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光临:中国南方艺术(www.zgnfys.com)!收藏我们 [高级搜索]

正宗攀枝花本地芒果

杜曦云&戴光郁:做好自己,一切尽在其中

2018-09-10 09: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时间:2018年7月23日-8月31日

杜曦云

杜曦云,1978年生,200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硕士学位。曾主编《艺术时代》等专业刊物、也曾任上海昊美术馆副馆长,现任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副馆长。

Dai Guangyu戴光郁

Dai Guangyu戴光郁,1955年11月生于成都,现生活、工作在北京。

早在85美术新潮时期,戴光郁就是西南前卫艺术的发动者与组织者之一。1989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1996年德国波恩现代美术馆举办的“China!China!”艺术展(“China!”,Museum of Modern Art,Bonn,Germany),深得好评。参展作品“墙上风景”辑入Taschen出版社(1998,科隆)《20世纪艺术》(《Art of the 20th Century》,Taschen Verlag,Cologn)。1994年5月,受美国国家新闻总署《国际访问者规划》项目邀请(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AI)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 ),赴美进行学术访问。

从“水的保卫者”(1995年)艺术活动开始,戴光郁动员组织了成都和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批评家、媒体人等等,在成都举办了数十次当代艺术活动,一大群艺术家云集成都。一时间,成都成为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

进入本世纪,戴光郁更是将工作重点投放在文化源头精神脉络领略上,力求从思想演变的艺术史研究中获取灵感,使传统艺术资源在最大化的语言实验与形式转换中,进入国际视野。


更大的使命

杜:上周见面时,你说你在艺术方面还是个新人,一切才刚刚开始,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也反复谈到要有更大使命!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戴:一些人要兴亡继绝,匡时济俗;另一些人则要另辟蹊径别创一格,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而我则上下一揆,埋头苦干。学问不是吹嘘出来的,而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不明白这个,就会急功近利只求时效。我不愿意这样子打发生命。在我看来,浪得虚名与内心渴求的差距太大,就是虚掷时光、浪费才情——尤其是为权为利忙得不可开交的那些事,实在是与艺术精神背道而驰。

干艺术这事儿,不仅需要独具一格的技巧,更需要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的文化底蕴。那天与你说到艺术上我还是个新人,正是基于此。不是故意卖关子,是我有更大的使命,不成功便成仁。这是我固守的基本点,毫不动摇。我治学理念是,最高标准绝不背离普适价值;最低要求语言推进绝不盲从跟风、言不逮意。

杜:和在成都不断发起活动的那些年相比,在北京的这十几年,你隐居清冷孤独的书房,很少出来社交。作品也褪去火气,和中国历史、传统对接很多。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戴:非要说“隐居”,莫不如说是想在体系完善且固化的传统领域基点上做些事。真要系统地来做研究,看看古往今来的大师们,是他们让我制定了长期工作计划而陶醉其间乐此不疲。况且,要在一个领域有所突破,没有寂静安然、慎思独运的长期工作状态,这一切又如何能够完成得了呢?所以,我是被逼入“柴门”。

成都时期,前卫艺术还很挣扎,放眼全国,前卫艺术合法化竟然是个难题。但正是这种状况下,前卫艺术才显愤世嫉俗,充满批判精神。而后我移居北京,却日益感受到已经“合法化”的前卫艺术开始蜕变,像一头怪兽,它无情地吞噬着培育它成长起来的人的灵魂,使反叛精神成为反叛对象。环顾艺术界,十多年过去,之前的艺术理想不再,更多的是迷乱中的物质主义思想浸蚀,艺术充其量是握在新贵们手中攀比炫富、可以把玩的玩意儿——正如你在《装饰——“伪当代艺术”的实质》一文中讲到,这些伪当代艺术“不约而同的特征是:掩盖现实问题、粉饰生存困境、没有批判性锋芒。说穿了就是——装饰”。

这种情境下,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同流俗,静观其变。我既不愿意、也没有精力与狼共舞,只想安静坐下来琢磨自己该做的事。北京的这十来年,个人得失如何评判,不是我所关心的事。我觉得我对艺术的精神性及其高度自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关切感。这是生成环境塑造出来的,也是一以贯之经久不变的思想情怀。

