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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

2018-01-12 09:07 来源:书屋 作者:戴锦华 阅读

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

编者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西方理论在中国开始了新的社会实践之旅,欧美历史与国内现实语境的错位与缺席,使得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的相遇十分坎坷。本文作者戴锦华带我们回溯了波伏瓦及女性主义进入中国的源始。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与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显影,事实上呈现在一个社会现实语境的多重错位之中。在当时特定的文化景观下,波伏瓦作为以萨特为主导的“伟大的情侣”角色之一进入建构中的新主流文化视野,同时因对女性主义译介和话语形态表述的错位,导致理论的误读与思想资源的浪费,这一系列理论实践的结果成就了波伏瓦与女性主义在1988年的勃兴。波伏瓦无疑已在一次漫长而曲折的理论旅行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在不断更新的历史环境下,要求着一个新的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一个更为广阔而积极的社会实践。

2018年1月9日是波伏瓦诞辰110周年,文艺批评特推出戴锦华老师的文章,以作纪念!

可以十分清晰地记得,我最早接触到西蒙娜·波伏瓦和她的《第二性》,是在1979年的某个时候。

最初读到的是台湾版的《第二性》的第二卷:关于文学的部分,仍可以忆起阅读时所感到的震动和亲和。曾经读过并深深地浸淫其间的欧美男性文学大师的名著,第一次在我面前显影出性别书写的面向,而那天才也是痛切的窥破:“女人不是天生而成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初次读到时,有某种内心深处的惊心动魄之感。它准确地呼应并破解着我在成长年代深深的困惑:尽管生逢“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尽管少女时代的心路写满了英雄、女英雄之梦,但青春岁月的生命,却屡屡撞痛在无形却依然强大的性别规定与性别秩序之上。于是,在生为女人、“做女人”等令人困惑的心路与身路间深感彷徨。可以说,凭借《第二性》,我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贴近了那时尚不知其名为“女性主义”的表述,而且也似乎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于我,不再是一种“理论”,尽管它早已和“语言学转型”之后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博大艰深,而是一种与我的人生体验彼此渗透、融合的“自我表达”。

时至今日,我已经记不清那本《第二性》的来路——可以肯定的是,书并非来自书店、图书馆等“正常渠道”,只记得书已经破旧,似乎已被无数人传阅——这在当时并非特例,而是“文革”年代的余韵:一本书,尤其是西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译本,常常拥有无数读者;“文革”岁月中,一本书一经借出,便大多黄鹤杳然,那书自此踏上了它奇妙的“奥德赛”,将经过无数人的手并被阅读。来自高层的“内参书”或来自港台的译本与海外中国学著作尤其如此,那些书大都在它的漫长漂流中渐次残破。想来可笑,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时是这些残破不全的译本们,为人们提供着思想资源,并酿造着潜行中的文化潮流和运动。而八十年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和文化潮汐,所“依据”的不如说作为某种“借口”或“引子”的,仍大多是某些西方理论、海外华人著作的“断篇残简”、或“道听途说”。作如是说,固然是指经过三十余年的拒绝与隔绝之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对二十世纪欧美理论的介绍尽管来势凶猛,但远非系统而有序;而且由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力量,以及当代中国历史与欧美历史间的错位,使得类似理论的中国传播,大多悬浮、游离于其产生的历史、社会语境与思想和学院脉络之外。欧美历史与现实语境的错位与缺席,使这些作为中国现实的、抗衡性的思想资源的介入,具有了某种“绝对真理”的面目和价值。同时,为彼时彼地的人们所难于意识到的一个文化事实是,正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庞大而有效的理论(其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翻译介绍与出版机构,“喂养”了当代中国几代凭借译本而非通过原文、原作而触及并进入欧美思想、文化、文学史的巨大的读者群落。于是,作为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欧美理论与作品涌入,不仅经过了“专业”外语、翻译人员的先期与不无偶然性的选择,而且由于冷战格局所建构的社会主义中国与欧美战后历史的现实错位及潜在而多元文化冲突,对诸多欧美理论的引入,大都经过了少数专业外语人员的曲折或变形式的转译与片片段段的引述。

毫无疑问,波伏瓦和《第二性》“抵达”中国,意味着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之先声的到来,而且这“半部红楼”,无疑以今日难于想象的力度,介入并助推了中国女性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形成与潮汐涨落。但不无荒诞的是,波伏瓦的先期到达与持续风靡,却并非女性主义之功,而是搭乘着存在主义,准确地说是搭乘着萨特这只大船登岸的。事实上,伴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与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成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标识之一的是“突然”迸发的外国哲学、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热。尽管在这一出版的热潮中,占绝大多数的,仍是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欧美哲学、文学作品的翻译、增补、再版与重印,但作为笔者曾称之为“中国再度遭遇(欧美)世界”之历史情境的一部分,是二十世纪欧美理论与文学文本的浮出水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所谓“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存在主义哲学与萨特,便是伴随着中国文化这一特定的“班次”而“抵达”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萨特与存在主义哲学率先在经由大学校园的流行和传播,成为欧美哲学文化思潮冲击并裂解当代中国文化的第一浪(在文化表象的层面上,它更多地呈现为席卷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间或涌上地面的暗河之一),而且作为六十年代中国文化的特例与个案之一,萨特是凤毛麟角地通过主流文化系统获得翻译介绍的二十世纪、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因此,以萨特指称并标识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进入,不仅被直接用作现实抗衡的思想资源,而且事实上成为连接其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文化断裂的“浮桥”之一。

