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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油画村:艺术遭遇现实问题

2012-11-30 10:20 来源:晶报 阅读
  大芬画家生存艰难,是走是留?行画与原创,哪个是大芬的立身之本?利益集团博弈大芬,谁来扮演平衡者的角色?政府打造文化产业,究竟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带着种种疑问,晶报记者深入大芬村,一路走,一路访,一路想。
  
  随着交通变得便捷,市内许多人涌进大芬跟画家抢房子,铸就了房东涨租的底气。在大芬呆了20多年的画家罗孝逵看着大芬飞速发展,也看着房租如芝麻开花。
  
  2011年9月15日夜,画家罗孝逵位于大芬村老围东12巷4号的画室,突然闯进一伙人,不由分说,将其约2000幅油画作品、电脑、空调、办公用品等统统扔到门外。
  
  “正好那阵儿下起大雨,我的画和电脑空调等都淋得一塌糊涂,损失接近30万。”一年后,回忆起当时情景,罗孝逵仍心有余悸。他说,自己2006年从江西来到大芬,租下那间店铺,当时签了合同,约定月租1500元,押金1500元,另付进场费5000元,房东解释是付了进场费,就有转让权,以后你转多转少,都归你,房东不要。
  
  在罗孝逵的记忆中,此后几年,房东以种种借口将房租先后加到1650元和1900元。“到2011年4月情况更难,由于大芬村进行了‘美容’,这下不得了,房东趁机将其铺位扩建并一分为四,将我的铺子强行搭建,施工20多天搞得我的画廊无法营业,房租却照收不误。”罗孝逵说,施工一结束,房东就将月租调到2800元,要他重签合同,他不同意,房东就对他停水停电,逼他走人。一位知情人称,罗孝逵多次求有关方面调解,都未果。
  
  罗孝逵与房东多次协商未果后,终于发生了房东带人强行将其赶出的事情。同年10月10日,大芬千余画家呼吁社会关注大芬画家权益。据罗孝逵称,在他多次上访反映情况后,由警方出面对房东进行治安处理,并协调赔偿他4万元。“与我近30万的损失相比,这点赔偿确实太少了,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声称为免遭报复而决不肯透露姓名的画家张先生告诉晶报记者,他在大芬呆了20多年,看着大芬飞速发展,也看着房租如芝麻开花。
  
  “早期的大芬,300块就能租到整栋楼,画家们收入虽不高,但生活压力小,日子倒也惬意轻松。”张先生说,随着大芬村的名气越来越大,租金也越来越高,“我那个画廊的租金,从当初的几百块,疯涨到现在的几千块,随时面临因交不起房租而倒闭的危险。”他说,房租成了各画廊最主要的压力,大家收入不少都交了房租。
  
  “而且,由于信息的误导,比如动不动就说拍卖会成交了多少多少(其实根本没卖出去几幅画),吊起了内地画家的胃口,很多人不断涌进大芬,使房屋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张先生透露,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大芬周边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比如地铁开通,与关内来往远较以前更便捷,许多市内人也纷纷涌进大芬跟画家抢房子,铸就了房东涨租的底气。
  
  “大芬油画村现在面临市场上的问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调控,将会对大芬村的油画品牌造成伤害。”张先生说。
  
  对画家高房租的指责,大芬的房东们却不以为然。一房东透露:有些画家整天一门心思炒店铺,一转手就是十几万,他们也是房租上涨的推手。
  
  “大芬确实存在房东恶意涨租的情况,但只是极个别的,更多的则是市场供需关系使然。”龙岗区文产办副主任、大芬管理办公室主任彭罡告诉记者,“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无法干预房东涨租,但画家们的困境管理办也心中有数,正在想办法解决。”
  
  而大芬的房东们,则对画家的指责不以为然。
  
  “猪肉涨了,白菜大米都涨了,房租为啥不能涨?”房东张女士告诉晶报记者,“社会上只知道油画带富了大芬村,可有谁知道那油漆啊、颜料啊的气味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有多大,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老年痴呆谁来埋单?”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东认为,有关方面频繁在大芬举办各种节,不但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加剧了画家的生存困境。“每办一次节展,都要大兴土木,装修外墙,整修村道,弄得好多画廊无法营业,整天吵着要减租。每次翻新都要花钱,好像这些钱用着没人心疼一样。”这位房东透露,社会上都同情画家,可有几个人知道,有些画家整天一门心思炒店铺,一转手就是十几万,他们也是房租上涨的推手。
  
  有大芬“教父”之称的香港画商黄江认为大芬油画品牌真正的危机,是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
  
  “大芬的确遭遇以前未曾出现的问题,但房租飞涨只是表象。”有大芬“教父”之称的香港画商黄江,用力挥动着双手对晶报记者说,“大芬油画品牌真正的危机,是在经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
  
  黄江1989年第一个进驻大芬村生产行画,在内地首创以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像制造沙丁鱼罐头一样制造油画”。通过香港把大芬油画卖到世界各地,让世界知道了大芬,吸引大批内地画家来大芬安家“淘金”,成为大芬油画村的奠基者和教父级人物。在大芬前10年始终雄居第一行画商位置,虽然后来有了和徒弟“争饭吃”的竞争压力,但还算游刃有余。他坦承分水岭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很差,海外订单减少了80%,他的事业与大芬一起跌入低谷。
  
  “金融危机来袭的明显信号,就是2008年广交会上大芬村收获惨淡,以前最高能签到5000万元的大单,少的时候也有2000万元,但那年只有区区100万,至今也未见好转。”黄江的弟子、原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吴瑞球告诉晶报记者,海外订单锐减,国内市场开发力度又不够,村内画商间难免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内地其它省份的行画产业也有长足发展,且由于在房租、水电和人工上的优势,其价格比大芬更具竞争力,也相继挤入大芬市场,以抽象画为例,大芬市场上,60%的抽象画来自闽、浙。“残酷的现实是,大芬行画产能过剩,要么卖不出去,就算卖出去的也多是白菜价,而原创画又多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而房租、物价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房租,每涨一次,都可能将一些画家赶出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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