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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乱世》里的问答

2013-08-27 09:3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乱世》里的问答
  ——关于文学的聊天
  
  黄孝阳  陶林
  
  陶林:如同问一只鸡为何要下蛋,尽管很蠢,但千万个读者依然会有千万种这样的好奇,就是追问你写一个东西的动机,为什么要去写。追寻写作动机这件事,其实充满了趣味,我看来包含了作品三分之一的意义在里头。你看,鲁迅这人就特别爱晒自己的动机,为何从文,为何写这篇小说那篇小说,等等,比他的作品本身还要头头是道。我看来,一般人写点啥的动机有两种,一是价值驱动,取悦某人,挣稿费、版税,或者追求艺术史位置,弄清楚一些问题等等;二非价值驱动,弄不清楚一些问题,自我娱乐,纯粹写着玩,乃至泄私愤都可以。而还有一些小说家,在此之外,有别的动机,诸如精神越狱,精神起义或者精神犯罪,往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去。所以,你怀有何种动机,为何想起来写这部读来似乎很遥远的《乱世》?
  
  黄孝阳:严格意义上,作品一旦完成,便是天上的星辰,自有其意志与命运,作者与读者都是星空下的“渺小的人”。对写作动机的讨论,属于阐释学。它有利于重新建立起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赋予作者“神之子”的意味。写作动机就跟被刨掉的木头碎片一样,属于广义文本的一部分,是所谓的“因”。“因”与“果”的连接会满足许多廉价的好奇心。事实上,如果把作者比喻成母亲,把作品比喻成孩子,对孩子更可靠的评论往往来源于训练有素的独立评论家。

  在母亲眼里,哪怕是一个瘸腿孩子的那条“瘸腿”都必定具有某种接近自然的神圣属性,比如“上帝让他瘸,就是为了他能看到一个倾斜的世界。”坦率说,再诚实的作家,关于其写作动机的宣称都是不诚实的,都只能被视之为进入文本的一条路径。因为读者一旦相信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所撰写的文本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

  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说过一句话,“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分别阅读,对科学与文学的同时热爱,对儒释道乃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好奇,这些不同的知识结构都在形成‘我’,不同的‘我’。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互不兼容,会在我脑海里大打出手。”我的写作动机究竟出自于哪一个“我”的意志,或者是“哪些‘我’大打出手后的结果”,我不能确信,我不是神,我也不想发出这种确凿无疑的声音——尽管它们能煽情,能在这个消费社会俘虏许多颗迷茫的心灵,犹如口号。但它们是鲁莽与轻率的。我只是言说可能。

  为什么书写《乱世》?我在跋里说,“因为痛苦。”这不应该得到百分之百的信赖。跋并不是因,至少,它不应该是全部的因。它只是“那个刚写完《乱世》的‘我’在那一刻的情感溢出。那个‘我’还沉溺于文本,在难以自拔的伤感与绝望中。”今天,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奕,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就像我在文章中说的“我们可以对一些问题避而不答,但我们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回答里。”又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些写作动机在我体内全部存在。因为“我”是人类之子,这人世的所有,千万年的光阴,一起凝聚了这个“我”,有最世俗的渴求,也有最形而上的追求。
  
  陶林:在我看来,《乱世》里故事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想法很多的编辑,与一个眼光毒辣的朋友碰头。老编辑提供给他一个自杀女人的小说作品,在这个作品,里一个叫无果的抗日英雄,在苦苦探寻自己兄长无因的死,结果他将把自己也搭进去。这太像一个有趣的寓言,又像是一个循环反复的童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关于小说的具体情节,我不想剧透太多。在文本之外,我的几个疑惑如下,作为记录虚构事件的证人,你能回忆一下那位自杀的女作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芳龄几许,胖瘦高矮,已婚否,嗜好吃辣还酸,几个闺蜜,职业简历,是否是谁的情人、小三之类等等?她为何必须用死,来成全她的作品?
  
