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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强:王广义,从超人哲学到极权主义逻辑

2012-09-29 01:3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永强 阅读

     提要:当“北方艺术群体”以其足下的土地为本尊,祭起“寒带文明”的大旗,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个人欲望,一种一旦得势、就要把弱者赶尽杀绝的危险就开始存在了。他们推崇的“人本的崇高而健康的文化精神”是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即排斥被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一切不健康的对生命进化不利的东西”。而健康与病态与否,全按照他们对“寒带文明”之强势的假定,并将强势作为标准,于是,“病态的、末梢的、洛可可式的艺术”这些“将助长人类弱的方面”的东西统统应该被排斥。这是典型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依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待文明,尼采要不摇身变成希特勒,就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当我们读王广义写的那些信,感受到他心中那按捺不住的想做“超人”的烈焰时,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理性”怎么会以如此急切而冲动的方式被提倡出来?就好象今天的民族主义往往用一种偏执狂的口气被叫喊出来一样。
  
  在《美术》杂志远没有变得像1990年代以来的某个时期那样令人不堪卒读的日子里,1988年第3期,发表了王广义的《对三个问题的回答》、石果的《现代文明与现代艺术——谈“珠海特区综合图象展”》、洪再新的《批判的图式与图式的批判——致画家王广义的信》三篇文章,构成了“王广义说、王广义被说、他人与王广义说”的话语网络。本文对之作出解读。

  (一)第一人称的王广义

  王广义《对三个问题的回答》①采取答问的方式,就他自己提出的三个概念作了阐释:一、崇高精神是什么? 文化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 画布上的一堆颜色和形态真的具有精神性吗?

  关于崇高精神是什么,王广义的回答是:“崇高精神就是人对于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所怀有的特殊信念,这是一种使得文化整体的复兴动力。对于我个人来讲,这一信念无疑是我本能上的一个确定性,以此为基点,我用我的生命意志的创造行为将这种精神塞入到图式中,使之成为一个可感知的超越一般的实体,这种精神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显现了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的可能性,而人的意义和使命正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其实,只要了解王广义对“超人”的崇奉和对“羊群”的藐视②,他的“崇高精神”也就实在不需要我们劳心来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在艺术上,他的工作是把“精神塞入到图式”中去,即要化虚为实,把不可见的思想观念变为可见的视觉符号。这种说法近于19世纪的象征主义。如高更的所谓“综合主义”(Synthetism),就是在寻求这种“主观世界的客观化”③。

  至于“文化修正主义”,王广义也有一套凿凿有声的说法。其实,也就是把已经存在的图像拿来加工和改装。他的做法是在西方美术史的经典图像上进行涂涂改改。只要我们对达达主义的“现存品艺术”(ready-made art)不陌生,还能想起杜尚为《蒙娜丽莎》的主人公添上两撇小胡子,从而一举把达·芬奇的作品改变成他自己的L•H•O•O•Q(1919)时,就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对于挪用和改造这样的现存品(ready-made),杜尚说,他是在对传统美学进行挑衅④;王广义说,他是在对“文化事实”进行修正。他感叹说:“一切问题已由我们的前人解决了,几十本厚厚的世界美术史就是一个实证,生活在今天的画家们太不幸了……最明智的做法是承认这一文化事实,然后再选择,行动,可庆幸的是一切文化图式的事实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而后对这一文化事实进行某些修正,也正是这种对文化的修正行为实证了我的存在的意义。”显而易见,王广义巧妙地用了“文化”一词作修饰,到《美术》的读者面前把“达达主义”的做法和意图重新说了一遍。

  关于画布上的一堆和形态是否真的具有精神性,王广义的回答显得颇有机锋,以至于形象地解释了舒群关于“我们的绘画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的说法。他说,这是一个“塞入”的问题,就像“我们将麻袋里塞入很多粮食,然后扛走了,这时麻袋的使用与人们造出麻袋的目地(引者注:原文如此,应为“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当麻袋发挥出功能,就实现了人们制造它的目的。那么,当画布上的一堆颜料和形态传达了艺术家的思想,它也就具备了精神性。而这种精神性是艺术家“塞入”思想的结果,所以,“塞入即创造”。

  把一种简单的意思用听上去饶有“哲学”意味和“文化”蕴涵的复杂语句叙述出来,是’85时期新潮艺术家和理论家的一个作文习惯。在这一点上,马南驰批评“有些文章往往玩弄一些似是而非,似通非通的名词、术语以及科学范畴和哲学范畴”⑤,并非毫无道理,不过,这个指责并不完全适合于王广义。王广义的文章也常充斥着名词、术语和范畴,但他似乎能在化简为繁的时候把握一定尺度。本期《美术》上的这篇“回答”,就不但篇幅短,而且把一些容易造成堆砌的名词和概念运用得较为流畅,给人感觉颇有“文化”含量。虽然他说的意思也的确并不复杂。

  王广义自称是“北方艺术群体”中“制造图式的斗士”⑥。这一期《美术》共发表了他的三幅作品,分别来自1986年下半年创作《后古典系列》和1987年以来创作《黑色理性系列》。这些作品代表了他的“制造图式”愈益向符号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为了预防读者看不懂,在问答结束后,他添加了如下内容:
  
  附记:对本期《美术》杂志所刊发的我的三幅作品的欣赏指南:

  (一)《后古典——马拉·终极》的图式是对达维持《马拉之死》的修正,精神指向的参考书目:叔本华的不作为愈志与表象的世界》、尼采《悲剧的诞生》。

  (二)《红色理性——文艺复兴衰落原因之分析》的图式是对达·芬奇《岩间圣母》之局部圣安娜的修正。精神指向的参考书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汤因比《历史哲学》中有关精神力之运动分析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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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9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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