至于说居住在北京期间和中国历史、传统对接很多,那是因为艺术研究路径的必然结果。毕竟,作为汉语思想背景的当代人,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思想维度和视觉参照,是历史审视所赋予的重任,是很神圣的职业期许。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上述目标的学术预期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做的功课。成都时期这方面触及并不见少,只是那时重点放在了社会学和思想史方面,语言建构明确无误地贯彻推行中,的确是北京之后的事。

成都、北京,历史线索与当代贯穿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实在是径轮难定。唯一比较显著的是,在北京,语言更加内敛,形式更加纯化。也就是说,文脉关系中的语言转换分明有个强大的语言系统在支撑。也使当代寻绎的语言厚度,循着文脉关系的纵深切入,显得更加坚固。这可能就是“褪去火气”的原因罢?

杜:传统浩如烟海,你试图在传统的哪些脉络上推进你的工作?

戴:最初是从“文人画”绘画理论切入,想把1949年以后断掉的、曾经深深植入主流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真真正正地弄清楚。结果当然是,循着路径由明清两季回溯至唐宋,从“士人画”倡导者苏东坡们到文人画鼻主王维,一路寻踪,有遇陶渊明、嵇康、阮籍们,晓得魏晋玄学的重要性之于文人画理论; 晓得“隐逸”思想与“山水”兴起之内在逻辑及其必然性。也就明白了作为个体的我,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字正腔圆地回绝一切反人性、违自然的道德观和美学观。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经由这一线索回到汉语思想源头的思想爬疏,以其精神参照反观误入歧途的当代人文思想价值观,不失为一剂治世良方,更可作为当代艺术学术推进理论根据——比如:老庄思想之于当代社会景观的人文迷思;《周易》“立象”以“定情伪”说之于符号学层面的建构意义。不一而足……

杜:以你的体会,汉语思想源头和普适人性是什么样的关系?

戴:晚近西方汉学研究层出不穷的思想著述,对古代文献东方智慧的挖掘整理显然说明,人类文明共同体需要汉语思想的重新激活。这就是普适价值共时性理想的历史经验重塑。

是这样,轴心时代无论先秦思想诸子百家,还是两希文明哲人智慧,都为人类文明思想开启作出过巨大贡献。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耶稣、老子、孔子、庄子,至今依然影响人类,相关研究源源不断,证明当代困境再次觉悟到那个伟大时代无与伦比的思想启示事实上的影响力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人性向善、循真求美的基本属性从来没有、也不应该违背的道德底线,亦即人类共同遵奉的普适价值。

回到汉语思想源头这个话题,我总认为,现行体制下是不太可能理性地呈现它原初思想形态,以便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普遍性思想参照。而艺术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加之难以抑制的自由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先期做出拓展性成果并非空想——思想转绎,一种汉语思想背景下的、属于世界共有价值观的当代艺术。

杜:这方面,你觉得目前有哪些人做的不错?

戴:通常,对他人艺术做评估不是我的份内事,那是你的工作。既然问到嘴边,我试谈两个经典案例也不妨。

就个人浅见,艾未未1990年代初的《失手》和之后复制在汉陶罐上的可口可乐符号,以及稍晚的陶瓷瓜子,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失手》中施行者神情自若的“失手”,使一件文物被毁看上去甚至还不如一场车祸触目惊心,让人心痛也无语。这件作品揭示的东西很多,语言却隐含一种残酷的美学基调,不可名状。

另一案例是尚扬先生以“大风景”为基础的、一以贯之的语言实践。直到他近期的《剩山》系列,整个创作历程回溯上去,一个很有力量的宏大叙事结构赫然在目,不能不叹。尚扬的艺术实践主要体现在平面视觉结构中,语言冲击力和美学内涵却与艾未未有同工之妙——都是极具东方哲思、有深度的当代典范。

我要补充和强调的一点是,通过典范可以看到,只有毕其一生,一以贯之地把所有才华灌注于严肃认真、专业不苟的艺术实践中的那些人,才能传时代之新声。

杜:绝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华文化是很陌生的。你的作品在国际交流中,观众容易领会吗?

