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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当代”以外的可能性:叶永青专访

2012-09-29 01:36 来源:艺术中国 作者:叶永青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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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中国:您曾经创建了“上河会馆”、“创库”两家“民间”艺术交流中心。您认为当代艺术的民间组织与活动,它与官方艺术活动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创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叶永青:因为当时创建上河会馆是比较早的时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当时其实就是因为回我故乡昆明,上河会馆其实是一个偶然的东西,当时也没有想到去做什么这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基于一种恐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到了新的一个环境、或者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人要做事情,要做这样的民间机构也好,做其它也好,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现成的东西,你就会去寻找这样的东西。很多人说你怎么会从一个艺术家变成来做一个组织者、一个策展人,我说这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做,你就被训练出来了,被那些不做的人把你逼成这样子。因为当时在中国,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一种艺术活动的平台、一种范围。回到家乡去做第一个上河会馆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像客厅一样的东西,用这种东西来抵御当时回到家乡的那种孤独、恐惧。因为九十年代开始当时大家都过很平静的生活,但我的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一直在全世界到处旅行、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就不由自主地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从不同的地方带来的这样一些换位思考的空间,所以其实是想把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和另外一种外部世界的东西联在一起的想法。所以,到了今天,再回头去看,那些东西其实都像一些早期的火种一样,但今天已经变为蔚为壮观的东西了。比如在北京、在上海、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艺术社区,这些艺术社区都是由各种各样的民间机构自发地、自我组织的艺术家的自营的空间所构成的,但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确实是刚刚从昆明开始的。但其实这些东西到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我还是觉得最早在昆明做的,尤其是今天还在存在的像创库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是一种中国最成功的和最能持续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为什么呢?我的标准就是,这些艺术家或者是艺术社区能够真正地融入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变成艺术家用这种方式在过日子,真正地回归到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表面上的、一时的潮起潮落,做一个潮人,还是能够真正地融入到城市本身,和那个城市一起成长。

    艺术中国:这两家艺术结构目前的情况是怎样?

    叶永青:上河会馆早就关掉了,因为我现在已经离开昆明来到北京。创库现在仍然还在继续,我一直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一个点火的人,让它自己能够燃烧、自己能够持续就可以了,现在创库仍然还有很多本地艺术家在那个地方生活,也在那个地方在创作,也有一些艺术的机构和一些做艺术活动的机构。但是它的形态可能要相对于798、相对于后来出现的像上海、深圳、南京、成都这样的艺术社区的规模显得要小得多,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和城市很相象的艺术生态的一些东西。

    艺术中国:您是出生于云南的艺术家,被艺术界誉为“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地域性问题如何认识?

    叶永青: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受国家、地方、个人性的影响,每个人都跟他的居住地和生活、故乡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联系,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每个人都是要受这样的影响,而且一生都要受这种影响,这种影响被不知不觉带到你的创作和看问题形成的观点中。像我,作为一个从云南出来的艺术家,那么多年,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做多少事情,一开始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昆明这个城市很小很小,小得不能装下你的野心、你的精力,你每天都渴望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你自己的居住地,但是实际上你在全世界绕一圈之后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你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地方,你一生都还是要从一开始形成你的最早的艺术的想法和生活的经验的地方,一生都要在这里汲取营养和养分。

    艺术中国:什么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您内心里始终有的一些东西?

    叶永青:你说得其实很重要,每一个艺术家都会不断地往前走,不停地去否定以前做的东西,不断地面对一些新的东西。但其实每个人最后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最后发现,再回过头来回顾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主题的,你经历的所有事情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其实都有似曾相识的经验,每个人都不会真正地完全告别昨天又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其实你每做一件事、每做一种处理的方法,当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总还是用同样的、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思考方式在面对一些新的问题,这种其实真的跟童年的经历和童年的记忆会有关系,你很难说清楚你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思想和固定的模式,但是你总是会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喜欢上同一类的问题、对同一类东西感兴趣,总是在新的地方打动你的东西总是比较确定的,还是和以前的东西相似的东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可能是有主题性的,只不过在生命里不停地变动这些东西。

    艺术中国:您目前除了画家还是一个云南方面艺术召集人的身份?

