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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辑:和梁雪波对话

2012-11-28 08:5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董辑 阅读

  成长·阅读·诗歌和生活:和梁雪波对话

董辑

董辑

  天生反骨的董辑,少年铁血,尝与兄弟们呼啸于江湖,快意恩仇。然侠骨常与柔情相伴,在贫瘠的年代,环绕着精神废墟的是巨大的虚空,文学因此成为灰色天空下唯一拍响的翅膀,它唤醒了迷惘青年的内心,激发着他们上升的渴望。
  
  有人说,董辑是一个战士。在愤世嫉俗、侠义忠胆方面确实如此,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诗歌《鲁迅传》、他的文学批评以及对友情的珍视上。同时,他又是诗歌民间运动的践行者,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耿直汉,是感伤和怀旧的歌手。对诗歌,对阅读,董辑葆有一份偏执的热爱,在他的诗歌《手写》中,他如此说道:在这个计算机的时代,“我坚持和月亮交谈/坚持在鸽子的翅膀上/翻阅蓝天这本大书……”。
   
  ——梁雪波

  
  梁雪波: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早年的阅读经历。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读书产生兴趣的?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书?我记得你曾在随笔中写到“毛选”、梁羽生等,也提到过父亲的藏书。
  
  董辑: 先谢谢雪波您精彩的问题。
  
  我读书比较早,为什么爱好读书而不是其他?这个可能关乎于天性,虽然这么说起来有点不负责,但是似乎又没有更为合理和“科学”的解释。我有记忆之后,似乎就已经开始阅读了,家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儿时我和家族其他的孩子们去“大坝”(嫩江防洪大坝)上玩,大家都在玩耍,我却坐在那看小人书,以至于他们需要来抢我的书,好让我和他们一起玩。这件事我已经忘了,但至少说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
  
  爱读书,现在想来,原因有两个,一个和父亲的基因有关;一个和家里多多少少有一点书有关。我曾祖父是乡村兽医,有一点点的文化;爷爷最先在乡下做货郎,后来自己家开“小铺”,历经多次匪患后(东北当时“胡子”横行),家里其实已经接近赤贫了,我的二爷和老爷因此都要去地主家做长工。没想到这反而成了“好事”,1949年以后,爷爷家的成分变成了贫农,爷爷还因为多少有点文化当过农会的会长,等等,如果一直开小铺,那就不会是贫农了。我爷爷和奶奶一共有过7、8个孩子,存活下来的有三男一女,我父亲是长子,从小学习就很好,后来顺利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这对东北腹地农村的农民家庭来说,很不容易了;我二叔学习也很好,但是因为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中学,扛不住饿,辍学学裁缝了,他后来就一直在乡村做裁缝;老叔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年龄小体力弱,干不了农活,参军了,退伍后于1978年考入当时的四平师范学院(这对他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他数学和外语基本不会,全靠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的分数)成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二批大学生。他后来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任教,现在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古文字学家;我老姑也是初中没毕业,后来经由考试,成为乡村的小学教员,然后又调到城镇的小学,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父亲从小喜欢文学,喜欢阅读,家里多少有点藏书,古典文学的书有几本,泛文艺性的杂志有几本,还有其他一些书籍,不多,但是足够对我造成影响。我小时候,最先读的是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看了很多,现在我手里还留有一些;然后看“大书”,最初的阅读都是自发的,纯爱好。高中以后才逐渐倾向于文学性书籍的阅读,专业的文学性书籍阅读应该是1988年以后了。我很早就意识到早年阅读对我的深刻的影响,曾经构思了一篇长文,名字叫《童年的纸翅膀:贫瘠年代的阅读》,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至今还没有写完,我想我会尽快写完它,它会让我想起很多童年往事,让心灵沉浸在一种类似于“眺望时光消逝”的惆怅和梦幻感中,甜蜜又忧伤。童年时候的阅读,我拢了一下,主要包括有以下几大类。“小人书”,这方面现在还有印象的很多,像“水浒”“三国”“西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日》《李自成》《小号手》《雁翎队》《鸡毛信》《连心锁》《桐柏英雄》等等,很多。还有就是我小学4、5年级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报》《富春江画报》,我在这两种画报上接受了最初的美术熏陶,也看了很多经典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变,像皮兰德娄的《西西里柠檬》,像“荷马史诗”、像《根》;还有就是文革后新时期文学开始那段的一些文学作品,像《大墙下的红玉兰》《风筝飘带》《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大书”,现在能记起的主要有这些,《诸葛亮》(我的“三国”底子就是这本书)《孙悟空》“我的“西游”底子是这本书”《瓦岗寨》《说岳全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海防前线的红领巾》《阿福寻宝记》《小英雄雨来》,茅盾的《子夜》《动摇》《幻灭》等等。童话方面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几本:《小公鸡历险记》《出卖心的人》《宝葫芦的秘密》,还有就是我看了很多父亲、二叔和老叔的语文、历史课本,其中如《落花生》“灌园叟晚逢仙女”“牛郎织女”《老山界》《社戏》《黎明的河边》等,至今记忆深刻。杂志方面,有一年多吧,我一直买一种名叫《我们爱科学》的杂志,这本杂志开启了深藏在我内心的数扇窗户,让童年的我的得以向未知和未来翘首遥望。还有《毛主席诗词》,小学的时候,常看父亲的一本红塑料皮的很厚很厚的《毛主席诗词》,因为那里面图画很多,还有主席书法、地图等等。你说我写过的“毛选”,可能就是《毛主席诗词》。武侠小说我主要是高中时候阅读的,初中时到也看了一些,比如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我是在一种街头小报上读到的缩写本;还有《今古传奇》,对《玉娇龙》印象深刻。高中时看金庸多,叹为观止,尤其是《天龙八部》。很奇怪,我没怎么看过古龙,后来,对武侠小说就没有兴趣了。我父亲一直对藏书有兴趣,40岁以后,书越买越多,家中现在算上各种杂志,也有2万册以上了。我父亲算不上是藏书家,他就是喜欢,他的藏书比较杂,他也没有有意识的藏书计划或者企图,遇见什么买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有,主要偏重于文史类的书籍,其中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的文言、白话小说较有规模。
  