戴:得承认,以传统文化资源为主线的创作路径,有着时尚艺术难以辨析的语言厚度。其深邃思想来源与津脉关系,更是难为一般人所洞察。这一思想理路催生出来的艺术,没有深厚理论背景的支撑,短期内是不太容易被大众至上思想熏染的艺术景观所容纳。

不过,有历史见识的思索者,应该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定规律,那就是:只有根植于深厚文化土壤的艺术与思想嬗变,才是历史进步的推动力。至于中华文化传统视觉系统所演绎来的语言形式,在当今艺术语系里比较陌生,我想应该是问题出在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缺席。另一方面,西方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畅行天下,人们对这个系统的知识编码早已习惯,而且顺应、并深信不疑,从而成为所有理论形式的参照系。人们的审视眼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从谱系学角度来看,一个以华夏文明思想源头为根据、一个以行诸千百年而有效的人文思想参照为思想进路的当代艺术,还未迎来本该属于它的一片天。因为,我们的当代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我们深处历史逆流突袭下的没完没了的“历史转折点”的当口,难以自拔。反观西方,他们的历史进路十分流畅,虽然有遇动荡,却没有斩断历史的文化断裂,没有历史包袱的文化偏见——非要说有,也是物竞天择的生成需要。而我们呢?为什么不能一依前绪,异军突起,另树一旗。

依据这一基点,我才不管国际交流中观众是否容易领会的问题,这种假设会随着思想推进、文化阐释迎刃而解。我只管遵从事物衍生的规律,遵从个人知识储备给予的思想引路。有意思的是,这种状况下的国际交流,我的艺术更容易与他们沟通。我想原因应该是:文化的普适性,扫清了人类情愫思想表达的障碍,人类思想命运共同体愿景归于一体,人类精神共享。

就沟通领会这一点说来恰好是——国内交流的障碍,远比国际间大。工作依然艰巨,但我一点不急。批评界的正视因势利导,这种状况必然改变。正如我们上次聊天中你的观点,这一改变三或五年,必将到来。

杜:温普林当年给你的绰号是“不戒道长”,你怎么看色情?怎么看异国恋情?

戴:文明社会向来回避“色情”话题,却又念兹在兹,形影相吊,须臾不可离。彷佛这是天机不可泄的罪恶。《金瓶梅》、《肉蒲团》、及至后来的劳伦斯、亨利·米勒等惹了一肚子文学闷官司,终又平反,被追认为“情色”文学而接纳。至此,人族的情欲肉色感官享乐,披着文学和艺术的外衣,堂堂皇皇地回到被逐乐园。人类如释重负,精神不再被折磨,肉体不再受摧残。美术领域大同小异,春宫图也不再躲在皇家深宫、百姓闺房供人偷偷摸摸的观赏。“房中术”也冲破禁区,成为社会科学、生理医学研究项目。

1990年前后,温普林借居成都,我们常常聚会,讨论话题绝不仅止于艺术。恰好在当时,“情色”与伦理道德问题、性与政治问题,戳卫道士戕害之痛,正是我艺术创作的研究课题,交谈中自然少不了这类话题。普林后来著文介绍成都前卫艺术家,信手拈来给了我这个绰号,极其偶然。

至于说到异国恋情,我想大体上是因人而异,各有所爱罢。不好说。但是你说到“异”,让我想到西方殖民地时期,比如法国作家谢阁兰,在当时西方极为时兴的“东方异国情调”文化探险热情鼓动下来到中国,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而最终有所成就。他的一系列写作《碑》、《出征》等,对之后法国一如继往的汉语文化研究,尤其是当代跨文化研究播下思想种子,影响深远。以至于反过来它对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起到建设性作用,具有双向建构意义。这就是“异”的吸引力推绎出来的文化互补优势。它的衍生意义比如艺术上异质混合催生的新艺术,肯定比偏执于基因“纯正”单一守旧的亲近繁殖好。

