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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的“第二性写作”

2012-09-28 22: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何言宏 阅读

何言宏像

 

有闲阶级的话语表达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小女人散文”的文学潮流,虽然自出现之日起,这一潮流便颇受争议,引起了不少论者的激赏或指责,但是,不管如何,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或文化现象,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它已经如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变成了文学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至今不衰。因此,从“历史必然”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核心指标出发,对其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
  “小女人散文”,首先出现于90年代之初我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纷纷创办和改版的各种“晚报”及“副刊”之中,但是,它的真正兴盛和引起注意,却是在1995年。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引发了我国社会文化领域之中此起彼伏的“妇女热”,“小女人散文”的爆炒,便属此端。在当年的“’95南国书香节”中,“小女人散文”的代表性作家黄爱东西、黄茵、石娃、张梅、马莉、宋晓琪、黄文婷和赵洁等联席签售她们的合集《夕阳下的小女人》,合集之外,她们还同时推出了各自的个人专集(张梅《千面人生》、黄爱东西《花妖》、黄茵《咸淡人生》、马莉《杯子与手》、宋晓琪《美丽到永远》、石娃《时髦表情》、赵洁《温馨的万花筒》、黄文婷《错出一段美丽》),响亮地打出了“小女人品牌”,同时亦以不凡的销售业绩引起了广泛注意。也就是在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3月份与12月份先后两次推出了两辑共十四本装帧精致的“都市女性随笔”丛书,除了上述的黄爱东西、黄茵和石娃等人的集子外,尚有素素的《生命是一种缘》、《心安即是家》和《现在的心情》,黄茵的《闲着也是闲着》,沫沫的《宽容是首歌》,黄爱东西的《相忘于江湖》,张梅的《此种风情谁解》,南妮的《随缘不变心》,王璞的《别人的窗口》,周小娅的《清水无虾》,周剑倩的《给太太打分》等。聚集于这里的“小女人”们,与集中于广州的“夕阳下”的一群相比,虽然均出于南国都市,但是,分布的地域却更加广泛,她们分别来自上海、广州、香港和珠海等最为开放的几个城市,烈火燎原之势,已经形成。1996年,《广州文艺》第三期刊出“女人的都市”专号,特辟“小女人散文特辑”,发表了八位“夕阳下的小女人”们的散文作品及玉照,同时,这一期的《广州文艺》还另辟了“小女人散文笔谈”的专辑,刊发了艾晓明、程文超和陈虹等批评家的“笔谈”文字,试图将“小女人散文”进行学理性提升。同年,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主持召开了关于“小女人散文”的研讨会,并在1996年第五期的《艺术广角》(沈阳)以“文学的软化现象研究”的专栏集中刊发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文章。此后,北京的《光明日报》和哈尔滨的《文艺评论》等报刊亦曾先后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文章,至此,“小女人散文”的由南到北、由一般的大众阅读现象而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已经相当成功地塑造了它的“极为重要”这样一种历史形象。实际上,不管学术界对于“小女人散文”采取何种态度,它对中国传媒、特别是其中的大众化媒体的越来越广泛的占领已成一种不争的现实。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报刊的“白领化”和“市民化”色彩的日趋浓重,“小女人散文”更是越来越多地占领了我国的媒体空间,像《南方周末》、《新民晚报》、《扬子晚报》这样的大众化报纸以及《时尚》、《ELLE》和《女友》、《上海服饰》这样的白领期刊,不断地增加“小女人”或“类小女人”(即“小男人”)的散文随笔,特别是《南方周末》这样一份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甚至增加了名为“新生活”的四个专版,专门刊发“小女人散文”或者“小女人散文”的男性变体“小男人散文”,而在新世纪的图书市场上,“小女人”或“小男人”散文仍是引人注目的销售亮点……“小女人散文”,其来势如此凶猛,而且,似乎也是势所必然地,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正是我们的广大民众最为真实、同时也是最为迫切的精神表达?这样一种表达,是否具有极为充分的历史合法性?或者说,它是否能够承受“历史合法性”的深刻追问?
  应该说,“小女人散文”的兴盛,与中国社会在80年代便已开始而在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代性转型有着极大关联。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实际成果的逐步取得,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色彩日趋浓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初步形成了相对自足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日常生存与日常感触,必然需要寻求表达,某种意义上,“小女人散文”好像正是市民生活的文学表达。但是严格地说,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实际的情形倒反而是,在市民身份的“共相”之下,内隐着深刻的阶层分野,这种状况,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所表现出来的日益明显的差异,已经相当突出,就“小女人散文”的文本实际来看,它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或历史实际)有着更加内在的精神联系。
  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之中,何清涟女士曾从“社会财富”的角度相当清晰地分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野。何清涟女士认为,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要有以下几个社会阶层:
