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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国艺术改变了什么?”之二:被资源化的艺术家

2013-01-08 09:14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罗书银 阅读

张晓刚2012年最新作品《遗忘之书》

张晓刚2012年最新作品《遗忘之书》

  导言:

  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当代艺术里程碑式的节点,因为在这个展览上,随着肖鲁的一声枪响,被迫关闭的不是这个展览,也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在80年代时期的启蒙精神。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了近三十年,艺术家从80年代社会思想中的活跃分子到90年代从体制内出走,寻求个体化的生存;再到05年之后进入商业社会,成为艺术产业链中的一个资源,身份经历了多重的转变,而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对艺术家而言,重要的还始终是艺术吗?

  张晓刚的“魔咒”

  “我这几年过的很分裂。”在2012年12月13日佩斯北京最新个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晓刚一语道出了自己目前的创作和生活状态。他说:“算算好像是从03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十年有八个个展,我觉得我这一段路走得好辛苦,我画《大家庭》画了一年就参加了几十个展览,我近十年画《记忆与失忆》、《里与外》,到后来的一些展览,包括到今天这样的展览有十年的时间做了八个个展,这一段走得比较漫长。但是在这十年当中办这八个个展的时候我还要不断地解释关于《大家庭》的种种前因后果和我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走得比较辛苦的十年。但是也很有意思,觉得好像说得不好听一点,《大家庭》成了我的一个魔咒了,因为它最成功,每个人说《大家庭》的时候,界定我的时候也是用《大家庭》来界定我,我这十年的工作怎么走,大家可能不会太注意,大家还是注意《大家庭》,但是没有办法,艺术家的命就是这样,你能画出一张《大家庭》让大家喜欢已经是很幸运的。”

  1994年,张晓刚与唐蕾的女儿出生,这时,他们计划从重庆搬到成都,并在成都购置一栋房子,即作为住宅,也作为张晓刚的个人工作室。虽然那时的张晓刚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得到了许多关注,但当时的他还无法拿出这么大手笔的资金,于是9月3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他的代理人张颂仁,希望他能预先支付三万美金。在信的最后,张晓刚写到:“周春芽和何多苓也是通过代理人预先支付费用购得了房子。请颂仁兄一定慎重考虑,尽快给我答复,如果能行,11月你来重庆时便将钱带到重庆,我一定以一张《全家福》来感谢你的帮助。”(摘自张晓刚书信集《失忆与记忆》)

  当时所说的《全家福》,即为现在张晓刚的成名及代表作《大家庭》系列。在创作之时,张晓刚从来没有想过《大家庭》会给他带来那么多,无论是财富抑或名誉,更不用提后来2006年,当《大家庭系列第十五号》在拍卖上首次突破了千万级别的大关,这不仅是带给张晓刚本人的震撼,也是带给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震撼。

  毋庸置疑,面对《大家庭》,张晓刚的心态应该是复杂的。这个带给他如此成功标志的系列作品在创作上既无法重复,或许也难能超越。这应该是80年代的张晓刚根本无法去想象的。82年,张晓刚与一批怀着梦想的川美学子毕业了。作为张晓刚的同学,周春芽进了成都画院,成为了体制内的画家,而张晓刚则没有达成自己内心的意愿:毕业后当一位职业艺术家。他被分配到了昆明市歌舞团,做美工。那时每天只是画一些宣传画,在深夜独自苦闷时,张晓刚会周春芽写信,1982年5月29日深夜一封写给周春芽的信件表露出张晓刚那时对前途的迷惘:

  “春芽,你好,回来这么久了,现在才给你写信,你该骂我了。我不想做任何解释,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开始画油画了,再给你们写信……,今年作何打算?一定画了不少了画吧?有时想想真有意思,过去一个盆里洗脚的同学,有的成了大画家,有的当了小美工,不乏戏剧性的色彩,是吗?……最近业余时间大多用在了看书上……。有时一个人静下来吸支烟时,感到很寂寞。” (摘自张晓刚书信集《失忆与记忆》)

  《大家庭》所带给张晓刚的各种影响可能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就像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魔咒”,想要跳脱应该很难。他说:“即使这样,你还得往前走,我是这样的理解。我的运气之处是从93年开始跟画廊合作一直到现在,没有和画廊分开过。有画廊帮我安排,我省了很多的事,我不用再去为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去考量,我可以专心地去画画。”

  中国艺术三十年,这是一个群体的转变

  著名批评家杨卫是在85思潮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时,他是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期,但却是受到85思潮时期启蒙思想的影响,在采访中,杨卫说道:“那时艺术家的创作状态都是很单纯的,当时艺术家所追求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启蒙的精神。随着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一声枪响,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乍然而止。而最重要的是,这个结束并不是自然的过度,是被动的过度。在美术史上,这一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象征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不是自然的转型,这一枪相当于是把八十年代终结了,因为不再允许你那样了。”

  “所以90年之后,我们的艺术家身份掉了一个方向,不再谈论一些前卫性,社会批判性、先锋性,当然在底下可以,可是主流社会已经没有了。和八十年代由上至下的一种运动已经是完全不同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80年代,‘85时期’的文化部部长是王蒙,中宣部部长是朱厚泽,这些都是非常先锋的人物。尽管在90年代之后,我们还在谈论这种思想,但是已经有点儿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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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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