  梁雪波:哪些书对您的人生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说说具体的原因。
  
  董辑:  应该有很多,一想说还真想不起来,就捡能想起的说吧。童年的时候,茅盾的小说让我性萌醒,有了明确的性别倾向;高尔基的《童年》让我感叹小说的伟大力量以及俄罗斯作家那种近乎大地般的饱含生殖性的创造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的心灵为爱情而颤抖;青年以后,斯通的《梵·高传》和培根的《人生论》塑造了我的灵魂,那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诗歌方面对我有影响的书应该更多,但是一时半会还真不好说那本更重要,那就都重要吧。
  
  梁雪波:在文学读物匮乏的少年时期,古典诗词对你有影响吗?我发现你写有不少古体诗,还幽默地自称“董打油”。
  
  董辑: 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古典诗词,现在应该说是更喜欢了,看得也很多。古典诗词对我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更多是灵魂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以全部心灵呼吸中国的古典诗词,那他(她)就不会是个合格的中国人,也不会理解中国的历史、种族还有文化以及美学。我小的时候看古诗词很少,但能记住的就那么几首,白居易的《观刈麦》、“半江瑟瑟半江红”、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是很懂,但是奇怪的都记住了。其实我小时候,小学阶段,读毛泽东诗词反而更多。上高中后我开始大量阅读和背诵古典诗词,当时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叫王丰权,他也非常爱好古诗词,我俩就一起看,一起背诵,看的书主要有《唐诗100首》《唐宋词简释》《唐诗三百首》《西湖散曲》《唐人万首绝句》(好像是这个名字),《春江花月夜》《长恨歌》《琵琶行》《蜀道难》,杜甫的诗歌、李商隐的《无题》,刘禹锡、杜牧的一些绝句等等名诗都是那时候背诵的,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疯狂而且纯净。后来,接触现代诗后,古诗词看得少了,30多岁后才又开始大量的看,现在几乎每天都看一点。我最先写诗就是写古体的诗词,从初二开始写,一直到高中毕业,写了很多,但都是些顺口溜,现在看来,能有若干句子可观,就不错了。1989年以后基本就不写了。后来发手机短信的时候写写,觉得很好玩,这些年捎带着写了几首,能算是打油诗已经就不错了。古诗词太难写了,关键是现代人的语言和语感都不再适合古诗词的创作,古诗词特殊的技法、功力、学养、习惯和知识,现代人也大多匮乏甚至绝缘,所以说,中国古典式的格律诗一直会有人写,但是写好和使之成为有影响力的创作,几乎不可能了。超过古人,那更是痴人说梦。
  
  梁雪波:关于大屯,这个在回忆的琴弦中有着“阳光和泥土的混合音色”的地方,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转向了文学,而没有以体育和武术为职业,比如说,成为一个足球队员或者拳击手?
  