杜:复杂玄奥的假说,容易把人绕晕后忘记来路、不知去处。如果用你的基本情感和生存处境,来检验你面对的浩繁传统文本,需要依赖的是什么?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戴:我们这代人的问题是——包括新世代同道,似乎不愿坐下来,花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安安静静深入系统,老老实实地做研究。十年?廿年?甚至更长。艺术这行当,本是毕其一生的学业研究也做不完的,可现在偏偏有人把它当成啖饭之道。现在的人已经不耐烦于长期作业的煎熬,做不了“15分钟的明星”莫不如说是一种失败——殊不知安迪·沃霍尔这话在冷幽默热调侃背后的真实含义,看他是不是15分钟的名星就明白了。这种情景下,若要面对浩繁传统文本深入细致地做研究,那真是天方夜谭。看来,这样的人门都不得入,何有“忘记来路”这回事?再说这一类人,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从事艺术这个职业,或者说完全误解了艺术意义与生命安顿精神指向的澄明性,“不知去处”在所难免。

依我个人生存经验,真正有志于艺术工作愿意全身心投入,不弃不离百折不回,就不要佹得佹失,计较个人利益。一时一地的成就不足道,长远的、能经受时间检验的艺术,才是印证时代的精神指标。知识的获得,要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累积,没有捷径可走。专业领域,一但深入进去,自然而然地会有一种隐匿性力量引领,推着你向着该去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只有站在一定高度,才能看得更远。


天地和人世中的“我”

杜:你有宗教信仰吗?你怎么看超越性和人世的爱恨情仇间的关系?

戴:我没有宗教信仰。艺术是我唯一可以自诩的最真实的信仰,艺术是高度自治的精神性语言形式,它造妙自然,颂赞造物主,其精神指向本身就有宗教属性。

一直以来,对艺术起码的定义是关于真、善、美的这一点,大家都不会怀疑。那宗教基本教义与此又有什么差别呢?对此,从精神关照的艺术角度看个人生存经验,我体会颇深。在今天,对艺术的要求与期待仍像中世纪一样,必然会四处碰壁。原因是,艺术早已脱离宗教控制(教会组织),艺术精神更加接近于造物主安排妥当的那个真实世界——而不是经过宗教组织受权的人际间中转过滤。所以我极不喜欢以宗教名义对艺术指指点点,或以艺术名义图解宗教的、很表面化的艺术创作。同理,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和个人,更不能凌驾于艺术之上,艺术不属于任何团体和个人。艺术的审美属性、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创造力本身就是反邪灵的,任何想把艺术作为狭隘思想工具的企图,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艺术是造物主巧设的语言,直通圣灵,只需聆听无需翻译。这么一说,倒不是无视宗教思想精神教讳与聆听。恰恰相反,艺术须在宗教看齐的思想反醒中,才能避免误入歧途、背离精神世界真善美。把握好这一方向,什么人世间爱恨情仇,不过苍狗白云蜗角之虞而已。

杜:中国传统文人谈的“士”的精神,和当代人谈的“主体性”有很大差异吗?

戴:“士”的精神一定内含主体性,“主体性”不见得就有“士”的精神。但二者融通就兼具个体自由、思想独立,又天下为公、兼澄怀之志,为治理国家分忧解难,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其实,作为当代引进哲学概念,知识界对“主体性”精神述求向来进取,不遗余力。是大家公认的当代进步意识,是比较普及的公众意志。而“士”的精神却被误解为陈腐老旧的士大夫思想,而遭遗弃。这是非常遗憾,也不明智的一件事。

中国古代,凡开明盛世社会昌盛,必是“士”的思想活跃稳固时期。过去时代,“士”特指读书人、知识分子,“士大夫”即是经过科举考核在职为官的读书人,“士人”乃是二者泛称,而“士人思想”就是行诸千年上下一揆的、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士夫责任感,或如太史公所言“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肩负重任的社会中坚。这股力量,这种责任感,连皇帝老儿也不得不从。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代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规劝皇帝从谏如流治理国家。“士”的精神衍化到了宋代,可以说是已经受到全社会认同,具有普适性。封建帝王治下的专制政府,竟然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确开明。