  一是“社会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政治精英集团”、“经济精英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政治精英集团”主要是指“国家高级官员、地方中的中高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经济精英集团”则“由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而“知识精英集团”,则主要是指那些“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甚至还“进入权力核心”的部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及重要的媒介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而这里所说的“有能力”,则专指他们的与“政治精英集团”及“经济精英集团”进行有效合作,并且为后面两者的政治经济决策及具体操作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能力”。在全国总人口中,这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极少,其中,“政治精英集团”和“经济精英集团”只有七百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虽然如此,他们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走向却有着最为巨大的影响。
  二是“中间阶层”,可以分为“上部”与“底部”两个“分层”。“处于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二千九百三十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共约八千两百万人。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八”。
  三是“社会下层”,主要指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工人阶级、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他们共有四点八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左右。
  四是“社会边缘化群体”,指的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约有一亿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根据上述分析,何清涟女士指出,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少,下等阶层、社会边缘阶层相当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阶层。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等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1]。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在目前中国的广大民众之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员仍然生活于低水平的温饱阶段,其中的一亿多人甚至尚有衣食之忧,这些人员,构成了我们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劳苦大众”,而上述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的“中间阶层的底部分层”,只不过是一些自食其力从而衣食无忧或者略有富余的“工薪阶层”,与此相反,只占整个从业人口百分之一的七百万“精英阶层”,以及“中间阶层”的“上层”中的非劳动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劳动”与“生产”的“有闲阶级”。
  在舍勒看来,现代社会的阶级分层,必然会导致一种被其称为“怨恨”的精神现象。处于当前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顶端的极少数“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一方面,必然会引起中下阶层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引起后者的“艳羡”,中下阶层亦以“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作为自己的理想生活,“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对于所有的中下阶层均有强烈诱惑。但是,中下阶层中的“中间阶层”、“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化群体”,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最为理性的预期,无疑只能是与其紧邻的上一阶层,“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化群体”对于“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虽然具有强烈的渴望,但在理性的以及现实可能性的层面上,这种“渴望”必然带有更多的想象成分,而只有“中间阶层”,其对“有闲阶级”生活风格的渴望,才是理性的和具备现实可能的。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层之中,“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应该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她们基本上都是一元性的媒介体制的受惠者,供职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广州这样的都市之中的媒介机构,属于风光无限的“无冕之王”,只有极少数人如周剑倩,供职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亦属“高知”之列。这样一种“中间性”特点,正如周小娅所说的:“怎么说记者也是文化人,不能比那些高官厚禄之人(即“精英阶层”一一笔者注),亦不比那些出苦力的黑汗汉子(即“低下阶层”一一笔者注)”(《记者,你的名字是打工仔》)。在《午夜牛郎?》一文中,王璞在历数新闻工作者的辛苦之后,却又以不无自得的笔调写道:“你看那通宵排挡、酒吧里,围成一桌桌,其乐也融融者为谁?十之八九新闻编辑。”无论是根据何清涟女士的社会分层研究,还是就“小女人”的自白来看,“小女人散文”的作者均都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中间阶层”才是她们真正处身的“成员群体”(对于她们中的每一位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我们并无确然的了解,我们并不排除她们跻身真正的“有闲阶级”即“精英阶层”的可能,所以,这只是一般性的推论),但是,正是这种“中间性”特点,才使得她们将与其紧邻的“精英阶层”作为自己渴望加入的“参照群体”,并以“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小女人散文”,正是这种生活理想的生动表达。在“小女人散文”的大量文本之中,充斥着“有闲”风格的生活方式与主体情致。
  在谈论“小女人散文”表达实践的基本性质时,一位论者曾有这样的精彩论述:“当‘精英’一族对城市的庸俗、矫情、冷漠、千腔一律、物质化予以透彻的揭老底、辛辣的讥讽、发出忡忡的忧虑、痛切的呐喊之际,来自另一种渠道:城市各个层次的各类传媒却在努力塑造着一种新的城市形象。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新型市民,带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情感和白领市民的生存能力,试图重构城市的神话。较之于‘精英"知识分子曲高和寡式的发言,城市中产阶层有着他们更庞杂而强有力的文化代言人:记者、编辑、教师、作家、影视编导乃至各种层次的文员秘书等,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几乎占据了城市的各类传媒,在报纸杂志的大小专栏上以无数豆腐块的文章,铺天盖地,湮没了城市情感诉说的所有空间。新近火红起来的‘小女人’散文,正是出于一批活跃于‘专栏"的知识女性手中。”[2]
