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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

2020-01-03 09:0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今年(2015年),我到北大整整六十年了。我是1955年入的北大,到今年整整六十年。我们是北大第一届的五年制学生,1960年毕业,然后留校任教,到今年正好是五十五年的教龄。最近,我老在讲“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过去我老讲“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特质,哪来人文精神?

我们讲某一个特质一定是跟别的东西来比较,否则谈不上特质。所以,这里要跟西方的文化比较,跟人们比较关注的文化比较。我们大家现在关注的是科技文化,“科学”这个概念成为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名词。我们现在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人们不自觉地会说,你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你这个说法科学吗?等等。但是没有人问,你这个说法合乎人文吗?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使然。我们现在常常讲,这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所以人们潜意识里就会问问你这科学不科学。可是我要问一下大家,你的脑袋里的这个“科学”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点偏颇,现在很多问题恐怕也出在这里面。

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比较鲜明的人文色彩。那么,“人文”这个概念说得清楚吗?我想这是说得清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概念。很早以前,《周易·贲卦》的彖传里面就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四时变化,以察四时,春夏秋冬;文明以止,用文的方法、文明的方法来止。文明,就是礼乐教化。所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概括成“人文化成”。人文化成,就是通过礼乐的教化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社会的风俗。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学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不断地提升自我,提升自我的文化素养;对社会来讲是什么呢?化民成俗。那么,怎么来化民成俗?用“人文”。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的特质。

我过去看过,最近偶然又看到我们近代有一位学者黄侃说过的话。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他在探讨学问的时候说了很多很精彩的话。比如,他说:“所谓博学者,为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什么叫博学?博学不是我记住很多的东西,而是我明白事理多。又如,他说:“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很多学问做得不可思议,而不是平易近人。他讲的一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人类的一切学问,不是指哪一个专门的学问。大家知道这“三德”是从哪儿来的?——《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到“六府三事”。“六府”——水火木金土谷,我们讲的“五行”也是从《尚书》里来的。“谷”字对人们的生活最直接,所以《尚书》里面特意加了一个“谷”。“谷”就是收藏的意思。三德,我想黄侃用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三德,不一定是《大禹谟》里面原先的“三德”含义。原先《大禹谟》里面“三德”的含义,历来的注释者,包括郑玄、孔颖达,都把这“三德”归到领导者身上去,或者说,统治者身上去。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首先要有德行,自己要有德行,以德为政,政在养民。在今天来讲,对于官员的教育,这段话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领导者,首先要正德,而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是养民。后面的利用和厚生,都是对老百姓来讲的。“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养民,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不要苛征暴敛。所以,正德、利用、厚生,原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但是我看黄侃说“人类一切学问”,显然不是刚才那个意思。我看到黄侃的发挥:我们做一切学问,首先是要对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所提升,正德。也就是儒家后来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美其身也,也就是正德。所以,一切学问,都要让它对于提升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意义,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利用。这也不光是“利民之用”的意思,还有将这些学问运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的意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付诸实践。利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这是我的一个发挥。因为我想黄侃也不是按照《大禹谟》历代的解释,而是从学问来讲,这个学问要能够利用。

第三,厚生。这些学问都要有益于民生。“民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不仅仅是民生这个问题,也是每个人身体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把卫生部称为“厚生省”。“厚生”的概念在《吕氏春秋》里也有,是放在养生里面来讲。但是我们厚生一定要有度,没有度的话反而会害了自己,所以叫做“毋以厚生而害生”。厚生,一个是要对我们民生有利,一个是对养生也要有利。

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要以这三个“德”作为纲领来指导我们,这就是一种人文的思考:不是仅把它当作一个外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物质世界。任何的物质世界有了人,它就跟我们人发生了关系,我们对于外在物质世界的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我们人。说到底,我们一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人,我们研究它干什么?既然都是为了人,我想这三句话就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条,正德。我们文化的人文特质,在这三个德里面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是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完全对象化的东西,而是跟我们人密切相关的,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根本的品德、品质。

我们可以从中去思考: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既然都是人类,就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在这儿是通过比较来讲,我们的文化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们有的他们没有,也不是说他们有的我们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家的侧重点、入手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就会形成不同的传统。比如说,我们跟印度的文化也有很多的不同,印度文化里面关于生命的认识,就跟我们很不一样。