作为彼时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是文学所呈现的空前繁荣与文学成为超级载体的事实。一度,“文学”是社会政治抗议手段,是新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与建构者,是最为流行的文化形态。因此,除了其他远为繁复而深刻的社会思想原因,存在主义之为二十世纪欧美哲学、思想冲击中国的第一浪,正是由于萨特(西蒙娜·波伏瓦)之为“现代派”文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身份(其拒领文学奖的“美谈”,被剥去了六十年代的欧洲历史脉络,只用于增加萨特的“人格”高度)。首先获得大量翻译介绍的,正是萨特/波伏瓦的文学作品。于是,作为贯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并在九十年代余音袅袅的存在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入、甚或风靡中国的“顺序”,依次为:萨特/西蒙娜·波伏瓦、加缪、里尔克、海德格(作为最为持续而影响甚巨的一位)、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因此,尽管西蒙娜·波伏瓦的进入,事实上伴随着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于中国的再度命名;但不无反讽的是,她却更多地作为萨特的“终身伴侣”、“伟人之妻”(除了“法语界”、法国文学的专业研究者,最早的关于萨特的介绍材料中,波伏瓦确乎被称为“萨特的妻子”)〔1〕,一个“伟大的男人身后的女人”,而进入建构中的新主流文化视野。尽管波伏瓦的作品同样以相当规模在彼时极为风行的外国文学期刊、杂志上获得翻译介绍,但相对于萨特所引发的狂热、流行与激烈论争,西蒙娜·波伏瓦所显现的,只是某种“红袖添香”的风雅逸事的味道。如果说,波伏瓦曾由于其为女人、为“妻子”的身份,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新主流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在某种“重写性别秩序”的文化潜流中,显现为某种次要、陪衬的元素;那么以其文学创作为先声和楔子,萨特的哲学论文、著作的大量翻译介绍,则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某种“十九世纪”的知识谱系与文化格局中,使得波伏瓦作为低于哲学家“等级”的文学家,而再度屈居次等。

仿佛是对波伏瓦之“第二性”论述的一阕不无讽刺意味的印证和回声,波伏瓦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主流的“精英”思想、文化界,其命名的过程同时呈现为匿名。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为人们津津乐道、反复讲述并译介的,是萨特、波伏瓦这对“伟大的情侣”的“不朽爱情”与“终生不渝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伟大的情侣”,几乎成了八十年代精英知识界的“神话”之一,而同样由于中国知识界对欧美文化的“知识”,始终以专业外语人员为中介,间或由于某种心照不宣的“为尊者讳”的传统,同时由于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某种“反道德的道德主义”文化氛围,笔者看来,无疑亦由于某种性别秩序的表述与诉求,关于萨特与众多青年女子的纠葛、波伏瓦在其间的微妙角色;那些成功或失败的“三人行”,波伏瓦生命中的“第三者”,直到九十年代末年方始迟到地被中国知识界所获知〔2〕。但此时,不论作为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哲学或文学,或波伏瓦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意味,都已于中国文化的主要景观中“淡出”;类似出版物,不仅已无法“诋毁”或置换那则既成的爱情与忠诚的“神话”(作为那一神话重述的出版物的数量和规模仍远胜于前者〔3〕),而且仍只是在急剧变迁之后的中国社会语境中,显现为某种不无风雅、饶有兴味的名人逸事。其中波伏瓦个人生命中的、对女性主义的倡导与其在性别角色与秩序间繁复挣扎与暧昧,却甚或为大部分将波伏瓦作为女性主义先驱而热爱的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忽略。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和波伏娃

如果说,波伏瓦昭然的文学成就,使得她不可能仅仅作为萨特光环上的一个亮点,那么,西蒙娜·波伏瓦与萨特作为“不朽的情侣”的神话,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定语境中“柔化”了波伏瓦的形象,使她成为重构中的“新”性别秩序中的“理想女性”——所谓家庭、至少是爱情与事业两全的现代女性。于是,颇为有趣的,西蒙娜·波伏瓦成了另一个始自三十年代,并贯串整个新中国性别文化的“浮桥”式人物:居里夫人(同样略去了她和居里“美满婚姻”中的阴影与其后的“丑闻”)的“续篇”——不是现代社会中两性间的双重标准的曝光,而是再度被用作一份成功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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