    叶永青:早年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因为西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最早是我从昆明,然后去了四川,在四川美院上学,我身边一直是和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拜时代所赐,后来身边的这些人都是慢慢地在中国美术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些人和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开始是在经历了中国30年这样一个不同的艺术时期,但是作为最早发源和最早出现的艺术,更早的是一些乡土艺术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在这一拨里是比我们更加成熟、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加有经历的人,虽然是同学,但他们更成熟得多,我们是从这种模式里总结出一些心得,最早的那些,像现代艺术,我们可能算是比较早的、最先体验的,也可以算是一种先行者。更早的,在那样整个情形还没有开始形成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比较孤独、比较寂寞的一群,所以更多的在这些方面不断地去慢慢地形成周围的氛围,这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还有,我的生活跨度相对来说比其他艺术家跑的地方要多一些,因为我的家乡是昆明,又在重庆当老师,有时候还要去成都,整个西南其实都是我的图版,这种情况到了九十年代,我更多地又开始把这个领域,包括北京,在欧洲、在北美、在各个地方,我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计划、工作室,开始和一些基金会有合作。我是一个相对比其他人腿脚更勤快的艺术家,可能相对来说就变成相当于像传播者的一个角色,不停地到处去煽风点火的这样一个人。

    艺术中国:听说您在上学的时候和张晓刚一起被誉为班里的“两怪”,您是不是在那时就开始崭露出自己不同的艺术个性?

    叶永青:我们在上学期间就开始对现代艺术的东西感兴趣,但在当时的整个氛围里,整个学院的教育也好、我们周围同学的知识和系统都还是更加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跟现实主义的东西比较接近,像这种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我们比较感兴趣,也身体力行地在自己的艺术中也开始做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在四川当时的语境里是显得有一点特殊性,有一点怪异,所以我们的绰号叫“云南两怪”,也是跟这个有原因,但其实没什么怪的,其实还是顺其自然,只是不同的一个艺术选择,还有艺术的参照不一样,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同的背景里面,有的人的文化背景相对于更加接近比如苏联的绘画、现实主义绘画的背景,还包括西方的一些文学和哲学的背景,但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加接近西方现代主义的背景之下,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整个中国艺术一直是针对现实的,这一点是没有差异的,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及到后来出现的像“新潮”这些艺术家,也是针对现实的。但是,这些针对现实的东西后面一直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或者说这个知识的系统是不一样的,一直是以西方为参照的,但是这个西方的时段是不一样的。在八十年代以前,这些参照一直是文本的和间接的,我们是通过读书、通过看临摹的东西,这些西方实际上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隔膜的东西,但是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获得另外一种机遇,这种历史机遇和文化的实践方式,就是可以直接地到西方去,而且是直接地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背景。这个时候,原来的那种针对性同样的存在,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另外一个背景,所以针对的很多问题也开始出现变化。因为以前我们做现代艺术的这些东西,实际是用现代艺术的矛枪来反抗周围现实的环境和传统价值的力量,你总觉得你做的东西都是反叛的、都是前卫的东西,但是真正到了西方,到了一个真正开放的环境、自由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一个反弹就没有了,这个时候问题一下子就回过头来了,又抛回给你自己,就是你是谁?你的身份是谁?你的差异在哪里?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所以这个时候身份问题开始出现,在西方的这样一个 背景下,你作为一个不同种族的艺术家、不同的文化经历的艺术家,这种问题开始回馈回来。这个时候,虽然你还是针对现实,但是你的参照系不同,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开始回头来看自己的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反过来的,一开始先去看、学习别的文化,印证别的文化,但是另外一个经历是在西方的环境中再回头看自己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差不多本世纪以后又开始有另外一种体会,不管你是去看西方的东西还是回头来看自己的传统,其实都是过程,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所以2000年以后,我更多的精力是做跟生活的系统、生活的方式有关系的东西,这就是我差不多的经历。

 

    艺术中国:您刚才说到传统问题,1986年您在《美术家通讯》杂志上发表过“对我们来说,传统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新发现的源泉” ,您今天是否还这样认为?