  董辑:看来雪波你看过我写的那篇小随笔,谢谢你对我的阅读。那篇小文是我在《吉林画报》社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我在那里做专题编辑,需要写很多东西填充版面,当时想写一个系列,叫“我的长春地理”,后来只完成了四篇,就不写了,“大屯”那个是第一篇。大屯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叫扶风(音)镇,它原是长春郊区的一个镇,现在划到了长春市朝阳区了吧。我家从农村——吉林大安月亮泡端基屯——搬到长春,第一站就是大屯,因为当时父亲单位在这吗,所以就落户在这里。我家在大屯只呆了四年,就搬到了长春市里,我在大屯却呆了六年,初中高中,都是在大屯度过的,对大屯印象很深,而且深有感情,觉得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属于这里,是大屯塑造了我,这种影响现在还留存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大屯当时很“乱”,地癞流氓众多,现在说就是社会风气差,江湖气盛行,我的同学、邻居,很多都是“江湖人士”,我也很渴望过这种生活,从初一开始就不学习,混社会,高中时候已经有点名了,社会上认识的人也多了,在学校有点“立棍(儿)”的意思,和一些同学还有社会人结伙呼啸,其实主要是混日子,逃学,不着边际的玩,偶而也斗殴,打的都是那种见血的架。我还学过掏兜儿,江湖俗称“抠皮子”;上高中时候,我的社会哥们们就开始性乱,都是那种几个男几个女在一个屋做爱的那种行为,我给他们提供场所,以及其他便利条件等等。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因为自己没有经验、胆小,这些可能让我变成真正的罪犯的事儿,我都没有参与和深入下去。整个高中阶段,我都是童男子,我的很多同学都以为我有了男女之事,因为我要有起来很容易,但其实我没有。大屯时期的我,其实很奇怪,一方面内心狂热的爱好文学,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整月整学期的逃学,不学习,混社会,渴望过一种江湖生活;一方面性欲旺盛,但是内心羞涩,不敢追求异性,有人追求我,我又很“装”,觉得没有对象很“酷”,很爷们等等。现在想来,大屯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社会,也使我作为一个男性获得了男人式的肮脏的成长经验,我的性灵在这里自由而扭曲的展开,一半是梦想,一半是变态,还有一半是土头土脑。对我来说,大屯与成长、友谊、爱情、江湖、少年等等词汇有关,我的灵魂的一部分,由大屯和我在大屯的那段岁月构成。那为什么转向了文学?这就是因为爱好,我从性灵萌发那天起,就只爱好过文学,只想做与文学有关的事情。我也很爱好体育,自学过多年的武术,通过单纯的游戏,玩儿,足球、篮球、排球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参加比赛。但是可能因为家里的原因,我最后没有让人生与它们发生更深的关系。我父母都是贫寒家庭出身,我家很多年日子过得也都很紧巴,所以我的父母不会拿出钱来发展孩子们的爱好,更不会有意识的加以培养了,我喜欢体育,我弟弟喜欢美术,但是都是个人爱好,家长不关注,他们只希望我学习,主要的过问方式是打,哈哈。直到20岁以后,我还一直想学武术,但是母亲都置若罔闻。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在类似于自然成长的氛围中长大的,我基本上属于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产物。父母和家庭,对我来说,只作为基因和必要的社会关系而存在,而发生巨大的作用。
  
  梁雪波:在“文化热”、“文学热”的时代氛围下,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你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八十年代”是怎样的?
  