就“士”的精神衍化研究,具有世界声望和学术眼界的余英时先生,以其思想巨著《士与中国文化》的奉献,给当代思想领域学术困局的突围,勾勒出清晰的参考路径。也是值得艺术界思想比照,共同探讨的课题。从艺术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个方向非常重要。比如宋代文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领袖苏轼为什么要提出“士人画”观点?它与之后的“文人画”是什么关系?与之前的人文背景又有怎样的精神联系?而与之一脉相承的“山水”精神为何成为“文人画”理论思想重要基础?这是很有价值的学术线索,是经纬有度、为体系完善、理论建构提供学理支持的理论参照和思想源泉。

杜:人生在世,最起码要面对两个维度的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身处山水中和身处人群中、面对天地和面对权力系统时,有很多难以调和的纠结和冲突,你自己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呢?

戴: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你、我、他,一直在被模塑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从艺者,要纠正被原有系统强加的美学观、世界观、语言认知方式甚至形式结构、技术处理单向型知识结构,的确不容易。没有读万卷书的阅读经历和自省能力,没有行万里路的悠游行踪实地考察的开阔眼界,要想摆脱积重难返的思维模式,有难度。不可否认,你所提示的“很多难以调和的纠结和冲突”,真是愆戾山积且有众嘘漂山的力量。想想人生羁旅如此一趟,生命安顿要意随人愿,与其将一身才华浪费在扞格现实中,不如以退为进,不碌碌无为的混迹江湖,不在众语喧哗声浪陷阱中作吹毛求疵状。而是应该以超然态度将自己投放在不与世俗争锋的独立创作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思想理念,厚积薄发,关键时刻一剑封喉定夺天下。要不,干脆就针锋相对,绝地反击,不给僭位者丁点机会。总之,两种情景的应对方式都是不合作方式,孰轻孰重因人而定。

杜:我今天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古代字画,觉得“山水”类似于中国古人的宗教,“文人画”最明显的成就是通过笔墨、丘壑营造出心理氛围,良好的心理氛围/心态才是“文人画”要表达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文人画”和画匠们的绘画最大的不同。你认为呢?

戴:从宗教哲学层面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虽然站不住脚,但是艺术里面涉及终极意义的语言元素极为深沉,不入其境,难以领会。这一点,作为艺术批评家的你,想必是心领神会,良有以也。如果知道“山水”理论来龙去脉,知道谢灵运“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之于魏晋南北朝艺文思想确立的重要性,知道“山水”画创作理论内含的精神向度和嵇阮陶潜们、和王维苏轼们所倡导所领军的主流文化、人文思想来源的一致性,就会明白产生“文人画”理论的思想背景,和文人们仰赖“山水”精神为何有如宗教信仰般。

“文人画”最大优点就在于艺术高度自治的独立性,和艺术家们绝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不可侵犯(“自由主义”虽然是个现代词汇)。就这一点,我理解你博物馆观画时此情此景的感受,基于一种思想高度的认识,也赞同画匠与思想型艺术家的区隔与判断。文人画家(现在叫知识分子型艺术家)通过创作表达思想;而画匠们(现在即商业画家)复制所见之物。这就是我喜欢“文人画”的原因之一:不装蒜,有立场。画匠无益于社会和艺术本体性精神,就毫不留情地挞伐、纠错。比照之下, “文人画”思想理路是有现实批判借鉴意义的。由此关照,蔡元培先生“美育”重视之倡导也是对的。

你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用一篇文章的含量作答。譬如前问,仅三言两语是很难阐述得清楚的。所以,甫的一下讲起来,总觉得言犹未尽,意也未逮。


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杜:这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市场方面“凛冬已至”,思想方面也乏善可陈,少数人审时度势的跳出来,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全球都在剧烈变化,新的时代帷幕刚刚掀开,各种假想假说纷纷登场。你觉得这些新的变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会有影响吗?你自己怎么应对这新的局面呢?