  “小女人散文”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及其所生动书写的“小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共同重构了一部新的城市神话。这部神话,相当真切地表达了“有闲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作为“中间阶层”的“小女人”们对于“有闲阶级”的急切认同,以及她们对于“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的追慕、想象与憧憬。所以,在本质上,“小女人散文”并未能够真正地表达自身,而是“有闲阶级”的文化表达,自然,它更不可能是最为广大的“劳苦大众”即“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化群体”的真切表达。
  
购物、休闲与品牌意识:“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

  现代都市的繁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商业性的大众传媒的发达,正是这种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小女人散文”无疑是现代都市与现代传媒的精神产儿。1996年第3期《广州文艺》的“专号”,鲜亮地命名为“女人的都市”并且将“小女人散文”纳入此一名下,已经昭示了现代都市与现代传媒和“小女人散文”的共生关系。在这一期的“编辑人语”中,有着这样一段关于都市与女人之间关系的“生动”阐述:
  “三月,烟花三月。那朦胧的春意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到女性。……谈起女性,首先又让人联想到的是都市的女人。她们的滋润,她们的鲜活,让都市大放光彩。
  “徜徉在这南国的大都市更加感觉到女性的力量。在"95南国书香节上与这一群女人邂逅了,她们被传媒称为‘小女人作家"。此时,她们正神神气气地在签售自己的新作。在万‘书"丛中,她们青春的脸庞与鲜艳的宣传单交相辉映,显得格外动人。南国,正滋长着‘小女人作家",这消息迅速地蔓延着。她们活泼的文字谈不上严肃、壮丽,但却透露出都市新文明、新的生活状态的先声。……小女人竟反映了大时代。她们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人在都市的可喜情景。
  “女性在都市中的位置,绝不仅仅是表层上的反映。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观念已渗透到都市的各个角落。她们创造,她们参与,女性的丰富、成长,大大地完善了都市。她们是都市的灵魂,你甚至不妨‘误读":都市是女人的。
  “基于女性与三月,与都市的关联,我们有意编排了‘女人的都市"专号”[3]。
  现代传媒、繁华都市与春风得意的“小女人”们“交相辉映”,真是一幅“格外动人”的“可喜情景”。对于此点,黄茵也有同样的感叹:“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近年来涌现了这么多女性写手,专门为报纸的副刊、软性杂志写随笔小品”[4]。“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游刃有余地生活于都市,在沪、穗两地以及全国的报纸副刊和软性杂志之中频频露脸,开设了大量的专栏,仅上海的素素,便曾为当地的《新民晚报》、《新闻报》等开设过“谈心集”、“憩暇园”和“都市情结”等“颇受欢迎”的专栏,以至于“一位曾经当过文学青年,眼下在一家广告公司里混的先生曾愤愤地说:‘晚报现在都让那些小女人霸占了。’”[5]从《广州文艺》的“编辑人语”以及“小女人”们的无限风光来看,“小女人”们倒真是成了“都市的灵魂”,我们倒真是会发生“都市是女人的”这样一种“误读”。但是实际上,“误读”毕竟只是“误读”,就“小女人散文”的文本实际来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都市只是‘小女人"的,而且只能是这些内心里充满着‘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沉湎于‘有闲阶级"的生活之梦的‘小女人"的”。同样是身处都市的作家,王安忆的小说深刻揭示了繁华都市只是进城农民的“悲恸之地”这样一种基本真相(《悲恸之地》),刘醒龙和关仁山则更加控诉了都市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屈辱(刘醒龙:《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关仁山:《九月还乡》),而对“小女人”们而言,都市却是她们的天堂,是她们实现“有闲”梦想的真正福都。她们频繁出没于都市之中专为富人设置的夜总会、咖啡馆、健身房、美容院、精品屋、桑拿室、星级饭店、购物中心、茶楼酒肆、保龄球馆以及奢靡的旅游胜地,她们疯狂购物、刻意做秀,或者纵情交游、潜心调情(《异性的暗示》),优游或奔走于“幸福”的城市大街,在不意或刻意之中,“小女人散文”放大了她们的“有闲”幻想,忽视了作为“中间阶层”的自己、特别是严重“遮蔽”了作为“低下阶层”的“劳苦大众”的真正生存。
  “小女人散文”在书写“小女人”们的都市生存时,所着意渲染与放大的,是她们的“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在她们的散文作品中,我们极少读到“中间阶层”所必然具有的身心劳顿以及担心“下跌”的内在焦虑。
  托·本·凡勃伦(1857一1929)曾经以“具有以掠夺为目的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相当从容”[6]来概括“有闲阶级”的基本特点,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有闲阶级”必然地必须是充分的“有钱阶级”,而且,他们的金钱还必须来自“掠夺”,而不是“劳动”。凡勃伦同时还曾指出,有闲阶级最为重要的心理特点便是他们的“金钱竞赛”以及与此相关的“歧视性对比”,他们总是希望通过“竞赛”与“对比”来展示自己的“充分”与“明显”的“有闲”,而其实质,便是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小女人散文”通过书写“小女人”们的都市生存,相当真切地展示了她们的“有闲”认同,而这点,又特别集中地表现于她们对“购物”与“休闲”的着意书写之中。
  “小女人”们对于“有闲阶级”的强烈认同相当明显地表现于她们对于自己的消费欲望不无自得的书写之中。凡勃伦曾经一再指出:“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护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消费”[7],“在个人之间的接触面最大、人口的流动性最大的社会,以消费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时,它的适用性最大”[8],因为现代社会之中“交通的发达与人口的流动,使个人的接触面有了扩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广大群众要推断他的声望和地位,除了以他在他们直接观察之下所能夸示的财物(也许还有仪态和礼貌)为依据外,已别无其他方法”[9]。“小女人”们处身都市,并且纷纷在媒体上向都市里的芸芸众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有闲”形象,在实现她们的“有闲”认同时,对于“购物”的书写自然不会被她们轻易放过。