    叶永青:那是有特定所指,那时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想创造新的东西,而且以为自己每天都能创造在这个世界上是全新的东西,但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后来爆炸了。阿波罗计划的总监威伯尔(音)当时有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阿波罗所有的技术都不是创新的,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综合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到今天我还是很认同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不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创造或者创新,不是建立在完全纯粹的原创的基础上,所有的创造和创新就是在你对于生活的新的感受和体验上。回归到每个人,就是你怎么样用所有原来的历史已经形成的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多的体验,在你的体验里边如何形成一个新的观点,来重新看待事物、重新看待世界。其实艺术家能提供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无非是一个新的视点,或者是一个新的视觉,以你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供这些东西,而不是真的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完全去创造一种以前绝无仅有的东西,那不是我们要解决的东西,而艺术家总是在所有的人类的智慧已经做好的东西里你还能够再发现一些从你自己出发的东西。

    艺术中国:您曾经说到,西方现代派的先驱曾经费劲地使自己摆脱传统的束缚。据您了解,西方的艺术家目前的这种观念是怎么样的?

    叶永青:没有一个绝对的西方,西方的艺术家也是因人而宜、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针对性,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代的语境里。而且每个人也都在不同的对创建自己语言上或者处理的方式上的有一种说服力的环境里,每个艺术家有自己不同的个性特征。所以,每个人针对的东西都非常不一样,这也形成了今天更有意思的模型。但是,比较起来,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不停的旅行、不断地在当代西方的艺术系统里做比较的过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由于西方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和制度,这些系统和制度反过来也对艺术家、或者对艺术本身的创造力也在发生一种制约和一种影响,比如西方所有的东西更多地像一个机器,一个大的机器里运作,每个人在不同的环节里做东西,而且现在整个西方的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更像一包方便面,用现代的速度做事情。而且在我们进入全球化的过程里,其实中国也在不断地进入这样一个流程里,它很像一个很大的生产的机器一样,不停地在吞吐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当代艺术的作品、展览以及所有的活动,包括双年展的制度等等,从北美到欧洲、从伦敦到巴黎、到荷兰、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当代艺术差不多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策展人今天在这个地方工作,明天在那个地方工作,但他们都是把他们的意志、他们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来进行,这实际上也在慢慢地影响中国的地方。所以我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我想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很多的相对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在我们这个时段发生的、也和当代艺术的知识、想象力、跟人类的东西有关系的创造活动,这些创造活动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的影响,但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有当代艺术系统的国度、地区所形成的,当时我去看很多没有系统形成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印尼、非洲、南美和亚洲周边的地方,像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这些周边国家,我去做一些考察,你会发现艺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在不同的地方在发生,而且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但是这些地区都是没有美术馆、没有基金会、没有画廊、没有收藏家的,没有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这些艺术的发生、发展,它一样地在出现这种东西,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也是在这样一种语境里成长,在最近的10年,中国整个艺术市场的成长都非常快,也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慢慢地也在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接近市场的系统和各种各样的系统,但总的来说,我们原来的艺术的活力和生机,我觉得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是另外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的一个信息,去考察、去看的东西。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美术馆,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真正的舞台,而且我们一直倚重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很脆弱的。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的到来,更加证明了这样的东西。我们好象是已经形成了一些当代艺术很火红的局面,但这个局面其实是非常单一的,就是市场造成的,这个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很单边的、单一的东西,支撑当代艺术生存的东西仍然还是非常简单的模式在做。

    艺术中国: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学术意义上的成功?还是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叶永青:市场上我们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这种市场上的成功有它的道理和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整个全世界的当代艺术差不多是一回事。不同的地区,大家做的都是一种能够通行无阻的当代艺术,这些走红的艺术家,他在纽约走红了以后,基本上在欧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中国讨论当代艺术,比如在河南开封讨论当代艺术和在贵阳讨论当代艺术,以及在兰州讨论的当代艺术,好象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有点像是鸡同鸭讲,它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妨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想象力去理解关于当代艺术,或者是去回忆全球化和城市化对一个地区、对一些艺术家的影响,这是让当代艺术显得在中国更有生命力、更生机勃勃的一个原因。所以,当代艺术在中国显示出一种从面貌上、从资源上、从图像上,从各种方面来说的一种独特性,或者是一种力量、一种野心、一种精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产生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有点像自然生长的东西,甚至于是一个野蛮生长出来的东西,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大家说的是当代艺术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地方却长出一种特殊的、更有意思的、显得更有力量的品种,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和新鲜的话题的一些原因。

    艺术中国:在1988年的黄山会议上,您曾经放过100多张幻灯片,后来高名潞、栗宪庭在这个基础上挑出了89现代艺术大展名单。您再回头看85新潮的美术,现在有没有新的感受和评价?

