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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当今艺术为何难觅大思想(4)

2012-09-27 23:0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这一现象,在中国,越是非普通者,数化人的特征越鲜明。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艺术家的人性体现和个性特色,显然不能解释其全部行为理由和根据。在一个人人都在喊反特权的社会,却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人人都在行使仅有的特权,就像一个清洁工一样他有特权弄脏马路,再来打扫马路,画家似乎也有特权弄脏艺术,再来推销艺术——并不惜亵渎自己的职责。在经济开放状况下,社会数化行为允许劳动与价值产生非等式性价值,这就导致社会红线外(画家们明白这意谓着什么),你无妨破坏艺术与价值的必然等式关系,这可能就是画家的利益自觉意识的全部社会根据。至于是否牺牲艺术的道德价值是可以不予理睬的。艺术的道德价值只有在贫穷的脑力劳动者那里才产生文化制约作用甚至法律效应。

  从西方哲学家和马蒂斯那里获悉,追寻存在本质当然要比生理存在要困难得多,而数化人式的利益式存在是所有生活方式中最为省力而简单的方式,人们拥有数化时代全社会提供的此类理由,人们当然钟爱后一种存在,而这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口号的表层意义十分吻合,因此,人们也有根据、有理由接受数化式存在了。

  在大数化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艺术家遭遇的惨痛害伤,当然不排除中国艺术家们面临着数化问题。和画家相比,诗人似乎遭遇到更为悲怆的命运,因而诗人概叹,“数化,这一现象,在人类的各个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只是当下更为严重罢了。李白不是遭到时代的遗弃吗?杜甫不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吗?这难道不是数化的景象?……艺术的良知以及艺术所产生的价值观均不复存在。数化人不能展望未来,数化摧毁一切!危机不仅来自于当下中国,世界范围内的诗、艺术力量的衰弱便是一个普遍的(数化)现象”(诗人邵勇关于《数化·诗·精神气候》的通信)。就全球范围和人类历史来看,中国人受数化主义的影响较之于西方人要严重得多,因而数化特征在中国也明显得多,从而数化在中国的文化、政治层面的执行力度也独裁得多,推广姿态也囂张得多。数化行为几乎和艺术目的合二为一,这迫使画家在一定时期无法把握艺术的本质目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数化时代推到大家面前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在纷呈的多元文化中,如果丢开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信念,我们似乎无法保持一点点接近它的勇气”(引自《数化人》)。因其如此,“精神贫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确实是一个事实。在数化主义流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层面时,诗(艺术)呈现的空洞泛美现象让人无法排斥贫穷的理由。而泛美现象的出现是卡里斯玛的民俗化结局。这一因果导致了泛价值标准,而贫民修辞学下的艺术作品在失去了对价值美的信仰后,艺术媚俗使文化机构把泛艺术现象看作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提升的表现。其实,纯粹的艺术永远是贵族的,纯粹的艺术永远是非数化的,艺术的精神本来就排斥贫民修辞学对艺术的非文化化,更排斥对艺术数化。在人和艺术同样是走向价值的存在的过去或是我们期待的未来,艺术无不是人走向价值存在的保证。”(引自《数化人》)。但是,《数化人》的抗争是脆弱的,这类抗争只间或发生在某些理论文章中,而没有像马蒂斯或是达利那样在绘画中全面发起反击。中国艺术家也没有像邵勇所说的古代诗人那样,表现出清晰的理性的反对态度,而为一个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标识。

  反而,广大的脑力劳动者视艺术的文化价值保证为生活障碍,加上所有脑力劳动者愿意自动放弃“人”这一身份,更比如说贵族曾是人的普遍憧憬,比如说人期求更高文明,人希望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些都不在目前的人们的期求之列,人的参差不齐的多重水准肢解了统一的价值标准,艺术作品在数化人眼目中的价值就不再是大思想,只要具有愉乐性、剌激性、点缀性、装饰性、价值(商价)就足够了。这让中国艺术家碰到了达芬奇、安格尔、提香、达维特、马蒂斯、梵高、高更等思想大师也没有遭遇过的问题。

  数化时代把文化价值保证与生存利益保证摆在人们面前,让人们自己来选择或研判,在艺术无法展示其大思想的数化时代,人们不加辨别地选择了后者。这一全球性的大状况产生了“人类何以存在下去”这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显得更加严峻与紧迫,更需要艺术家展示艺术责任,而中国艺术家们的画笔确实还不如康定斯基所要求的那样,通过画笔引导人们更换其商人身份,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更无法通过画笔良化人们的身份和格位——让人在生物链顶端苏醒过来,以脑力劳动者身份加入到有利于人类存在的行列中来。

  相对于大思想,“人类何以存在下去”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但是不能因为是大难题,艺术就可以回避,艺术就可以把自身应该承担的重大问题推卸给政治,殊不知政治只能解决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如前面所说,画家的失职,或艺术上的任何一个极普通的错误,都必然导致整个时代失去正确的人文方向,即如果艺术家没有力量、没有大思想与社会数化行为抗衡,反对数化行为,必将导致自身的艺术行为都是一种数化行为。这样的艺术行为,无益于解决“人、人类究竟该如何存在”这个大问题。   而事实上,中国艺术——不仅是绘画,甚至诗、小说、音乐等等艺术,似乎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问题,也不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己任。正是如此,中国的众多艺术工场,如同中国的廉价商品(无文化意义上的附加值的消费品)工厂一样,举全国本事——破坏——来摧毁一切。这集中表现出数化创作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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