  “小女人散文”绝不隐瞒自己的物质欲望。正是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顶级物质”——名车豪宅的想象之中,她们实现着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未来想象。在《不爱车和最爱车的女人》中,周小娅虽然在表面上将自己定位为“不爱车的女人”,但其通过对女友“阿虹”“爱车迷车”的“微讽性”赞赏,终难掩掖面对名车的自卑与向往:“南方这个城市,大款如云,名车荟萃,少不得也搭乘一二……阿虹对汽车驰名商标如数家珍,对车牌也是过目不忘。哪怕是骑在单车上,哪怕是车从旁边一闪而过,也常会听到她精确的报告,某总的车,某老板的车云云。若是名车,且又是8899等所谓吉数的牌号,她便会击掌:嗨,这鸟人,真正有钱嘿!哪个大款若是请我们去酒店吃喝什么的,阿虹便会说:噢,还不如坐你的车去兜兜风呢!”这里的“阿虹”,其对“有闲阶级”的让人汗颜而几失自尊的“艳羡”和急切认同,表现得是何等的强烈,而作者对此的唯一态度,便只是出于晕车的原因而与其“分道扬镳”。作为一种“非批判性”写作,“小女人散文”甚至丧失了对于“中间阶层”自我尊严的卫护意识。
  “小女人散文”所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话题便是“购物”。她们所极力推崇的,是那种“有闲阶级”的购物方式。“曾几何时,持信用卡付帐被视为一种资格,是财力与地位的象征”(王璞《信用卡》),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对那些斤斤计较的付款方式充满了鄙夷与不屑(王璞《付款百态》)。而那些新富的“有闲阶级”所应该出现的购物场所,则更是被“小女人散文”以不无自得的语调屡屡提及。王璞和张梅均曾写过香港的太古广场。在王璞的笔下,太古广场是一座梦幻般的“现代迷宫”:“我到太古广场逛商场去了不止十次,可是每次都迷路。……不过,在太古广场之中的迷路,是一种心醉神迷的迷路,自动扶梯、水磨石通道、玻璃电梯,以及鳞次栉比的橱窗;这一切构成的是一个神话般的现代迷宫”,“有好几次去太古城都是为外地旅港朋友充当导游,导着朋友在这迷宫中团团转,找不到出路或想要找的店铺时,没有一个朋友面露愠色,反而更加兴高采烈,意气风发。……走出迷宫时,朋友们没一个不是心满意足、赞叹不已的。”(王璞《现代迷宫》)而在张梅这里,太古广场“神话”般的诱惑力量却是更加切实地表现为近乎疯狂的购物,可以说是着着实实地渲染了一把“小女人”的“有闲”身份:
  “一到香港,就重复所有女人的故事,放下行李,就去逛街。大逛三天后,得出结论,要逛名店”,而“太古太大,名店林立”,所以作者便专奔名店而去,以下便是作者在太古广场的购买业绩:
  1.在戴卓尔(撒切尔)夫人曾经光临的“玛莎”“买了皮鞋和丝袜”;
  2.“在一间牌子是‘Ralph Lauren’的店子,收银的地方像一间酒吧,十分豪华,一看就是卖贵东西的”,“买了带暗格子的羊毛袜子”;
  3.在“红影星林青霞的先生开的牌子是‘SPRIT’的休闲服店……买了一双设计特别的羊毛手套和一个便装袋”;
  4.“太古里有一间牌子是‘Jessica’的女装店,在广州的世贸中心也有专卖店。我在里面买了一件枣红色的大衣,八百多港币”;
  5.“去‘西武’看首饰,遇到一个讲上海口音普通话的小姐,老劝我买一条18K的装饰链子。……于是我就买了”;
  6.“在铜锣湾的一间店子里买了两支CD的口红和一瓶‘CHANEL’五号香水”。(《牌子》)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无疑能够充分地领略“有闲阶级”优游自得、不假思索的豪奢,这样一种“夸富”性文字的发表,只能使无缘赴港、囊中羞涩的“中下阶层”无比汗颜。“小女人散文”正是在对自己“有闲”一面的“炫耀性书写”之中,凸显出对“低下阶层”的“歧视性对比”,从而实现了对于“有闲阶级”的心理认同。实际上,张梅的写作已经相当突出地涉及了“有闲阶级”的另外一个购物特点,即在讲究购物环境的同时,尤其强调商品品牌,具有非常突出的品牌意识。
  “购物环境”与“商品品牌”,也许关涉了商品的实际品质,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自身“高贵”的“等级性”与“排他性”,从而也将它们的光顾者和消费者们“勘定”为“上流社会”的“有闲阶级”,即使是那些偶躬其盛的“中间”或“低下阶层”的成员,也会产生短暂的、对于“上流社会”或者“有闲阶级”的认同幻觉。
  在谈及商品品牌的时候,素素曾经说过:“名牌不属于工薪阶层无名小卒。……名牌的光彩只限于名人——相得益彰。即使风格不对路,至少大众会知道谁能奢华”(《名牌》),“爱名牌事实上是爱自己”(《善待自己》),所以,人们的名牌消费,主要是一种对于“有闲阶级”的身份自塑行为。“小女人散文”着力书写“小女人”们的名牌消费,实际上,正是在极力显示她们的“有闲”形象。
  “小女人”们津津乐道着她们对于名牌的消费与热爱。她们坦言着自己的在“吃之外,对时装、对热门的品牌津津乐道盲目喜欢,隔三差五地要去精品店、专卖店看看嗅嗅”,并且对自己“崇尚物欲”的“资产阶级的日子”表示由衷的“喜欢”,正因如此,她们才对“早年以思想见长现在又自称好洋酒好洋烟”的男性雅人表现出深切的心理认同(素素《俗套》)。石娃说:“我和先生一直是Levis忠实的消费者。我们先后买过近十件Levis系列服装,有牛仔裤、牛仔裙、棉恤衫,既有永恒的蓝色也有变种的米色或间条什么的”(《Levis》)。而王璞在《噫,名牌》之中,则更对各种各样的名牌如数家珍,她在历数了其所谙熟的各种名牌如意大利MISSONI牌皮鞋、KRIZIA针织衫、MADAME ROCHAS牌香水、AIRMESS真皮手袋、FLIO FLORUCCI牛仔裤、和KENSO皮鞋之后,表现了对以名牌作为明显的身份符号的“有闲阶级”的强烈认同:“我倒更欣赏那位一身T恤牛仔裤,脚上却是一双GEOFFREYBEENE牌起花丝袜和一双软底布鞋的人。除了PERRIER牌矿泉水她什么也不喝,接着她叫了一份麦片粥就着一份美式煎鸡蛋吃下去。果然,后来我看见她从停车场将一辆BENZ房车开出来,神态动作还是那么安静平稳”。正是由于“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及其品牌符号的感召,唤起了“小女人”们强烈的品牌渴望:“我还可以这样谈名牌一直谈它七八上十个钟头,不过我想我也得来一杯咖啡提提神了,喂,请给我来一杯NESCAFF,对,一定要NESCAFF,我喝这个牌子已经喝惯了。手中这支笔也不出水了,大路货到底不行,明天得去买一支CARTIER”。(王璞《噫,名牌》)
  如果说,“小女人散文”书写自己的购物行为主要还是在 以炫耀金钱的方式极力塑造她们的“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的话,那么,她们对自己“休闲”生活的着力书写,则更是直接突显了自己的“明显有闲”。在谈到“有闲”一词的基本含义时,凡勃伦曾经指出:“‘有闲"这个字眼,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净无为。这里所指的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所以要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1)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2)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坐食无忧。作为一位有闲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可敬的有闲,他要使旁观者获得印象的也就是这一部分。”[10]对于这种建立于足够的金钱基础上的“可敬的有闲”,“小女人散文”投注了相当的热情。