    叶永青:整个八十年代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个舞台,那种很热闹、很冲动的年代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舞台上能够得到这样的呈现,对我们来说,就像当时我拿这些幻灯片、拿很多东西去给大家介绍关于西南的、云南的、贵州的、四川的这样一些新的、不被大家所知的艺术家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展示,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个舞台有时候你是观众、有时候你是演员。八十年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舞台也是像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到了89年现代艺术大展就是这个神话的破产,很快就消失掉。而且八十年代所形成的整套话语、整个的知识后来都被九十年代这种现实打得粉碎,我们也尽量想办法从那样一个地方能够和八十年代划清一个界限。不管那个年代多让人怀念、多让人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那样一个时代也有自己非常可笑的那些东西,慢慢的你能够和它找到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是生活在比较虚幻的文化场景里,九十年代给你提供的另外一种现实让你更加认识到艺术不是靠活在一种很大的(时代),虽然我承认那个时代是一个有理想的年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很虚、很假大空的时代。所以九十年代的现实就是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因为九十年代有些东西让我们看清人是有局限性的,人不是一个可以用各种思想、各种东西武装成一个超越自己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每个人能面对自己的局限性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自己,人都有弱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后来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种转变,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对个人来说是这样的。

    艺术中国:您的创作从过去的乡土题材到后来的大招贴系列再到现在鸟涂鸦系列,这些变化背后您的思考是怎样的?

    叶永青:还是不同文化的参照和不同的环境的影响。你形成这种艺术,或者你做的工作,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语境里去讨论它和思考它、去判断它,你作画的过程其实就是不停地在找你自己,那么谁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都是要不停地在这样一个参照里边去照镜子,不停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地方去做这种考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原来觉得津津有味的、觉得有趣的东西,换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换一个不同的地方,它的意义就完全变掉了,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有劲来做这样的事情。比如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其实我开始做的很多涂鸦的东西,当时在国内也非常津津有味地在画这种东西,后来1999年的时候,我在伦敦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那个环境里边就发现,突然就意识到做不下去了,原来在国内做的像涂鸦的东西,想做新的东西。这跟我当时那种生活状态的改变有关系,以前有从来没有在一个西方的环境里完全和一些西方的艺术家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而且那些人群完全不是原来我能够很轻易的接近的人群,我的房东就是一个素食者,我们周围全是一些同性恋,全是一些这样的人,我是在接近他们的过程里慢慢地体会到,以前我们看的英国艺术,当时的英国艺术是非常走红的,以前我们完全从书本上去看这些东西,是看不清楚的,当你和一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生活的那种品位、他的嗜好、他的癖好完全和你不一样,他的洁癖、他的趣味,其实全是从生活里边来的,每天不能吃肉、每天要做的那些事情都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形成他对生活的一些看法,比如一根线条画上去,我们觉得是直的,他都还要去拿尺子量,还要去做,后来你知道极少主义是怎么在他那里表现得那么挑剔。这样的话才会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也是一些新的东西,这种东西再参照、再回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很多东西你就发现有点索然无味,所以有点想做新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环境的改变,我想不会真正带来这种艺术上的改变。

    艺术中国:您的很多作品在内容上关注人类的社会问题、生存问题、环境保护等问题,您认为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艺术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叶永青:艺术不能影响社会,艺术不会改变社会,艺术家也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生存的,艺术家就是能够察觉到改变,艺术家能够敏感到这种改变,而且艺术家自己的兴趣都是从自己来出发的,只是对自己的一种兴趣,他不小心改变了什么那都是后人的事情。

    艺术中国:您认为过去的时代,艺术家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叶永青:那个时代艺术家也只是提出问题,艺术家是一个不停提问的人。

    如果把艺术的功能放得很大的话,它在不同的时期,或者有些艺术作品会在一个特殊的语境里、或者一个时代背景里产生一种很强大的社会效应,这也没有什么违背不违背,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造成的东西。但是我一直觉得,艺术是没办法去改变社会的,它只是提问题,不停的提问题。

    艺术中国:但是您认为社会对艺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叶永青:非常强烈的。

    艺术中国:就像您刚才说的国外的,为什么能产生极少主义、极简主义。

    叶永青:对,这就是生活带来的东西。

    艺术中国:促使它产生这些东西?

