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魏《马鸣寺碑》旧拓局部
图为东汉《李孟初神祠碑》旧拓整纸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境界。书法不仅是通过科举制度踏入士大夫阶层的一门技能,而且是修身养性、聊慰雅怀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至晚清时期,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缘督庐日记》中,叶昌炽与潘祖荫、汪鸣銮(1839~1907年)的交往可窥所谓上层绅士即士大夫阶层喜好碑刻拓本之一斑,这一阶层对书法起到了引导作用。
汪鸣銮字柳门,号郋(xí)亭。钱塘(今杭州)人。同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督陕西、甘肃、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光绪二十年(1894年)任吏部右侍郎。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日人坚索台湾、澎湖。他力陈海疆重地不可弃。时光绪亲政,数召朝臣,其奏对尤切直,且反对后党掣肘,主张巩固帝位,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永不续用。既罢归,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时有张鸣珂评之曰:
公深于《说文》之学,能篆书。任山东学政,疏请许叔重从祀两庑,报可官司。成日用佳墨罗纹纸精拓《石鼓》饷人者以为瑰宝。初未知其能画也。尚书钱子密丈出其尊人警石先生《冷斋勘书图》,命题公补图一幅,秀韵天成,超然尘埃之表,洵名笔也。
叶昌炽《黎云仙馆日记》“同治戊辰年(1868年)”条记,其时汪鸣銮任散馆授知县。其与叶昌炽金石交往以光绪三年四月十九日“柳门送石鼓拓本”为始,其后书信往来。此时汪鸣銮父忧归籍杭州,在家守制服丧。
光绪十年汪鸣銮在山东学政任上曾寄赠叶昌炽拓本,叶氏记载:
得柳门学使书。寄赠《武氏祠堂画像》拓本,曲阜汉魏六朝石刻拓本,皆其亲督工人选纸精拓。又附到惕身书,寄赠《琅玡刻石》一种、唐《鸳鸯碑》一种,即《泰山老君庙题名碑》也……又云新得旧籍多种,以嘉靖本《嘉祐集》为最,并寄篆书《说文部首》一册,仿石鼓文,颇有进境。此子天分绝人,余所见蒯礼卿外殆无其匹,今更能潜心朴学,真不可量也。
在山东学政汪鸣銮幕府,江标担任金石采集等工作。其间行迹,具其《笘日记》。《笘日记》始于光绪甲申(1884年)四月二十二日,止于七月二十五日,内容多涉汪府所见书画、所录公文、所访碑帖,以及一些幕府事宜。
江标致叶昌炽札谈到汪鸣銮好金石,有阮元(1764~1849年)遗风:
郋亭先生拟招精于金石者来署,仿文达积古斋故事。如尹生彭寿,诸城人,著有《诸城金石志》,工于篆,家藏有西汉《朱博颂》残石及六朝造像;丁生培基,潍人,曾有《校益都金石志》已刊。皆好古之士,拟罗致也。
阮元、汪鸣銮都曾任山东学政,收藏碑刻拓本尤为便利,这表明碑版藏弆(jǔ)与收藏者的任职地点有关。
江标作为汪鸣銮幕府成员,其金石学知识得诸叶昌炽,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请教叶昌炽金石知识的情形:
标到东后,立志不收隋以后碑拓本。此间新出土也颇多,已另留一份,归时可呈览也。孔庙各碑不能自拓,须于明年试兖州时留之,于衍圣公或可得也。若非精拓之本,则遍地皆是,固不足供一笑也。天气严寒,车骑颇惯,日前过潍坊县知陈寿卿学士所藏铜印之前计古陶总得六千余件,见瓦秦诏量,字画如写。估人以陶器务实,余件求售,每总俱有大篆,索价二金,一事未能买也。见三代古玺,大者径寸,小者仅二分,篆法奇古,价贵不得,徒饱眼福而已。郋亭有重刻《山左金石志》之议拟,在吴中刊之,明年或欲属校也。
谕中又以帖亦须兼习。夫子诱掖之心,标已铭诸心版,敢有遗忘。承代留丛书,感激直至。经幢、题名,山左尚有,恐已有所得,兹先抄一目呈。目颇多虽抄,因此等物时有时无故也,容后再寄览。如有所需,即按图知之,当可觅致也。回省之后,偶游书肆,略有所得,大约皆寻常之本,惟得《唐李翰林太白诗》二十六卷。
江标在访得碑刻拓本后,通常赠与叶昌炽。如《大明湖汇泉寺经幢》《岱岳题名碑》之侧、《赵州景祜幢》等,但不及汪鸣銮任职广州学政期间收藏的拓本品种和数量。
光绪十二年十月三日叶昌炽与管礼耕起程赴粤,十二月初三日抵广州。他们同在广州学政担任幕僚。叶昌炽时年38岁,接连三次京试,加之母亲去世,债台高筑,被迫变卖书籍十余种以维持生计。管礼耕即同叶昌炽修府志、同读正谊书院的密友,二人在幕府分担批阅试卷、整理文稿等工作。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专辟一章谈论幕僚收入:“幕僚的收入总体上来说尚不能和官员相比,但普遍要高于提供其他服务的绅士。各种不同职责的幕僚收入因聘用他们官员的职务以及他们自身所发挥的作用而有所不同……封疆大吏的幕僚能获得高得多的收入。叶昌炽,一位巡抚的幕僚,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张仲礼还认为,在幕府负责文书工作是幕僚工作中收入较低的,刑名和钱谷两项工作最为重要,获酬也高。而作为封疆大吏如总督或巡抚的幕僚,通常都是属于上层绅士的文人。同为上层绅士的叶昌炽,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收藏碑拓的开支:
午后与建霞同出闲步。先至双门底在骨董铺购古镜一枚,其之非篆非□疑是辽金人国书。又至毕宁里书肆,见《粤东金石略》及叶东卿刻王复斋《钟鼎款识》,许以二金尚不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