印度文化是一种轮回的生命观,就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不断更替。生命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生命之后,这个生命就不断地在轮转,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再来一期生命,但都是个体的。而在中国文化中间,生命是群体的。个体的生命,有始就有终。生命的延续是靠下一代来延续的。佛教尽管诞生在印度文化环境中间,但它并不是说生命的轮转、命运的变化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完全由个人来决定的,自己造什么样的业,就会得什么样的报,因果业报。但由于它是在印度文化中产生的,所以它的重点是讲个体生命的因果业报,特别当讲到三世因果的时候,就是我前一辈如何,我这一辈如何,我下一辈如何,都是一种个体的“报应”。

可是,中国的生命观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生命观,生命是一代代相续的。“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子女都是父母的遗体,父母的生命都是在子女身上延续的,所以,报应可以报在子女身上去。中国人的因果报应,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代代之间的因果报应。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不要给子女造下业,让他们将来受罪,不要做断子绝孙的事。所以,佛教进来以后就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佛教反对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神造万物、神造人这样一种观念,采用“缘起”的理论来讲万物的生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缘起的。我们表面上看,跟中国自然生万物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佛教这个缘起理论传到中国以后,跟中国的道法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因为缘起理论比较强调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有这样的因就必然有这样的果,就是佛教讲的自作自受。你造了这样的业,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报,所以非常重视因果之间这样一种必然联系。

中国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自然生成,它的着重点在什么地方?着重点在强调偶然性,因果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在座研究佛教的都知道,南北朝时期就争论到这个问题。范缜讲,一棵树上开了那么多花,一阵风一刮,把这些花都刮落了。可是这些花掉的地方不是一个,有的花掉到厕所里面去,有的花掉到美女闺房的床单上面,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中国文化的因果强调偶然。缘起论的必然性与中国自然观的偶然性冲突不休。佛教不相信、排斥中国道家的观点,中国的道家也排斥佛教的缘起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神会那儿,他还不承认道家的自然生万物的观点,还没有完全协调,但是后来终于协调了。

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因果报应,一个必然与偶然和自然生万物的观念,经过了结合以后,中国文化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是我们后来既承认了个体的因果业报,又承认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因果业报。从这点上来讲,我想中国人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印度人不需要为子女考虑报应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为子女考虑,可能到今天也还是抹不掉,事实上也是如此。过去讲株连九族,难道我们今天犯了罪以后不联系九族吗?一样啊,子孙后代照样受到影响,至少在名声上面不好过,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又要为自己负责。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为个人负责的理念,只不过它更重视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不是那么突出,更突出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缘起论,中国人后来也接受了。所以,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起来了,不是片面地讲必然性,也不是片面地讲偶然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哲学上讲,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出来的,一切的偶然都可以追溯到必然。这两者又不是那么的清晰,偶然可以追溯到必然的原因,不一定能追清楚,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一切必然又通过偶然来体现。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想不明白,既然必然就一定是必然,中国历来讲好人活不长,恶人活千年,老是对此想不明白。如果搞清楚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佛教里的必然,从根本上讲,跟印度文化是脱不了关系的。印度文化中很多思考问题的方法跟欧洲有相当接近的地方,跟欧洲理性的必然类似。但理性讲逻辑推理,强调必然性,认为通过归纳以后就得到一个必然的关系,再通过演绎推到其他一切中去。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以偏概全,再归纳也不是全部的归纳,一旦做了全部的归纳以后,一定有不同,归纳的一定相同。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现在欧洲人对轮回非常感兴趣,老在研究轮回,讨论有没有前世来生,拍了很多视频,科学家做实验,证明有这个前生的问题。他们总共做了四千人的例子,很多了。但是四千人占整个人类的多少比例呢?四千人就能说明全世界七十亿人吗?

现在我们讲创新,讲什么创新呢?理论创新。科学理论日新月异。科学理论为什么要日新月异,要创新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总是以偏概全,在这一边建立的理论到另一边就不行了。科学理论都是在假设的公理、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一个不用证明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如果这个不用证明的前提发生了问题,整个理论就站不住了。科学理论的日新月异恰恰说明了它的不完备、不全面,可是现在提倡的就是理论创新,好像今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一个创新,明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又是一个创新。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后,就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不是讲理论的创新,而是重视实践的创新,这可以跟西方的文化相对照。我们看问题是全面地看,是很模糊,不像局部的分析很清楚,但是全面的理论可以管一切,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我们是在实践上不断的创新,而不是今天提出一个奇怪的理论,明天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我们经常讲,整个的宇宙万物是道通为一的。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是从这条道路走出来的。过去对道和德的解释是讲得很清楚的,“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德者,得也,天地万物所各具也。”道就是路,天地万物都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是天地万物从这条道路走出来以后所各自具有的本性,德行就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德行如何,那个人德行如何,就是讲这个人的本性如何,那个人的本性如何。“道德”两字讲得很清楚,道是万物共同走出来的道路,德是每个事物各自具有的本性,这就叫道德。所以道是一条路,道通万物,世界是一个理,然后分成各个事。华严宗讲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学家依据这个提出了“理一分殊”,也是讲的一理而分殊万物,一理贯穿于万物。本来世界之理是一个,现在要分成这个分成那个,今天用在这个可以,明天用到那个不行了,就再来一套。苏轼跟蔡襄讨论书法的时候就讲到,“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万物都是一个理,当我们掌握了它的道理,用到哪里都可以。接着又讲了惊人的话:“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懂得医的道理,那是全科大夫,懂得画理的人,不管什么都能画。所以苏轼讲,书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你说专长一体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写这个体不能写那个体,那是不行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物都是一理,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把它运用好了,用到哪儿都是好的,不需要一天到晚都提新的。