戴:我认为影响不大,中国已和世界连为一体,中国当代艺术早已跨入世界。一切都在衍变中。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艺术语言有其自身演变规律,虽然社会风潮动荡因素对其会有影响,但总体趋势是不会因逆流突袭而背离正道。回看历史,这个情景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竟然还是每每有遇开历史倒车倒行逆施时,有那么多旁门左道会跳出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个原因究竟为何?历史叙事结构中已经是在在表述,非常清楚,不用我来分析了。我们只需看最后结局。

所以,以历史眼光看问题,《易经》早有告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信!看当下逆流中一出出闹剧争前恐后的表演者,其戏剧性喧嚣声浪,不过重复过往历史悲剧中沐猴冠冕、逐腥附膻的庸人而已,不足为道。我倒是觉得,事到如今并非坏事。行走大道,各取所用,我行我素,天宽地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历史大潮。更何况,今天这样的信息共享、互惠互进的网络时代,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正义新声的穿透力?小丑和英雄,云泥之别的路径足迹最终显现,泾渭分明,本来就是历史大剧应该出场的角色。

面对未来我们仍然乐观。难道不是吗?尽管有些例外,历史到了转捩点,一声轰然坍塌中,你有没有准备好?

杜:如果未来和你的预想相反呢?

戴:相反,就说明这世界的问题尚待修正,纠错继续。再说,世界从来就在问题中,世界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过。反过来说这其实也是艺术工作的原动力——如果你责任心极强的话。面对挑战实施艺术抱负,是最富美德的人间汉子。

杜:你的作品中大量用墨,它在你作品中大多指向阴森压抑,似乎长夜无尽。全球化的过程中,生长着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你怎么看这些新的变化?

戴:大量用墨,首先跟我自幼研习水墨画有关。其次,基本上可以断定的是,作为典型的文化类别,以“墨”为创作媒介的“水墨”艺术,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而被视为民族精神象征。以至于,“水墨”作为一种承载工具,早已成为卑贱精神附庸,蜕变为庸俗社会学思想傀儡。

这种情景之下,我以水墨语言形式为手段,以墨为显影媒介,狠揭猛批异化伪类们扭曲传统、作贱传统的劣行,既是捍卫传统人文精神的正当性,又是借古喻今针贬时弊的举措,这叫“墨攻”——以浩然正气之墨攻龌龊萎邪之黑。而最为重要的,或许也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艺术上我从传统脉络延绎而来的、一以贯之的语言建构工作。这得益于我对西方晚近艺术史和中国美术思想史的研究,更受益于十数年来亲临欧美艺术博物馆现场考察,分析了解现当代文化趋势中语言转向的必然性。

总之,以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艺术演进和当代语言转向的研究,对我来说是比什么都紧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不能松懈,所以我说自己的艺术选择是一项研究性质的工作,没有尽头。因此我也从不讳言我对阻碍自由思想、扼杀创造力者的痛恨和不屑。我的工作绝不受制于它,我不会把个人才情浪费在龌龊者们设置的话语游戏中,随鸡起舞。你说呢?为了更大使命,我们应该携手共进,全力以赴面向未来。由此而看开去,所有亘横于事业前的障碍都是可以跨越的。

历史推进自有它必然合理的路径,长河中会有沉渣泛起的旋涡回流,是暂时性的回潮。在全球化信息共享时代的今天,人类文明价值观普适性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不必担心。做好自己的,一切尽在其中。


相信人性,乐观未来

杜:你的人生经历中,剧烈的变动很多,你自己也从小学习武术、少年时期又经常打群架,你是否已经习惯了在剧变中的生活?如今,你更喜欢主动参与到漩涡中,还是安静退守?