  董辑:首先需要更正一点,我不是“80年代的大学生”。我1987年高中毕业,去故乡小镇插班一年,但是数学和外语还是很差,1988年,我就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自考班了。严格说,我连自费大学生都算不上,只是东北师大中文系办的中文自考全日制班的一名学员,最后的文凭就是自考大专文凭和师大中文系的学习证书。整个80年代,我其实都很懵懂,1988年以前,火热的80年代对我来说是空白的,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大屯,只是我身边的哥们朋友,在大屯九中的生活,等等。当然,像电视剧啊、电影什么的我也接触一些,喇叭裤、港衫什么的生活氛围我也经历过。但是诸如文学、文化、思想、思潮什么的,包括文学杂志,我都没有接触过,没有什么印象。要说成长,我的成长开始于90年代。现在想来,印象更为深刻的反而是童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我的记忆是一段段的,有的阶段记忆深刻,有的阶段记忆就很模糊。关于80年代,我只能说感受到一点点而已,那是上了师大之后,我开始读诸如《朦胧诗选》《探索诗集》“新时期流派小说选”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海明威、萨特、第三代诗歌……当时的师大校园,也弥漫着自由而精英的氛围,学生活动很多,社团也很多,我那时候很用功,上课听讲,笔记记得很好,记得当时一个王姓的青年教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说为什么原始人用树叶等遮住他们的生殖器呢?这不是为了取暖,是为了保护,是因为崇拜,因为生殖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快感。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很兴奋,激动。1989 年那个节点以后,大学似乎瞬间就开始溃败,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我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那种溃败,大学生开始做生意,谈恋爱,学校的氛围也在无形中变化了。1990年我21岁,我个人感觉,我是从这一年开始,踏上了有意识成长的阶梯。之前的岁月,都是懵懂的,自然的,浑浑噩噩的。
  
  梁雪波:是什么契机使你接触到现代诗并开始诗歌写作,以至于成为持续至今的一种“偏执的理想”?
  
  董辑: 初二的时候我开始狂热喜欢诗歌,但那时候只能看点古诗词,阅读很有限,后来,上高中以后,看了点莱蒙托夫、普希金、郭小川等等,现代主义诗歌、诗歌史意义上的中国新诗,都没有读过。高中的时候,对我影响较大的有这么几本书,《苏联现代诗选》,林子的《给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再就是莱蒙托夫。高三的时候,我在大屯供销社买到了一本《台湾女诗人30家》,我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到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自由体现代汉诗的。到大学读自考后,我先后看到了更多的以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为主的诗集,其中《探索诗集》《朦胧诗选》《台湾朦胧诗150首》《外国朦胧诗150首》《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戴望舒译诗集》《聂鲁达诗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对我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性年龄中的决定性阅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读到了什么,可能就会写什么,可能就会按照你读到和读懂了的方式来写,你读懂多少,你就写出了多少。这么看来,我的诗歌阅读起点很低,自我摸索的时间过长,这种先天不足是很难以克服的。而最后为什么写现代诗而不是别的类型的诗歌,我也说不好,在读到第一首现代意义的诗歌以后,我就觉得现代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现代汉诗就应该是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穆旦、昌耀、北岛、舒婷、江河、顾城、洛夫、余光中、痖弦、第三代及其以后的众多诗人们写的这个路子的诗歌,除此无他。从没觉得现代诗会是别的样子的。写现代诗,对我来说,简单也玄学的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要”,虽然我才力不逮。
  
  梁雪波: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外国诗人有哪些?他们的诗歌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品质?
  
  董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外国诗人很多,总体上来说,我的诗歌阅读以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和朦胧诗以后的中国诗歌为主。我理解,“影响”,是要能在受影响者的写作中看出来的东西,这方面我觉得我就差一些,可能因为我资质鲁钝的原因吧。总不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过多的呈现他们的血色素。但说实话,这些年我喜欢过很多现当代的外国诗人,比如金斯堡、聂鲁达、埃利蒂斯、博尔赫斯、艾略特、波德莱尔、兰波、拉金、休斯等等,对外国诗人,我的喜爱是广谱的,特别奉为圭臬的似乎也没有,相对来说,波德莱尔、兰波、博尔赫斯看得多一些。这些年我更喜欢英语诗歌,古典作品和一些诗人的长诗。要说这些诗人都有那些重要的品质,似乎一时半会也说不完,那就简单说说吧,蜻蜓点水,但愿我点到了水。比如波德莱尔之于现代诗歌感性的始源性,兰波的天赋,博尔赫斯在纯净和平静中制造复杂、深度和混乱的能力,埃利蒂斯的枝繁叶茂的创造力,艾略特的经典性和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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