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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正伦:王文娟究竟想说什么?

2012-09-28 22:3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邱正伦 阅读

 王文娟在《请问邱正伦:“走红的代价”到底在说什么?》一文中,表现出了一个批评者恶毒的、孱弱的、甚至因心理变态而抽搐的批评本性。事实上,《走红的代价》一文在说什么是十分清楚明了的,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了,我想问题就不是邱正伦在说什么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了,而是王文娟的批评要么与纯粹的学术争鸣、学术探讨毫无关系,要么别有用心。如果真是出于学术探讨的心态,即便带着青春期的骚动不安而总想自己找机会给自己挠挠痒痒,或者想借此机会在大众广庭之中挠痒以引动人们的关注并展示自己的身体敏感,那么我无话可说,怎么发泄我都可以承受,绝对不要指望我会像一触急跳的小公鸡一样扑腾起来,正如王文娟也不会轻易像一只小母鸡一样,还没有具备下蛋的功能之前就大势地炫耀自己如何如何能下蛋,并且如何如何能下大蛋,甚至还会下原子弹什么的。要是尔等有那么一天一不小心真的会做出一种下蛋的姿态来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哦,真的很难想象。但是,即便如此,我等也希望你冷静一点,并尽可能沉得住气,否则不管是青春期的骚动,还是倚老卖老,都很难在一种有效的学术层面上下出一蛋来,很可能只是出于内急、或者仅仅是出于闭闷而放屁。这不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太自信了。

    但是,我始终有一种看法,我觉得署名叫王文娟的人,恐怕在更真实的角度上是别有用心。那么,现在我想说,问题的关键不是邱正伦在《走红的代价》一文中说了什么,而是让我们来看看王文娟究竟想说什么?并且她能够说些什么?或者说这个叫王文娟的人可能说出些什么吗?

    如果我们来看王文娟想说什么,那么真的将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撇开学术不说(因为王文娟不言学术),我深深地意识到她真的有某种难言之隐,无法一说了之。请看她在文中所说:“我之所以说邱正伦副教授的判断缺乏根据,是因为先产生出作品再产生出对该作品的判断,为了迎合西方才产生这种创作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没有,但如果有的话它必定是建立在能够确定西方所认可的好的标准是什么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根本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就可以开始的。”这段话究竟想说什么呢?的确不知所云。我们先不说这段话的语法问题,事实上这段话的语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们单从她批评的动机来看,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难道邱正伦副教授的判断缺乏根据的原因就是因为先产生作品再产生出对该作品的判断吗?还是她上气不接下气所说出的“为了迎合西方才产生这种创作的可能性并不是绝对没有,但如果有的话它必定是建立在能够确定西方所认可的好的标准是什么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根本不知道标准是什么就可以开始的。”有这样的说法吗?一个人要迎合西方,就一定要建立在能够确定西方所认可的好的标准是什么的前提下吗?是不是王文娟迎合西方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要不王文娟怎么会动不动就是别人无知呢?这无非是想证明如果她自己要迎合西方的话,肯定要具备怎么才能取得西方的欢心这一伟大而光荣的知识。当然,紧接着而来的王婆骂街我就不需要进一步再来清理了,因为王文娟这一恶毒骂法并非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价值,只不过是王婆与生俱来的习惯而已。对于一个严重心理变态或者说闭闷压抑太久的文娟而言,这应该是有一定疗效的方式,所以我并不生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正邱正伦的判断的确也缺乏更为充分的根据,你看人家王文娟骂人的方式多么地道的王婆呀!哪有刻意迎合西方的意思,哪里又付出了什么“走红的代价”呢?对王文娟来说,真的是冤枉。