戴:少年轻狂,争强好胜,人之常情。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个人身世的确有些不同。“不同”身世造成生活的“剧烈变动”,是因为身处特殊时代,家庭背景的特殊性带给我的特殊遭际,也让我时时刻刻感受到“不同”境遇的荒谬和社会邪恶残酷一面。虽然,这为我带来巨大伤害,但同时也磨砺出我的坚韧性格,也塑造了我人生价值观面向澄明一俟具清、面对权势绝不妥协的思想品质。无怨无悔。

提到少年经历,说起来挺好玩的,“习武”是因为被人追逐,“打群架”却是因为被追逐的反弹。都是被逼的。现在来看这些经历,其实并不坏,那是我人生经历丰满的一页。

你问到“参与”或“退守”,我看二者并不矛盾,瞧瞧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审时度势沉几观变,对自己不认同的事则拒绝合作不予共舞,绝不把才情浪费在恶人的纠缠中。非但如此,还应秉笔直书,记下所见所闻无所遗漏。从这个层面理解,“退守”即“参与”——更高层级的参与。孔子说“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在阐述这个道理。

杜:独面天地时,每个人是这个星球上的个体,是一个个地球人。但因为地域、语言等原因,每个人又归属于特定的国家、民族等共同体中。很多人关心的现代性转型,过程漫长并充满不确定性。各种假想和假说层出不穷,但我感觉“现场”才是最真切的,“行动”才是最有效的,智慧来源于求真,真相在行动中才会向人敞开。这几年来,有不少假想和假说是令人消沉的,但行动是如此神奇:越行动就越有激情!所谓的积极、乐观、好奇等生命最可贵的品质,它们的源泉似乎是在行动中的,如同火石,越是撞击它,就越是能产生火花。你觉得呢?

戴: 虽然我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深痛恶绝,但是,就你所说的“因为语言、地域等原因,我们又归属于特定的国家、民族等共同体”,表示理解。无可否认,文化认同在任何国家,不仅仅是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来源,也是“他文化”交流互动的思想基础,是世界多元文化共生、互进的文明源泉。与此同时,它又是极端思想和强权最容易操控、加以利用的说辞。就是说,民族主义必然披上文化认同、命运共同体外衣,才能以合法身份和名义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文化认同的两面性,是民族主义诡谲的一面。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主义,或者说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并与之划清界限的。

有鉴于此,我的观点是,与其强调民族共同体,不如多谈价值观认同,多谈个体差异与尊重。人的命运只有从少数伪类们的权术操控中摆脱,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我非常同意你“现场”和“行动”的动议和主张。事实上,我在这方面算是清醒之人。否则就不会有当年成都与查常平等人合作,无以计数的公共空间艺术活动策划。批评家王林、温普林曾多次讲到,我与同道们持续多年的生态艺术活动,竟然引起整座城市关于公共艺术的讨论,值得称道,是艺术领域一壮举。尤其王林在《为了我们对艺术的承诺》一文中,从艺术史角度对我1990年以来所策划的艺术展和活动评估,认为是个值得重新加以评价描述的疏漏。后来高名潞在《“街头前卫”与成都叙事》文章中,将成都公共空间施行的所有艺术活动命名为“街头前卫”。并洞察道,如果有人把这些艺术事迹加以梳理整合(高名潞将其看作学术工程),“是对艺术史的贡献”,功德无量。依我的判断,他们此番评价是极为公允,极其敏锐的。

历史就是在不断反省、修正、重新检验地书写中被确定的。就我对艺术史的阅读经验看,对此我坚信不疑。艺术的追认和艺术史的重新描述,是整个历史叙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是真实的史实存在,又是话语权遮蔽中有待重启的艺术经验。这种情景在历史演绎中不胜枚举,一再重复。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这是历史主义眼光当代情景的审视,今天的人可以只认当下,假装这不存在,甚至认定它无效。但历史的筛选无情,并不考虑个人偏狭见解与权重一时之定论——至少不会是盲从时下的盖棺论定。总之,当年我们热情澎湃,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是与非?功与过?无所谓。这是真正的文化“现场”和艺术“行动”。至今令我感到自豪。

那么,可能你会问这十来年又怎样?“退守”又作何解释?我想除了前面讲到孔丘说“无道则隐”的思想抵抗态度,还有,我不会从文化现场退却的——我的文化现场在中国。所谓“退守”是因为时局变化的拳头收回,是为重新发力做准备,是出征的前奏。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收缩与退守可以让我更加冷静的观察、理智的判断,为新的行动方向定准座标。

杜:每次见到你时,你总是一副激情满满的状态。但你的人生经历其实很多艰难曲折。你觉得你的积极、乐观、激情等从何而来?