  “小女人”的购物,讲究“环境”与“品牌”,她们的“休闲”,自然也有着休闲环境和消费对象两个方面的“追求”。“小女人”们的“休闲环境”,自然是有“情调”、够“品位”的“高级场所”。与我们每一位“中下阶层”的百姓一样,“小女人”们所经常光顾的,也许也是那些肮脏杂乱、充满怪异气味的肉摊与菜场,但是书写这些,无疑不如显示她们在“高级场所”的“休闲”显得“有闲”。在石娃的笔下,“午后或夜晚到一些高级酒店品香茗、喝咖啡也别有一番雅趣。我曾在夜晚和香港朋友到尖东丽晶酒店喝咖啡。透过落地玻璃墙幕,遥望对岸灯火璀琛的港岛,真有如梦如幻,海市蜃楼般的美”(《香港的白粥、豆浆、油炸鬼》)。在所谓“高级”的休闲场所,休闲者们往往通过对外部事物或他者的“观看”来制造出自己的“有闲阶级”身份形象的自我幻觉,所以素素在咖啡馆里的“休闲”,才使她产生“常常令我有一种如在电影里的错觉,以为自己就是电影里的女主角”(《咖啡情绪》)。实际上,“梦幻”与“错觉”几乎是“休闲”于“高级场所”的“小女人”们基本一致的精神追求。张梅也以是否能够给人以梦幻作为衡量“休闲”场所之“高级”与否和有无“情调”的基本标准:“广州的咖啡厅可能最好就是五星级宾馆的了,……当然另外一些酒店的咖啡厅也可以坐坐,但总嫌情调太淡,不能给人以梦”。(《喝咖啡》)
  正是因为要在“梦幻”与“错觉”之中实现自己的“有闲”认同,“小女人”们才对生活中的“真实”深恶痛绝。因为,正是那些无法闪避的“真实”,破坏着她们的认同幻觉,所以张梅才对“没有花伞的赛马会”深感失望:“那天我和石娃去看赛马,……赛马会在我们的期望中应该是一个社交场所,是绅士淑女消遣的地方。干干净净的男人,打着花伞的女人。”然而“真实”的赛马会却打破了她们的“期望”与“幻觉”:“我们美丽的鞋子走在灰尘里,身边满是那些汗流浃背的人,看上去就是广大的劳苦大众,而且一看就是梦想用十块钱赢一百块钱的人。”(《没有花伞的赛马会》)在这里,作者对“汗流浃背”的“劳苦大众”的鄙夷与不屑,无疑属于凡勃伦所说的“歧视性对比”,而这正是“小女人散文”“有闲”认同的一个重要特点。通过对“他者”的“歧视”来建构自己的“有闲”认同,在很多的“小女人散文”中均有表现。张梅愤然于“金碧辉煌的餐厅”里“高贵的气氛”被人所“冲淡”,而素素也愤愤于“幽雅文静”的“好情调”为令人不堪的“粗俗”所破坏(《文化连佐餐都不能》、《谁道闲情抛却久》)。在《绿薄荷酒》中,张梅指出:“绿薄荷酒似乎特别能喝出女人的优雅和风度”,“总不能想象一双因劳作而变形的劳动女人的手拿着高脚杯喝绿薄荷酒。劳动女人是劳动女人,绿薄荷酒是绿薄荷酒,二者永远存在着界限”,“小女人”自有其所实际从事与真切向往的只有“有闲阶级”才配消受的休闲方式,“下层阶级”的“劳动女人”无论如何都是掺和不得的。
  形形色色的“购物天堂”与“休闲场所”,是90年代中国都市的“灿烂”景观,也是新富的“成功人士”或者“有闲阶级”充分显示其身份形象的关键场所,“小女人”们乐此不疲,而且全力以赴地津津乐道,她们的都市书写,因为要完成“有闲”认同的真正指归,根本未能深入批判现代都市的“文明之病”,对于都市之中的民生之艰,不仅未能表示应有的关切,为了牢固确立自己的“有闲”认同,甚至还表现出明显的“歧视”与“鄙夷”。“小女人散文”的都市书写,无疑是表层的、片面的和非反思性的,在本质意义上,它不仅不具备丝毫的知识分子品质,即使在个体生命所应具有的基本良知的层面上,也是相当自私的。
  
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邀宠心态”
  
  “小女人散文”在书写自己的都市生活时所刻意突显的,是她们“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而她们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书写,同样如此。
  “家居生活”是“小女人散文”寄予较多热情的题材,正是因为“家永远都是人类心灵的归依和寄托”(素素《我想有个家》),所以她们才不厌其烦地唠叨着家庭布置(素素《布置》)和室内装修(石娃《装修趣事》)。对于“小女人”而言,刻意经营的居室,不仅是她们“心灵的归依和寄托”,而且还是建立她们“有闲阶级”身份想象的重要途径:“常常,在五颜六色美仑美奂的高级舶来品面前,会觉得自己活得多么卑贱多么不值:几乎就是贫无立锥之地。于是,我们只好学会默认难堪与委屈,学会掉转头去快步回家。我们怎么能不刻意地装修房子?”(素素《至尊君王》)正是在刻意装修的居室之中,“小女人”们忘却或逃避了自己相对于真正的“有闲阶级”的“卑贱”与“不值”的形象真实,从而暂时地建立了“至尊君王”这样一种“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
  如果说,在上述写作中,“小女人”们还不避难堪地自陈了她们“中间阶层”的身份形象的话,那么,在对她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宠物”的书写之中,却是在极力地闪避这种难堪。
  豢养“宠物”,向来是有闲阶级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炫耀金钱、显示有闲的重要途径。在那些集中了90年代新富阶层的高尚住宅区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那些牵着叭儿狗的仪态慵懒、招摇过市的有闲人物,而且在他们中间,多是一些仿佛无所事事的“小女人”们。这样一些“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充满着温柔富贵之气的“有闲景观”,在“小女人散文”中,有着相当丰富的真切书写。
  “小女人散文”之所以对她们的饲养“宠物”投之以较多的热情,是因为这样一种日常活动能够相当突出地显示她们的“有闲”身份,或者对于她们建构“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特点,在马莉的散文中有着相当明显的表现:“从前读外国小说看见描写那些贵妇人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只猫儿狗儿什么的满街跑,很有些神往。幻想着有一天我也如此这般地手上牵一条链那头拴一只宠物地到处风光。”(《我的宠物》)很显然,通过饲养“猫儿狗儿什么的”宠物,正是能够满足她们对于“贵妇人”这样一种“有闲阶级”形象的身份认同。我们在“小女人散文”中发现,豢养宠物虽然是“小女人”们非常热衷的日常生活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得到她们的“宠幸”,“小女人”们对于“宠物”的选择并不是毫无标准的,这样一种标准,便是动物的“非生产性”或“非实利性”,而且一种动物,越是价格昂贵、饲养费时和无用,越是容易得到她们的青睐,这些宠物的“昂贵、费时与无用”,也是她们所乐于谈论的话题。如在《永远的麦克》中,赵洁便有如下的文字:“这狗属于西施狗的一种,是有贵族血统的,小的时候在市场上便要卖数千元”,“麦克的到来令我多了许多事情,每天要带它出去散两次步,喂它吃两次饭,每天给它洗一次澡,洗完了不但要用风筒帮它吹干还要用梳子给它梳毛”,此外,还要为它喷香水、打扫房间等等。“小女人”宁愿在饲养宠物上费时费力,也不愿意对养儿育女投以热情,她们往往以做石娃所说的“绝代佳人”作为自己的快乐,其原因,也在于养儿育女的苦辛无疑会损害她们的有闲认同,在此方面,她们自己的解释也许更加生动:“细细想想,构成女友们拒绝生育的原因,不外是生活紧张、环境污染、人生苦短、人口爆炸等等。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我们太热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生儿育女无疑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正是这种严肃性和沉重性令我们犹豫再三,望而却步”,“女友们是乐得做绝代佳人的。无论聚会、旅游、打牌、做事,我们总显得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石娃《绝代佳人》)“小女人”们即使未能免“俗”地生儿育女,在同样需要费时费力的“孩子”与“宠物”之间,也是宁愿留下“宠物”,设法将孩子“寄养”的(马莉《我的宠物》),她们与其忍受普通妇女“当妈咪”的辛苦与冗烦,倒不如饲养宠物以示“有闲”(石娃《当妈眯》)。
