那一年是1977年,本来我已金榜题名,却因为政审未通过而推迟半年上大学。虽然我的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但几乎从没有教导过我(参见《小回忆》),我是随只读过四年小学的母亲长大的,因此不存在你说的成功教育模式,否则的话我会首先应用于自己的孪生女儿。不过,家族中有一个好的榜样,有时确实是能够激励后代的。
  
  问:数学家吴文俊说过:“生活无时不刻不在数学中运转”,那么数学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除了利用数学做金融交易外,还用来做什么,买过彩票吗?
  
  答:我还没有买过一张彩票,也没有做过股票、基金或期货。数学扮演的角色的确很多,比如,它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南美洲,由于数学教育或理性的落伍、匮乏,社会稳定和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即使赢得奥运会和世界杯主办权的巴西,情况也是如此。
  
  问:如果抛开您的学术外衣,有时候我感觉您就是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人物,喝可乐、咖啡、啤酒,听歌剧、古典,看西部片、欧美小说,用我们熟悉的家用电器,或不停地旅行,乘公共交通、或步行,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都市,我想这不是您生活中的全部吧?
  
  答:这个感觉怕是有误,虽然多数时尚媒体采访过我,但我却不是时尚中人,我用的手机、电脑、汽车功能都是最简单、最普通的。据说目前中国已有近四亿手机用户开通手机上网,我却不属于四亿之列。事实上,我毕生喜爱的两样东西——数学和诗歌可谓门庭冷落,只有旅行忽然变得热门了,而我之所以能去那么多地方,是因为童年太过孤独,且到过的地方实在太少。
  
  问:您会不会希望自己有很多的读者?截止6月23日上午10:30分,我发现您新浪微博的粉丝值已经达到53770个(腾讯微博的粉丝则有210多万)……您是如何做到与您的粉丝“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答:我相信,每位作家和博客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读者。多年以来,我一直遵守“三不原则”,即不入作协、不上论坛、不写博客。四年前最后一条破戒了,且从博客一路写到微博。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一般先泡一杯茶,一边喝一边上网,看过信箱和国内外要闻(往往是体育新闻居多)之后,便到固定的某家外国网站浏览并下载过去一天世界各地的有趣图像,闲时写上几个字贴在微博上,这些地方多数是我去过的。当然,我自己也有许多照片,但通常不大舍得拿出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无图不发微博。
  
  问:知识有时候也很无用,这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精神困境。比方说,读了很多书,您是不是觉得有时候会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沉思,或巨大的空洞感?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答:书本只是一个缩小的世界,它的功能有时候与一滴水是一样的(布莱克语),所以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才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高到人生的境界。为了填补你说的空洞感,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来,宗教、艺术、诗歌、科学,还有爱情、亲情、友情、美的胴体,前几天我路过布朗大学的一座建筑物,上面写着 love is as strong as death.。当空洞最终无法填补时,还有死亡这个最高的境界和手段。
  
  问: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周围环境吧。再谈谈2011年有什么旅行或写作打算。
  
  答: 我发现在中国,每个诗人周围都围绕着许多需要诗歌、艺术的人,但他们却拒绝这些东西。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每次讲座高潮都是朗诵自己的诗歌,无论大学还是社会、国内还是国外。2010年岁末,我和几个朋友聚餐,其中一个已入美国籍。我和他开玩笑说,美国属于文化欠发达地区,我已经12年没去美国了,但欧洲方面几乎每年都有邀请。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两次到访美国。第一次是去纽约,在曼哈顿做了两场个人朗诵会。第二次是去布朗大学,参加一个泛文化交流活动。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法语联盟将邀请我到中国六座城市做巡回讲座,分别是北京、大连、西安、成都、重庆和杭州,不过最远的旅程是8月的青海湖诗歌节,今年的一个主题是译诗。书籍方面有三本游记要出来,其中《飞行》几年前出过台湾繁体字版,还有两本都与欧洲有关——《欧洲人文地图》和《剑桥游学记》。另外,我在缓慢地写一本《数之书》。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