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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 重审“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

2020-07-29 10:33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作者:邓晓芒 阅读

作者简介: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16年第20161期

内容提要: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问题“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只在表面上得到了思考,然后就进入一个对西方最新思潮“追新赶后”的时期,直到本世纪,这一问题才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在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做整体性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三大优势,即在康德哲学方面: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本主义的伦理视角、保守主义的超验理想;在黑格尔哲学方面: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现实感、作为自由逻辑的三统一辩证法、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人类精神的内在发展的全面洞察。他们各自的优势就是对方的劣势,可以形成互补,而且不论从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需要而言,我们今天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The famous question "Who do we need,Kant or Hegel?",which was raised by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1980s,hadn't been answered adequately at that time.After a long period of chasing all kinds of current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ends,we find that this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yet even at the present age.By comparing Kant's and Hegel's philosophical system as a whole,we can identify three great advantages in either of them.In Kant's philosophy,the enormous inclusiveness or openness,a humanist ethical perspective and a conservative-transcendent idealism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While the sense of reality based on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the dialectics (which signifies the unity of ontology,logic and history) as logic of freedom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sight into the inner development of human spirit from a broad cultural perspective,are the distinct traits of Hegel's philosophy.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Kant's advantages correspond to Hegel's disadvantages and vice versa.Th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If my arguments above are true,then the proper answer to the famous question is that we need both Kant and Hegel.Both Kant's and Hegel'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ul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关 键 词:康德/黑格尔/理性/思辨Kant/Hegel/reason/empirical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12&ZD126)

在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超过60岁以上的人大概还会记得,当初国门大开的年代那一场关于“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大讨论。那是1981年,适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主题。之所以提出这一主题是有原因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基本上只看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直接相关性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康德则一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通常是将他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作为反面教材和攻击的靶子,无暇顾及对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客观细致的探讨。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经厌倦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连带也累及多年来的“显学”黑格尔哲学。这个口号式的主题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是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而将关注点转移到康德哲学上来。其实这个主题在前一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上已经涉及,其会议的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篇就是李泽厚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雄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其中的一段话最贴切地表达了当时的学界为什么会开始热衷于康德的思想。

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他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等同也不能穷尽哲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或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行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这种唯智主义在现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像存在主义即使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却仍无害其为哲学。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内容、深度和丰富性?生存、死亡、烦恼、孤独、恐惧,等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却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们具有的现实性比认识论在特定条件下更为深刻,它们更直接地接触了人的现实存在[1]8,9。

当然,李泽厚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康德就解决了或者谈到了存在主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说康德为讨论这些问题网开一面,留下了余地。当康德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2]时,这里的“信仰”(glaube)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信念”。然而,康德虽然已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如确立起人的道德上的“尊严”),但还是在极其抽象空洞的意义上的涉及,在这方面,甚至黑格尔都比他做得更多,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也大都从黑格尔出发,谈到康德时都是作为陪衬。康德只是从限制理论理性和科学知识方面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已,即使是他的“审美判断力”,也并不具有存在主义的含义。由此看来,靠康德哲学来建立“主体性论纲”是不成功的,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思想热点在转向主体性,即转向叔本华、尼采和存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时候,早已经把康德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那两次全国性的大会之后,学术界所走的路却恰好是既不“要康德”,也不“要黑格尔”,人们认为那都是老掉牙的、过时了的东西,谁还在研究这些老古董,就会被人讥为“古典气息太浓了”。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界一直都在“追新赶后”,义无反顾地奋力追赶西方哲学的最新动向。直到进入本世纪,人们才突然发现,西方学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提供出来,让翘首以待的中国学者一饱眼福了,他们居然又回到了早已被中国学界抛弃了的黑格尔!这不免让紧跟西方最新思潮的中国学术界一下子乱了阵脚,那些一直在引领中国学术潮流的学界大腕们,现在有的去恶补希腊文和拉丁文,崇尚“古典学”和“博雅教育”,有的转向自己历来不怎么看好的“国学”,有的干脆不搞哲学了,搞政治学,反正不再回到黑格尔。但由于多年疏远和拒斥“古典气息”,他们的“古典学”搞得很不像样子,回过头来搞黑格尔,他们又不具备功底,这不是一两天补得起来的。思来想去,还是搞“国学”最省事,用最时髦的西方哲学术语装点中国传统的范畴,对内可以唬住那些不懂外语的冬烘老朽,对外又可以镇住那些不懂汉语的西方大孩子,现在他们才是国际学术界所要追赶的“最新思潮”和“后后现代”!一种“中国特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笔者以为,一个康德,一个黑格尔,是中国当代学术跨不过去的坎。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费希特、谢林等人,但最重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费尔巴哈尽管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但他的思维方式是非思辨的,严格说来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属于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的过渡。但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又摆在了面前:在两者之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具有当年那种情绪化的偏向,而是需要进行一番冷静的客观评价,即康德和黑格尔对我们今天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各自具有哪些优势和软肋?