  凡勃伦在研究有闲阶级的宠物豢养时曾经指出,有闲阶级动物的美与可爱的评价标准,与社会下层有着极大差异。对于有闲阶级来说,猪、羊、鸡、鸭等动物,由于均都“属于生产品性质,各有它们的用途,并且大都是能生利的,因此一般不能说是具有什么美感”,而那些“通常不适用于生产目的的那些驯化动物”,由于“属于明显消费项目,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荣誉性,可以恰当地认为是美的。上等阶级对这类动物是一向宠爱的;那些在财力上较差的阶级,对于这两类动物,却觉得在美感上并没有什么高低”[11]。所以,“小女人”的饲养宠物,不过是她们寻求有闲认同的身份符号,而这些符号具体出现于“小女人散文”中的,便是一些非生产性的动物,如马莉笔下的“小灰猫咪”、“雪白的小兔”(《我的宠物》)、黄茵笔下“小狗波比”(《小狗波比》)、乌龟“阿财”(《阿财》)、赵洁笔下的小狗“麦克”(《永远的麦克》)、张梅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名贵“猫咪”“Key Key”等等(《猫和少妇》、《走“亲戚”》)。
  “小女人”们的豢养宠物,除了源之于她们的有闲认同外,还与她们作为“第二性”的“邀宠”心态有着密切关系。悉心关爱着娇弱的宠物,无疑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女性气质。“爱”动物,体现了她们的“有爱心”,而“怕动物”,却更能体现她们的“楚楚可怜”与“小鸟依人”,而对如此种种的津津乐道,则更是显示了她们“第二性”的娇弱与可爱。马莉的《我的宠物》,相当矫情地描写了她对宠物“猫咪”与“小兔”的“惧怕”:“白天,猫咪在那间房子里玩,我就到这间房子里看书。晚上,丈夫回来,猫咪和丈夫在这间房子里看书,我就到那间房子里玩。开始它还比较听话,不会乱来碰我;可过不了多久,它就对我放肆起来啦,一忽儿钻到我的椅子下面去碰我的脚踝,吓得我高高悬起双脚好半天才敢放下;一忽儿它又用那长而软的尾巴缭绕我的脖子,使我从梦中惊醒缩进被窝里直冒冷汗。总之,有了这劳什子,我除了整天小心翼翼地躲着它啥事也别想做啦!最后非得丈夫作陪我才敢迈进家门不可。”真正是:“就连小猫咪,我也是怕得要命呀!”这里以近乎夸张与做作的方式所刻意表现出来的小女儿态以及对于丈夫的“邀宠”意识已经近于肉麻,但却相当有效地显示了小女人的有闲与娇弱。
  “小女人”对于“宠物”的喜爱,还有另外-个重要原因,即在需要和善于“邀宠”方面,她们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张梅有一篇题为《猫和少妇》的散文,对于这一相似之处有着极为生动的说明:
  “猫和少妇是这样的相像。猫是懒懒的,少妇也是懒懒的;猫是白色的,少妇也是白色的;猫是眷恋主人的,少妇也是眷恋主人的。
  “因为猫和少妇这样相像,所以养猫的也多为少妇。
  “猫是要人宠的动物,你越宠它,它就越可爱。你不宠它,它就很不开心,做出一些令你也不开心的事情。这跟女人一样,一样是要宠的,越宠就越可爱。……得男人宠的女人一般都可爱,起码不会变态。得宠使她们生出许多对别人的爱,会爱别人。
  “猫也一样,你宠它,它就会做出许多可爱的动作来讨你的欢心,也会更漂亮。
  “城市里的猫和女人,在某一点上是如此相像,所以难怪她们都要养一只和她们习气相像的动物了。”
  从上面的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对“主人”的“邀宠”心态而言,“小女人”与其所热心豢养的“宠物”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关系。“小女人”与她们的宠物一样,实际上都不过是她们“主人”的宠物而已,宠物是“小女人”显示有闲的工具,而“小女人”也不过是她们各自的“主人”显示男性权力或者力量的工具而已,这在我们紧接着的关于“小女人散文”之“第二性认同”的讨论之中,将有更加详细的阐发。
  在对家居生活、特别是她们豢养宠物的日常生活的极力书写之外,“小女人散文”还很热衷于书写她们的日常的另外几个方面,即她们的饮食习惯与社会交往等等。
  “小女人散文”所显示出的“小女人”们在饮食习惯方面的特点主要有:酷爱美酒(王璞《喝酒》),而且要么是些寻常百姓所未必听闻的“洋酒”如昂贵的“人头马XO”或者“西班牙的特产Sherry”(素素《好酒是好心情》),要么就是只有优雅高贵的女士才会青睐的“绿薄荷酒”(张梅《绿薄荷酒》);讲究口味(素素《清淡》、《做汤》);嗜好鲜果,而且更加青睐异国水果(石娃《水果问题》);挑选购物环境(石娃《麦当劳》)……实际上,“异国性”与“贵族性”是“小女人”们饮食消费的根本性特点,这在石娃的《水果问题》中有着极具概括性的书写:“那天晚上,我吃罢泰国米饭,靠在比利时沙发上,打开日本索尼电视机,喝了一听德国黑啤,然后开始吃真正的美国新奇士橙。”在当下中国的消费水平之下,这样一种“异国性”与“贵族性”的取得,显然需要相当的金钱基础。
  “小女人”们大部分作为文化记者的特殊的职业背景,使得她们的社会交往更多地联系着形形色色的“名流”与“名媛”,“小女人”们书写这些名人以及自己与他们的交往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出于自己的职业要求对于这些名人进行“非批判性”书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本分,但是,“小女人散文”在此方面的误区在于,她们通过极力书写自己与这些“名流”与“名媛”间的交往所企图实现的,是要建构自己的不凡身份。她们的有关散文,充满了沾沾自喜的自我炫耀以及跻身名流的自我幻觉,她们在书写自己与形形色色社会名流以及“小女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之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互文性”或者“借势性”的写作。黄茵不断唠叨着她与广州的著名“娱记”间的深厚友谊,津津乐道着自己与童安格的“奇遇”,而且在“回家以后……每晚痴痴地面对他的照片,不断地丧失现实感”,石娃也说黄茵“认识的男人总是一流的,无论外型或气质”(石娃《女友的文章·之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曾涉及的,“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尤其是广州的“小女人散文”作者,时常书写她们之间充满快乐的聚会,也时常在各自的散文之中互相夸耀,比如石娃就曾说过:“在广州有两位要好女友:黄茵、张梅。黄茵侠义、平和、机警;张梅时髦、敏感。三人闲聚,我便可以观赏两道不同的风景线”,“平时的黄茵有一副荡荡的浪子情怀。侠义、不羁、热心、捣蛋、浪漫、多情”(《女友的文章·之二》),而其笔下的黄爱东西,则是“……在宾馆里,穿牛仔套装,青春逼人,野性十足”,“……在舞厅里,她长发及腰,脸贴金纸,艳丽妖冶,很像花妖”,如此种种,再经过诸如《广州文艺》这样的媒体的有效宣传,加之以她们的写作往往以专栏的方式而使她们在读者众多的晚报媒体上频频出场,则更给人以一种上流社会雅士名媛的“有闲”形象。
  “小女人散文”所书写的日常生活,自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而且,这些带有强烈的世俗气息与感性色彩的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后面还要谈及的“小女人”们对“时装”与“美容”的热衷),无疑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必然后果,但这并不是说“小女人散文”对于她们日常生活的书写就是充分合法的,因为在本质上,她们的大量写作显然存在一种严重的“遮蔽”:即她们的对于有闲阶级身份形象的偏执认同,使得她们的日常生活书写刻意遮蔽了自己的生存真实,她们过于夸大了自己社会中层的身份形象中的有闲方面,而对中层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与尴尬之处有意忽略,所以说,我们在“小女人散文”当中所能看到的日常生活,无疑是极其片面的、“单向度”的。

