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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国艺术改变了什么”之一:“奢华”的展览

2013-01-08 09:17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裴刚 阅读

  “由俭入奢”的展览大环境

  在2000年夏天,一位朋友告诉我一起去看王强、盛奇两个人将要做的一个行为、装置展。但是当时展览地点还没定,临时通知大家地点,因为行为艺术那时候非常敏感。大概记着得到通知已经是下午的时候,后来赶到类似一个工厂的旧车间内天已经黑了。盛奇、王强两人已经准备好开始了,大家围成一个圈,他们就在场地中间,开始在盆景植物上用毛笔蘸墨写字、涂抹,后来知道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新中国画》。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涉及到当代艺术的行为展览,还是半地下的,并没有完全进入公共的展览空间。当代艺术在经历了迅猛发展的10多年间,新潮美术精英们的作品已经进入画廊、机构,乃至中国美术馆也已经举办了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进入新千年的10多年间,中国当代艺术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由地下转向地上,各个城市还为了提高城市或美术馆的知名度开始举办具有当代艺术性的“双年展”和“三年展”,加入到全球双年展、三年展“俱乐部”中,威尼斯双年展也有了中国国家馆。自新世纪后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类艺术区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展览渠道和展览的方式。随着一级市场的发展和二级市场的火爆,两厢在市场波动中不断调整应对策略,也在迅速的挖掘占有优质资源的过程中举办大量的群展和个展。

  由体制内向民间转化的展览

  1937年4月1日至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在南京刚建成不久的戏剧音乐院(解放后为人民大会堂)和国立美术陈列馆(解放后为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一次轰动全国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其规模、声势远远超过了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于4月23日落下帷幕,据当时统计,这次美展前后参观者多达13万人次,是抗战爆发前中国艺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事。从展览会的筹备会委员和审查委员艺术身份之显赫、参展艺术家作品分量之重要,展览规模之盛大来看,在整个20世纪,还没有一次美术展览会能够超过它。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全国美展”,是体制内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展事,展览空间在国家重要展览馆和中国美术馆为主要展览空间。自1949年7月至2009年12月已经举办了十一届。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展览的规模和展览作品也逐渐的多元化。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在接受雅昌艺术网就30年间当代美术的展览变化和美术馆运营的访问时讲道:“文革的时期,艺术家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文革模式’。‘文革’以后艺术家很逆反这种创作模式,想超越‘文革模式’,当时对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和苏联模式提出超越,借鉴了一个武器就是西方现代派,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必须借助西方现代派的一些艺术超越‘文革’这个目的是达到了‘85思潮’,使得‘文革’创作模式超越,多元化的局面也形成了,这是一个积极的,负面的确实导致了比较西化,可是我们学术比较去中国化,很多画,你们到国外看国外的展览发现中国的新潮艺术和西方化,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早在九十年代也有人做,像徐冰、湖北傅中望,他们已经在从传统寻求走向当代的方式,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到了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努力更多、更自觉。

  吕澎做《溪山清远》展览就是这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表现当代感受是能够向传统学习,我当时和孙振华做了一个《重新洗牌》的展览,也是希望艺术家在进行当代表述的时候能够向传统学习,从这个背景中我们来看意义就在这里边表现出来。第一,是当下表述,有当下的表达;第二,表达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向传统寻求借鉴,但是向传统寻求借鉴也不是简单地抄袭传统,而是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到传统里边去,对传统进行一种有效的改造,形成个人的一种风格。

  那时候策展民间也有,其实“文革”以前经常是政府的展览。比如说文化部和美协举办美展,各地都是这种模式,官方为主导,艺术家要出人头地只有参加官办的展览,按照官方的要求做,粉碎四人帮以后,像‘星星画会’开始出现民间自发的展览模式。

  ‘85新潮’期间我们当时做了湖北美术节,28个展点同时展出,艺术家自己找展览的地方,这个时候越来越民间化,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实际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官方美术馆还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民间展览大量出现,其实民间展览很多的,有一些机构特别是后来市场化以后很多机构介入艺术,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虽然后来过于市场化对当代艺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我觉得主要的是积极的作用,没有大量机构的介入当代艺术不可能这么活跃,资本介入是很重要的。国家美术馆基本是国家下拨经费,美术馆一般是年底安排明年的计划,按照计划执行,现在国家美术馆都是这样的,越来越国际化,都这样在做。”

  由路边花园的展览走出

  美术展览从文革结束后的“星星画会”到越来越民间化是经历的这30年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1979年春节举办的“上海十二人画展”大胆涉及了“文革”禁区的风景画、静物画等,率先借鉴了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在美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但这次展览是在黄埔区的青少年宫展出;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公园的铁栅栏上展出;逐渐的在各大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的学生展以及在中国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涌现出一大批“伤痕美术”和“生活流”的作品,以此扭转了“文革”以来僵化、教条、和被歪曲了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这些作品大量的借鉴西方形式、语言方面的尝试,对改变中国美术界的封闭状态和单调的俄苏画风主宰画坛的局面起到重要作用。在逐渐开放的文化环境下展览的空间和展览的方式也伴随着时代的进程发生着转变。

  “星星美展”参展艺术家王克平从法国回国短暂停留,接受雅昌访问时回忆那段往事时说:“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星美展’的第一天。早七点钟,我们在美院附中聚齐,把画和木雕搬出,开始在小花园美术馆东栅栏墙上挂置。八点二十分,全部装完。

  四十来米的铁栅栏整齐地挂满了二十三位艺术家的一百五十余幅(件)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摆在地上,还有一些画挂在了树上。《今天》的诗人配了些短诗,也排在画旁。

  小小的展地,顿时让人感到自由畅快。艺术展品的风格与展览的方式,呈现一种强烈的反抗性。

  观众很快多起来,“四月影会”的朋友们忙着拍照、拍电影。美院附中的学生,课间休息时蜂拥而至,边看边临摹。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亦兴致勃勃赶到,大家盛赞自由展览的方式,亦惊喜展览的艺术水平。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观看。看完当场表示支持,他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

  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一直挨整,当时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威信颇高。

  江丰还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允许我们晚上放在美术馆里。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

  美术馆的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大夸奖,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一位公园管理人员来干涉:“谁让你们在这展览的,这是公园,不是展览馆,来了这么多人,乱哄哄的,你们看扔了一地冰棍纸……”

  一位中年妇女远远地看着,大叫起来:“这是什么美展?我看就不美!你们是谁领导的?我去报告派出所!”

  下午,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也来了,看完说:“展览有新意,有水平。不过,如果你们等一等,我给你们安排在展厅展出,效果会更好。”

  又一位自称园林局的人来干涉,说明天不准再展了。

  田力携其法国夫人来看展览。田力刚从国外回来,对艺术大发议论,当他听到人们与园林局的人争辩时,小声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这类展览,就是在巴黎,也是不能随便办的,也得要当局批准。”

  天黑之前,大家欢欢喜喜地把作品取下,放在美术馆大楼东门厅里。美术馆有士兵把守。

  展览第一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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