    接下来,我们来看王文娟的知识回顾吧。她在回顾中说:“1989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几乎穷尽了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思想之后,危机也随即产生。无论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能再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人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我当然不知道王文娟是何许人哦,但是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其口气何只是大,那简直是相当地大。即便是加上了“几乎”二字,也足以体现出“文娟”的不文不娟,应该叫“王伟大”还差不多。我们知道1989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现代艺术展〉,固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占据着明显的位置,但从高度集权政治形态下苏醒过来的当代艺术家,其真正现代艺术创作到89年不过才几年的时间,在王文娟看来,这一〈中国现代艺术展〉就穷尽了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思想,王婆文娟真的是高度概括呀,厉害呀,不愧为王婆的巨大称号啊!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王文娟所说的近百年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思想是哪些:“无论是弗洛伊德和尼采,还是萨特和加缪,都不能再给艺术提供遮风蔽雨之处,人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从本人无知的角度而言,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尼采是强力意志学说的代表,而萨特和加缪是存在主义学说的代表,王文娟的意思是说正是这三种思想成为了西方现代艺术各种思想的代表呢?还是在说其他什么。但紧接着,王文娟却又说在没有了弗洛伊德、尼采、萨特和加缪之后,中国现代艺术的危机随即产生,而且是无法遮风蔽雨,更严重的是中国艺术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一种历史回顾,究竟想说明什么?是想说明邱正伦的判断确实有问题,缺乏根据,还是在进一步地替邱正伦证实这些“走红西方艺坛”的艺术家,他们的馅饼确实从里到外都和中国本土文化相去甚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关系。

    紧接着王文娟的回顾就更是肆无忌惮不着边际了。她在指出中国现代艺术家失去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家提供的遮风蔽雨的精神场所之后,深感无所适从。于是便开始了王广义等人的“政治波普”,刘晓东、方力钧、宋永红等人的“玩世写实主义”。按照王文娟的说法:“‘玩世写实主义’关注自身无意义的现实,而‘政治波普’却直接把握被消解的那种意义的现实。”不论是“玩世写实主义”,还是“政治波普”,都是对当下生存现实强大意义体系的消解。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并不反对王文娟的说法。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王文娟在表明这些艺术家一旦失去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指南之后,就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泼皮”与“无赖”。换一种方式说,这些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先锋艺术家,一旦失去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按摩,就主动地、迫不及待地变得如此颓废,如此消极。更可笑的是立即开始自我按摩起来,更更可笑的是,一旦当西方使出相应的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策略之后,这些所谓的前卫艺术家,几乎是一下子就变得神采奕奕。当然这样的情景被好心的、善解人意的王文娟理解为西方人的“误读”,言下之意是与这些对生存十分敏感的前卫艺术家没有关系,只是因为邱正伦等人的嫉妒心理所致。

    情形真是如此吗?让我们再来看看王文娟自己所说的事实:“……他们现在沦为画贩子,成为了绘画加工作坊主。他们为了维持现有的作品市场价,10年如一日的保持原画风不变,雇佣毕业的大学生为他们加工制作。他们对当代的问题毫不关心,放弃了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名誉和金钱围绕着他们,他们听着阿谀奉承的声音、过着安逸的生活。”由此,我们越来越不知道王文娟究竟想说什么。至于王文娟没有说出什么问题倒不是那么严重,严重的是我已经不知道署名为王文娟的人,究竟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她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还不说其说话的方式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语病连篇,更重要的是王文娟出尔反尔,既在用自己的手捂住自己的脸,又在用同样的一只手掴自己的耳光。她一方面在竭尽全力为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等前卫艺术家辩护,说他们是多么敏感于生存现实的难题,又是多么善于解决生存现实中的难题,他们既懂得幽默感,又具有严肃的历史使命感,而且还懂得如何自我拯救;另一方面,王文娟又说这帮前卫艺术家现在又如何如何地沦为了画贩子,“名誉和金钱围绕着他们,他们听着阿谀奉承的声音、过着安逸的生活”。从这里的言词之中,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感受得到王文娟那种对前卫艺术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善良心态。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王文娟的艺术批评观只能是一种变态的、心理焦灼的病理性反照。

    所以我想说,署名王文娟的人在失去中国本土文化的记忆之后,其批评观不仅十分可疑,而且十分可怕。从更深沉的文化意义上说,王文娟的批评观已经陷入一种严重的本土文化失语情结之中。从她深度的无意识病理情结看,王文娟并不希望别人亲切地称她为阿文或者阿娟什么的,她最希望那些走红西方的前卫艺术家叫她玛丽纹或者玛丽绢什么的。所以,最后在我面对王文娟的时候,我只能发出这样的叹息“哎哟我的妈呀,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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