金钱意识形态与“第二性”的“被看渴望”
 
  凡勃伦曾经指出,有闲阶级得以产生与存在的真正基础,实际上便是他们通过掠夺所得来的金钱,有闲与有钱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同一关系。而在有钱的基础上,有闲阶级的消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生产性”消费;二是“非生产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一般是指那些为了个体生命的保存、家族血脉的延续以及金钱的不断积累而进行的消费,比如个人及家族所必须的基本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和经济投资等等;“非生产性”消费则主要是指那些个体生命的保存与及家族血脉的延续所“非必需”的、纯粹为了感官享乐或精神愉悦所导致的消费。虽然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所应批判的,显然更应是后者。有闲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其相当重要的目的便在于为了充分地显示他们的有闲及有钱,所以,有闲、有钱和享乐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密切关系。
  金钱意识形态以及建立其上的享乐主义生存哲学,是“小 女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小女人散文”对于生存意义的 理解基本上停留于现世快乐的简单层次,而现世快乐的获得,自然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所以,在她们看来,金钱便是个充满诱惑的、让人喜欢让人忧的“小爱人”(周小娅《金钱,你这个小爱人》),对于金钱的精神关切与未来幻想,是她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王璞《有钱亦忧》、《假如我有了钱》)。面对金钱,她们有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与冲动(张梅《绿宝石》),而只有以金钱为基础的等级差异才具有充分的道德合法性(王璞《平等》)。相对于充满着陈腐的封建气息的“特权意识形态”而言,金钱意识形态的出场以及在当前社会的主导性地位自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合法性,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当前社会财富的分配并不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正如我们在本文的开始所引述的何清涟女士指出的,当前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以及形形色色的暴富阶层的金钱及财富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各种特权巧取豪夺,或者是利用起初的原始积累进行残酷掠夺而获得的,所以说,我们根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在金钱面前的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在此意义上,我以为,“小女人散文”中的金钱意识形态不仅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方面具有不言而喻的浅薄,而且更重要的,她们没有、也丝毫不愿意通过自己的思考穿透金钱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象。
  “小女人散文”虽然具有着突出的金钱意识形态特点,但是,单纯的金钱或财富积累却不是她们的真正追求,建立于金钱之上的、或者是与金钱意识形态紧相联系的享乐主义,才是她们所津津乐道的。在她们看来:“唯有学会享受,懂得享乐,才能真正理解做人的情趣与宝贵,才会因此更珍惜自己并珍惜这个世界”(素素《享乐》)。正是出于对享乐的追求,所以,一些“小女人散文”才会令人惊讶地表现出对于“妓女”生活的向往。黄茵曾在她为《新民晚报》所开的“咸淡人生”专栏中写过一篇题为《下辈子》的文字,希望自己在下辈子“托生”为像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一样的妓女。据素素的表现同样心愿的文字《文化连佐餐都不能》记载:“过不多久,晚报登了金克木老先生的文章,表示很吃惊,竟然近来屡屡有女性希望做柳如是之类的人。他说年轻的女孩不懂事,柳如是、李师师不是随便做的,再怎样锦衣玉食,再怎样被文人们捧得天花乱坠,终是一个妓女。再高档的妓女逃得了卖笑卖身的屈辱吗?”而且还是在这篇文章中,素素表白:“读金先生的文章,真让人又羞又愧,因为我正好同黄茵有同样的想法,而且很强烈。不知是中了邪,还是真正沦落了,想想也荒唐,受了三十年的自尊自强教育,却去羡慕古代的货腰女郎。”实际上,“小女人散文”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正是导因于她们的金钱意识形态与享乐主义生活哲学。
  作为有闲阶级的表达实践,“小女人散文”在书写自己的生活方式及精神意趣时,表现出明显的“格调意识”。在本质上,格调自然就是品位、差异和等级的象征。正是通过格调, “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将自己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粗俗不堪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因此也可以说,格调是她们实现有闲认同的极为重要的心理机制。具体说来,“小女人散文”中的格调意识主要就是“优雅”,正是通过“优雅”,“小女人”们将自己与男性及那些粗俗的作为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和暴发户们同时作了区分。在“小女人散文”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她们对“优雅”的追求与欣赏,“优雅”成为了她们的关键性“修辞”。南妮笔下的素素,在气质上就有一种“优雅”之感:“纯朴亲切中透出一点矜持,一份文静,一种优雅的距离感”(《生命是一种缘·序》)。素素在谈及喝咖啡的时候也说:“高雅和气度,不在于你喝的是什么,而在于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品味》),而在做家务时的女性,亦有着“优雅”与“粗俗”之别,因此,她感叹于电影《玉卿嫂》中“玉卿嫂”做家务时的“优雅”:“一连串动作,是这样温婉从容和煦。我惊诧自己从不知道:女人可以这样做家务,女人这样做事这样做人是多么美丽优雅”(《闺怨》)。在《吃情调》和《没有花伞的赛马会》中,张梅充分表现了她对想象中的西方生活中“优雅”一面的向往以及对现实之中“优雅”匮乏的失望与痛恨:“小时候多看外国小说,经常读到里面的衣鬓香影的男男女女在情调优雅的餐厅里吃色拉。那时并不知道‘色拉"为何物,但在印象里是一种优雅的东西。”因此,这种“餐厅里的优雅”,便成了她的重要追求,并且还为这种追求的失落感到痛悔(《吃情调》)。她和石娃去看赛马,也是在寻找一种西方式的优雅幻觉:“赛马会在我们的期望中应该是一个社交场所,是绅士淑女们消遣的地方。干干净净的男人,打着花伞的女人。想起那些花伞下的窃窃私语,眼波传送;男男女女在看台上的飞短流长,种种景象,是我们这些在贫穷的社会中长大的人所向往的。”(《没有花伞的赛马会》)由于向往着“在情调高雅的咖啡厅,要一杯咖啡,然后点燃香烟”的充满“情调”的消费,所以,张梅不满于“广州确实缺少高雅安静的消闲地方”,即使有“一些酒店的咖啡厅也可以坐坐,但总嫌情调太淡,不能给人以梦”(《喝咖啡》)。在张梅笔下,“优雅”之类的修辞,可以说比比皆是,尤以其《绿薄荷》一文运用最多。她在酒吧“总遇见一些穿着优雅的女士点绿薄荷酒”,并对“一个个女人肌肤雪白、姿态优雅、不食人间烟火”的“优雅”世界充满神往。