戴:命运多舛其实不坏,那是我的一份人生厚礼。我的看法是,个人人生遭际只有融会在知识累积的思想升华当中,才会转化为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生命向上推动力。我一再说过,我是一个顽固的历史主义眼光认理做事的人,我相信未来。也许这和家庭背景有关系,可能,作为历史学家的父亲和他的师门事迹和治学线索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致使我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吃尽苦头死不悔改。另一方面,正因为深知历史正道循路有方,所以面对当代问题,我知道自己的选择和方向必须是师出有名,有根有据。就历史常识和阅读经验来看,我以为我是对的。这样的人生馈赠和积极因素能让我不乐观?再说来着,当你处于现实情景中,你的当下感官、价值判断、艺术书写经验和责任感让你认定,历史正声,进程所要,其实是:音未定!你的创作生涯能不激情吗?

恕我赘言,历史进程艺术嬗变,没有谁能一锤定音、削定史册不能改。从来如此。

杜:急功近利是当下大多数人的通病,但你的“相信未来”,也是你个人的假想,因为未来毕竟还没有发生。你的很多作品是站在当下回顾过去,但未来正在加速度变化,比如: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目前已经初现端倪,这可能会导致权力博弈的全新改变……越是加速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越是快速滞后,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背景和局势,你还相信“历史正道循路有方”吗?

戴:“历史正道循路有方”是个思想命题,它的指涉触及普适性意义,也关乎于未来走向人族命运,应该是追问焦点。“相信未来”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判断,也是根据人性基本准则和价值取向的未来承诺。没有信仰,不信未来,只要当下实效,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也不会理会这一超然说法的。这种环境之下,急功近利者当然畅行天下。

如果,说未来毕竟还没有发生,就认定“相信未来”是没有根据的虚幻的假想,那么,我说我想借此来为自己鼓劲儿,打气壮胆也未尝不可。或许这,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倒也不错。说真的,我的艺术即是现实处境中一种个人回应而已,发声方式采自个人知识结构所能应和、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无所谓文化上的“政治正确”、艺术上的“政治正确”、政治上的“政治正确”。更无所谓唯新是好、科学主义技术至上的“政治正确”。

艺术层面,借古喻今也好、未来主义技术至上也罢,都只能是以现实立场的审视基准为判断的现实回应,手段与形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一而足,都有自己的施展空间。你说到的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在艺术层面的冲击和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便堂堂皇皇地在艺术领域散布开来。像英国收藏家萨奇热捧的“大英年青艺术家”们(简称YBA,国内有称“新英国艺术”)和纽约出现的“后人类”展等,无不是围绕这一话题和题材而展开。据我的研究,在西方,所有新科新技背景上产生的新兴艺术,其人文思想关怀为基调的语言方式,始终如一地是其核心。否则难以为继,只能成为炫目一时的科技工艺艺术。前阵子有人提“新人类”怎么怎么的,后来又说不下去了。我看呀,即使新人类怎么着,也是需要面包、抽烟喝酒、有情有义有爱有恨的……我的意思是,任何时代,任何新兴技术,只要它为人所造,为人所用,它就应该是以人性为核心的人工利器,人性人心远在其上,永远都是中心。灵和魂永远是艺术的领航。

杜:人性复杂多变。你生于1950年代,从你的亲身经历而不是理想化的概念出发,你相信人性人心吗?

戴: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我当然相信。但是目前,我很悲观!非常悲观!只有当我面对艺术而独自思考时,对此稍为有所解——甚至怀疑自己的悲观失望是错了。

此时此刻,你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正在德国。凭我对这里的观察比较,再看中国,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地面对未来,未来还是会好的。我常常在想,欧、美、日本一路看过去,我还是坚信自己相信人性相信人心相信未来、积极面对人生,是对的。

赞赏也是一种态度

欢迎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及链接,商业媒体使用请获得相关授权。
分享到:
|  2018-09-10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最新评论 已有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