先看看康德。众所周知,康德历来被看做一个“蓄水池”,以往的哲学都流向康德,从康德又流出后来的哲学(安倍能成)。在西方哲学界,康德的地位不像黑格尔那样大起大落,而是两百年来从未动摇过。之所以如此,必有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原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体现出康德哲学的三大优势。

首先,康德哲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当代只有胡塞尔现象学可以与之相比,而胡塞尔现象学恰好来自康德,继承了康德的“先验的”,也就是普遍的理性精神。一般说来,真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本身就是理性精神,这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是理性的动物,由此也可以说人是具有最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动物,他不但可以超越自己的肉体本能和感性需要,而且甚至可以超越人类本身而向上帝或彼岸敞开怀抱,因为他的理性可以使任何有限的东西无限化、普遍化、原则化,并从这个原则的高度来支配和分析一切有限的东西。在康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极有限的东西是被完全否定和抹杀了的,他只不过是从先验的法规出发,将这些东西各自放置在它们合理的位置上,限定了它们各自的边界而已。实在没法放置的,他也为之留出了空位,比如对“知性直观”的设定,尽管他认定人类不可能有知性直观,但却并不排除上帝或天使或许会具备这种直观。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黑格尔所继承,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所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是被完全否定了的,被否定的只是这些哲学的绝对性,也就是它们在每个时代所占据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但作为后来的哲学中的某个适当位置上的环节,这些哲学全都保留在哲学体系的整体中,起着它们应有的作用。但由于黑格尔不承认有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此使他的包容性受到了某种限制,他的理性是排斥感性、排斥不可言说的“意谓”的,他的怀疑(这被看做消极的理性环节)是最终被扬弃了的,在他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存而不论”的东西。因此,如果完全相信黑格尔的话,那么黑格尔以后的人就什么也不用于了,甚至都不用活了,只需按照他已经制定的程序去做就行了。这就是黑格尔的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哪怕所有的哲学都在他的哲学中,但所有的哲学都只能由他来解释,不能有别的解释。相反,康德的开放性则包含一种真正的宽容,从康德出发,你的创造性或者突发奇想不会受到限制,你的怀疑不会得到终极的解决,而会成为突出重围的动力。正因为康德没有包打天下,而只交给了你一种普遍的法则,并且没有排除还可能有其他合理的法则,你就可以凭借这种法则来寻求和开拓自己新的领地,同时又还使这一领地继续保有普遍性,而不只是神秘莫测和过眼烟云。