说中国没有科学思想,简直是不懂中国文化。中国的科学思想是什么?其实既简单又深刻,一切都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不要说它模糊,很清楚。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观察自然界的万物,怎么会发生地震?阳迫在那里出不来,一出来就地震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现象,我们现在讲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是什么?就是阴阳不平衡。政府有那么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有生克的关系,有的部门之间是互相推动的,有的部门之间是相互监督制约的,一旦搞乱了,相生的变成相克的,相克的变成相生的,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人体里面的五脏六腑也是阴阳五行的关系,这在中医里面是最普遍的。一理是可以运用到所有的方面,就看你怎么去运用,但是现在人们老想着理论创新,而不去想实践上的创新。

为什么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呢?这跟我们整体的思维方式有关系,西方文化重视更多的是理性的智慧,中国文化更重视直觉的智慧。过去我们总是以理性的智慧去否定直觉的智慧,认为直觉是不可靠、模糊的,不可能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现在一切都要以数据来办事,所以对理性的智慧推崇备至,这也是科学的源头,科学就是人类理性智慧的成果。其实,直觉智慧同样也是科学的,科学不仅要运用到理性智慧上,也应该用在直觉智慧上。有的时候理性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直觉是错误的,但也有正确的时候,而且在很多时候可能更正确。女同志的直觉也是最正确的,她的敏感性也是男同志比不上的,但也要分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直觉思维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很多就是用直觉思维,用最简洁的语言让每个人都认同,不是用很复杂的逻辑推理、一大推的演绎让你来认识,没有必要的。很多东西直接用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了,何必还要弄得那么复杂,用量化的统计?我老用董仲舒的例子,他讲四时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冬至日是阳消到了极点,阴长到了极点,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冬至一过,阳一天天往上涨,阴一天天往下降,白天一天天加长,黑夜一天天下降。到了春分,阴阳平衡了,白天黑夜一样长了。春分一过,阳继续往上涨,阴继续往下消,阳涨到极点,阴消到极点,就到夏至了,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夏至一过,一阴复始,物极必反,阴就开始涨,阳又开始消,又到了阴阳平衡的秋分。阳再继续消,阴再继续涨,又到了冬至。这是很直观的,需要细致的推论吗?不需要,我们明白这个就行了。用白天黑夜一比较,用阴阳观念一诠释,全知道了。可是现代人对此不认同,一定要给出个数据,太阳到了什么位置,我才能信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需要清楚,我们就给它清楚;需要糊涂,我们就给它糊涂,没有必要事事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不要看不起模糊,中国文化是模糊中有精确。我经常用中药来做比喻,药方看起来简单,但什么药产在什么地方,同样是贝母,是长在浙江还是四川啊?浙贝和川贝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采摘最好?是刚冒出来还是完全绽开了?什么时候采摘是很讲究的,早晨采摘、中午采摘、晚上采摘、半夜采摘,那都不同的。炮制更不用说了,是晒干的、烘干的、烤干的,药性都不一样的,这又是非常精确的。看病更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我们对直觉的智慧关注得还不够,把科学只看作是理性的结果。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已经不是按照自己的直觉,而是依靠数据去活。我老是强调,人要为感觉活着,不要为数据活着。昨天我去碧岩泉,碰到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她说自己五年前被所有的医院踢出去,都说她的病治不好了,是子宫癌,医院都不治,她也没办法。她怎么办呢?她就去做义工,在碧岩泉那一带打扫卫生,五年下来再去检查,癌没了。是医院误诊,还是癌没了?这不好说。如果她当时做手术,就麻烦了,很可能人早就没了。个体的差异性很大,如果采用一个标准,问题可能很多。从这些小问题去看,就可以找到思维方法的不同。我们直觉的智慧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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