    叶永青:对,所有的变化都跟在生活里的改变有关系。

    艺术中国:您现在的作品,您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现主义的范畴吗?就像鸟系列的这种思路。

    叶永青:其实我都没想这种东西,我也很少去想自己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形容,也有很多批评家和各种讨论,他们也把你的作品更多地归类为和东方的审美有关系,我承认这些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在影响我,包括表现主义,包括不同的元素,都在影响我,但是我觉得仍然都不足以让我被归类于什么样的流派,而且也不是我所关心的东西。在艺术上来说,我反而变得比较单纯,我就是一个表达者,就像每天要写日记、要写博客,要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你每天有话要说,首先是自己能把握的东西就是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自己要言之有物,就像写一篇文章一样,我要有话可说,有东西可写,在这个基础上,我尽量再做成说的时候有言外之意,这是我觉得更好的境界,但愿能够做成这种东西。

    艺术中国:您的生活经历能具体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吗?应该是从九十年代,它对您的生活和艺术表现方式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叶永青: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是一种把艺术和生活都作为能够激励我们的激情的状态,这种状态对艺术来说特别重要。罗素曾经说过,人的激情其实是三个层面的东西,第一是对知识的渴望,第二是对爱的苛求,第三个是对人类痛苦的很悲离的感情和很绝望的痛苦的因素。我觉得其实是这些东西在一直激励着我不停地把自己的路从家乡(昆明)这样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往外延伸,延伸到一个未知的部分里、未知的领域里,包括到国外的环境里,不停地去看世界,看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还是为了回头来看自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其实有两个大的阶段,第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结,我们都是从学习西方艺术开始的,最早都是在书本上,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候的梦想就是离开自己的城市,离开像昆明这样的城市,那个城市你会觉得小、狭隘、狭窄、闭塞、偏僻,你不停地想超越自己生活的里程,我想每一个年轻人当年都是这样的经历。而且在那个城市最大的一塘水叫滇池,所有的昆明人都把滇池叫做海,你每天都想越过那个海、越过那些地方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是早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去不停地把这些东西开拓了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一步一步地去看真正的那些从书本上打动过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在最早的时候了解这些西方的情结、去了解那些书本上的情结,看到一定的时候,突然你又想回头来看自己,看自己的过程我觉得也是看那些和我们相象的国度,以后我在九十年代后期更多地去看一下印度、看巴基斯坦,包括去肯尼亚这些我说的没有艺术和文化制度的国家里,没有现代当代艺术体系的国家里去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看清自己。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个好的经历是,1997年开始,我开始认识了我后来一直在合作的合作伙伴,就是英国的三角艺术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劳德(音),他们在全世界做了艺术赞助项目,有和全世界很多艺术家的合作,我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更多的和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艺术项目里,在这样的项目里,第一是真正能看到这些不同,看到一些比我们所看到的原来的西方的……我这个人相对来说可能是比别的人更有好奇心的一个艺术家,大多数艺术家更多的是:第一,只关心自己的作品;第二,去看或者去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无非就是一个开幕式,喝完红酒,说一些很温馨的话,然后就离开,就到商店里去购物。但我是相对更有好奇心,除了去看这些很热闹的场面,我有时候还想到这些热闹的场面背后去看看是什么在支撑这些热闹的场面,是谁在出钱、谁在组织,谁在把这样一个场面能撑起来,它后面的支持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哪些人受惠了,哪些人得利,它的影响何在。很多的问题接踵而至,这个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不同的思想、各种不同的需求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艺术的繁荣、舒适。你去看这些艺术活动的时候,你也是去看不同的城市,你发现不同城市的时候,所有的城市的共性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繁荣,另外一个是舒适度。但是不同的城市体现出来的繁荣和舒适度是不一样的,你到德里去,你看到的那个繁荣和印度人所理解的那些舒适和在纽约你看到的繁荣和舒适完全不一样,你在台北看到的舒适和在成都看到的舒适度也完全不一样。这时候你就更多地理解不同的想法、不同民族的这样一些东西,这才是有意思的东西。

    艺术中国:在当代艺术家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我刚才也说到了,串联您这么多年的艺术活动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因素,不知道您是否认同,也就是说,您是一个比较诗性的画家,一个有点抒情的艺术家,您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叶永青: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这些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你看世界也好、看问题也好,总是有自己的角度,或者是有你的癖好,这种癖好别人可能会更敏感一点,你自己不知不觉,可能有些东西就是先天的,没办法。同样的一个东西,别人看到的是这一面,你看到的就是另外一面,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停地重复自己的主题,你最后总是用这种方式去看到,或者是用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觉和一个视点,或者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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