其次,康德哲学的确又是直指人心的,即他是立足于人的知、意、情三种心灵能力来建构自己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因此他明确把自己的全部哲学称之为“人类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他关注人类的“主体性”也未尝不可,虽然由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二分,这种主体性在他那里并没有真正完整地挺立起来。但毕竟,康德在理论理性方面的“哥白尼式革命”使“人为自然立法”的思维模式取代了传统“反映论”模式,为自然科学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观提供了哲学上更为合适的图型;而在伦理学方面的“人为自己立法”(意志自律)则为后世资本主义的法权社会和人本主义的道德原则建立起了普遍的形而上学基点。特别是后一方面,在今天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式微、传统道德伦常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如同性恋问题),康德的道德原理几乎是惟一可以出来救场的理论资源,而且这一原理似乎并不与传统基督教道德直接冲突,在康德的富有睿智的处理下,它居然像是两千年来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底下所隐藏的真正核心和精髓。而由此所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有关世界“永久和平”的未来理想,竟然在当今的欧盟政治实体的局部实验上得到了辉煌的体现。康德的哲学的确是适合于人性的哲学,这不仅是指它高度发扬了人性中高尚的、神圣的、合理的一面,而且也表现在它承认并容纳了人性中的一切恶劣的、卑下的甚至是有罪的和疯狂的性状(读读《实用人类学》),并为这种性状指出了一条不断自我克服而走向自由的、充满现实感的艰难历程。相比之下,黑格尔所鼓吹的人性本恶只有依靠世界历史中的上帝之手才能把人类引向自由意志的提升,在这种眼光之下,人类自身的良知和道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笑话,只有国家之间的战争才能搅动起人性这一潭腐臭的死水;他的法哲学原理整个是一套永恒静止的设计,并不具有把人提升到道德完善的内在机制和最终目的。他看重的不是人的道德完善,而是上帝的完善,人类的道德只是上帝实施自己的“理性狡计”的工具而已。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黑格尔所做的贡献也乏善可陈,他过于热衷于到牛顿物理学中去挖掘内在的神秘主义的精神意味,从“自然哲学”的眼光来看固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在自然科学本身的进展上却很容易闹出笑话(如色彩理论)。

第三,康德哲学的保守性使人类的理想主义不因过激的行动而丧失信用,而是超然于现实生活的功利性评价之上,并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不断努力的目标和永恒的批判性标准。这一点历来被作为康德哲学的“软弱性”而遭到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还真是只有康德的人性理想没有因为在现实中遭到失败或扭曲变质而破灭,他的“目的王国”是植根于人性深处、虽然永远无法实现却时刻激励人们去接近的理念目标。他反对以暴力抗恶初看起来似乎极其窝囊,他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仅限于思想和言论范围也显得十分无力,但从历史发展的长远来看却不失为一种大智慧,因为他立足于人都是有理性的、人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这一不可动摇的终极信念。在他看来,只要通过不断地启蒙而把人类的这一点灵明开发出来,人类历史本身就会缓慢而曲折地展示出它自己向前进步的方向。所以他的这一信念虽然是超历史超现实的,但的确合乎东西方人类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大趋势,即人类总是要从野蛮逐步上升到更加文明。对历史的这种预测经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而证明了康德的远见,而且在康德以后,人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目前还面临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和核威胁,包括共产主义在当今世界所遇到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一个康德式的人性理想所带给人类的未来希望。人类不能没有理想,而在今天,一个历经沧桑而仍然怀抱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从康德那里能够得到最坚定的支持。这是一副对人类邪恶经验的解毒剂,是在一个堕落的、日益功利化和实用主义的社会中保持人性的纯真向上的希望之星。在这方面,黑格尔显然就要世俗得多,他对人性从恶向善的努力总是抱着一种看险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自以为从中看出的只不过是上帝的“理性的狡计”。在他的历史观中是没有道德的评价标准的,眼光固然老辣而透彻,但对具体的人是冰凉冷漠的,毫无希望的。他更加欣赏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拿破仑式的野心勃勃,历史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不过是上帝在国家形态上的体现。黑格尔的理性是一个在现实中必定有所作为的上帝的理性,这既有它的积极意义甚至“革命”意义①,同时也有它的局限:它也许会促使人们像服从上帝那样服从“理性”、“规律”和必然性给自己规定的宿命。康德的理性却是一个虽然植根于人性本质之中、却由于人的感性限制永远也无法完全实现的原则,因而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选择并不受到命运的束缚,而在现实中起着更带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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