  作为有闲阶级的“第二性写作”,“小女人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第二性意识”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1995年以来中国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伊蕾、霍永明、唐亚萍、张真、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歌和以陈染、林白、海男和徐坤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男权文化的挑战者形象:二是影视传媒及一些商业性的畅销读物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境遇,就是难逃劫数地沦陷于女性的“被看”命运,但是,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影视传媒及一些商业性的畅销读物中的女性形象,是以迎合“窥视”作为自己出发点的,而女性主义文学,却是以反抗的方式落入了“窥视”的陷阱,这在以反抗男权文化作为指归的陈染和林白的女性主义小说《私人生活》和《一个人的战争》的横遭盗版,变成为普通的大众读物,极大地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欲望的命运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小女人散文”虽然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但是相当微弱而且毫不自觉。[12]“小女人散文”充满着强烈的要求男性“观看”的内在渴望,与在影视广告及商业性报刊当中的女性形象一样,“小女人散文”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女性的身体,其表现方式既富视觉感又形诸文字叙述。美丽、苗条、年轻的城市妇女的视觉形象,渲染装饰性的女人味儿和性诱惑力”,“身着强调女性曲线的紧身衫,或淡粉红色半透明睡衣,及各种中西时装,这些年轻妇女形象令人想起一些由来已久的女性特质,从秀丽、悦人到脆弱、温柔和关怀”[13]。在这里,艾华这位英国学者关于当前中国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概括,完全恰合于“小女人散文”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在此前述及的石娃对黄茵及黄爱东西等人的“互文性”文字中,已经初步领略了她们“渲染装饰性的女人味儿和性诱惑力”的、极“富视觉感”的“视觉形象”,而在“小女人散文”关于时装和美容方面的文字中,这种“被看渴望”表现得更加直接而强烈。
  在素素的散文集《现在的心情》中,充斥着大量的关于时装或美容的篇什,仅从题目便可看出,如《粉红》、《绛唇》、《丝袜》、《衣饰》、《女人永远是崭新的》、《霓裳》、《有暗香盈袖》、《流行》等,此类标题,在其他的“小女人散文”中,也是所在多有,如王璞的《服装》,石娃的《时髦表情》、《旗袍》、《日本女装》、《迷你裙》、《Levis》,张梅的《口红》、《着意打扮》、《宽袍大袖》、《金色披肩》、《萝卡裤的审美》等。时装及美容,向来为“小女人散文”所热衷,她们极力书写自己在此方面的不菲消费,一个方面的原因,正如我们前此所曾阐述的,是为了充分建立自己的有闲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在进行自己的形象展示,并在充分展示自己的极“富视觉感”的“视觉形象”和充满“女人味儿和性诱惑力”的浪漫风情(如张梅的《心动一瞬》、《异性的暗示》和黄茵的《偶遇童安格》、《朋友》、《列车长的故事》等)的同时,表达她们强烈的“被看渴望”。在她们看来:“女人的颜色是粉红。有一点艳有一点静,有一点轻佻有一点矜持,有一点妩媚有一点端庄”,“粉红衬托得女人更似女人”,“当你取出粉红的衣裳,请准备好:充分的睡眠,愉悦的心情,青春的自信,足够的端庄,还有稍稍挑逗的欲望。然后,出门去吧,你是粉红的精灵”(素素《粉红》),这样一个具有“稍稍挑逗的欲望”的“粉红的精灵”,其渴望被看的内在冲动已经是呼之欲出。在《嫁于东风春不管》中,素素对这种“被看渴望”有着如此生动的表达,“女子的情人是时装。不管去问哪一位女子,她最漂亮的衣服是如何买下的,是自己一个人去买的?是与女友结伴去买的?还是与丈夫或男友一齐去买的?答案多半是后者。挑选自己的时装,女性仍然是借助男性的眼光。在男性的眼里,你始终是一个女人。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女性都喜欢拖着丈夫或男友逛时装店”,而石娃的《时髦表情》则对“头发凌乱,双眼迷茫,朱唇微启,神情绝望,外加一股大劫大难后的平静与无畏气质”及“拥有一张丰润厚实的红唇和一双如烟如雾般迷蒙的眼睛”感到“幸运与应景”。某种意义上,“渴望被看”与“邀宠”,正是“小女人散文”创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驱动力量。所以说,“小女人散文”中的女性意识,实际上便是对男性的根本性臣伏,丝毫不具备女性的自觉意识,它不是女性主义的反抗性写作,而是自甘“第二性”的、并且具有强烈的有闲梦想的“小女人”们的形象展示与自我告白。
  
  注释:
  [1]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年第3期。
  [2]姚玳玫《个人与规则:专栏作家的纯情与尴尬》,《广州文艺》1996年第3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精英”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文章中所说的属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而指的是那些不与现实文化同流合污、仍然采取启蒙主义立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
  [3]陈娟《女人的都市》,《广州文艺》1996年第3期“编辑人语”。
  [4]黄茵《<时髦表情>·序》,石娃《时髦表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71页。
  [5]小宝《(现在的心情》·序》,素素《现在的心情》,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页。
  [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版,第9页。
  [7]同上,第64页。
  [8]同上,第66页。
  [9]同上,第65-66页。
  [10]同上,第36页。
  [11]同上,第102页。
  [12]参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第6章第2节,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3]艾华《大众传媒中的妇女与性》,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平等与发展一一性别与中国(第二辑)》,三联书店l997年6月版,第109页。

   作者系南京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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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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