  黄孝阳: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循环往复的童谣。”从童谣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文本,会让那段历史有着异样的洁净度。它残忍,天真,血腥,犹如老虎在光阴的悬崖峻岭间跃出。在上帝眼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能就是一曲“循环往复的童谣”。

  童谣是血腥的。前些年有本禁书,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那只是对血腥一种哗众取宠的叙事。真的血腥,在“杨花落,李花开,十八子,坐王台”这样的童谣里。古往今来,社会崩坏、王朝更替时,必有这样的童谣先提前登台表演。它们拥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形式,是谶兆、谶书、谶言。童话也是天真的。它不掩饰自己的本能,渴了就想吃,困了就得眠。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互联网、GPS,但对名利的冲动与几千年前毫无区别。

  应该说《乱世》相对于我近期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旅人书》,结构要简单。对我来说,每个小说都是一幢建筑。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中国古典园林风格,西方哥特式教堂,国际上现在相对流行的概念式建筑。我喜欢星空。每颗星辰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形态。“我”心深处自有星空与浩翰。为什么它是简单的?因为人要能做加法,也要能做减法。小说也是这样。《旅人书》已经足够复杂,我得退回来。退一步,或许就看见自己的一只脚原本已踏出悬崖——不是恐惧从悬崖上摔得粉碎,而是意识到自己站在悬崖边,自可以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至于这个自杀的女作者是谁。我想说它是所有文艺青年魂灵中的一个“我”。人都有他的挫败,也都有他的骄傲。这个女作者即是“挫败感与骄傲”的总和。而对于写作者来说,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无法逃避的哲学命题,这就像人世一样,无谁可以置身其外。一旦一个写作者登上层楼,能够看见“这楼之高不知几万里,以及楼之底部无数众生如蚁”,那么他必定要去克服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冲动。

  人有两个本能,一是求生,二是趋死。我们一般不讨论第二种本能,是因为恐惧。写作者,比普通人更能觉察到这种恐惧感与无能为力感,更能觉察到“死不仅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意外”。死,潜伏在人的体内,随时跳出来,把鲜嫩可口的我们一口吃掉。坦率说,相对于继续登上层楼的难度,或者就在这三层楼上作布朗运动所诱发的无聊与虚无感,做出肉体清零的选择是理性的。只是这理性大多数时候会被世俗伦理击退。

  我可以用一百万字来回答你关于这个女作者芳龄几许等问题,这就是另一个小说。我对写这个小说也没有兴趣。我知道把它写出来也会不错,还能赢得更多的青睐与掌声。但这没有难度的。因为难,才好玩。四处偷师拜艺渴望某日能向一个高手挑战,总比仗着自己多吃了几碗饭去殴打一个小孩,会更有意思一点。

  这里再讲件事。大约八年前,我在南通市文联做临时工。一个炎热的中午,一个老人推开我的办公室,戴着草帽,腰间扎着草绳。他递上一部书稿,又从拎着的蛇皮袋里捧出一只瓜。他说他是如东的,在外面卖瓜,看这里是文联,就来请教专家这部书稿有无变成铅字的可能性。他说他写了一辈子。床铺底下都堆满了。我看了半个小时,给了自认为诚实与负责的回答。我让他把瓜带回去。他很茫然地看着我。他脸上的皱纹就跟罗立中那张著名的《父亲》一样多。他把瓜带回去了。我在办公室又坐了一会儿觉得气闷,便出去散步。文联的对面是公园。中间是条小河。在不远处的一块柳荫下我又看见了他。他不是卖瓜的。他是专程来文联的。他背着对我,坐在土坡上哭。哭声不大。就跟刀子一样在我心里来回捅着。

  那时,我就反复在想:我与他有什么样的区别?换句话说:我与那个跳轨自杀的女作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都是一样的。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得这个奖那个奖,人模狗样地坐在台上发言。但我知道,我与他们都是一根藤萝上结出的果。
  
  陶林:兄所讲述的故事很令人深省,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写下却沉默的稿子一点不比老那位老先生少。考虑到诸如曹雪芹、王小波这样的先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理当泰然处之吧。写作,就像是自我修炼的一个过程,很苦,很熬人,但明心见性——我印象中,这部长篇小说是你第一部写民国时代的作品——当然,它是架空的。号称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也就是那个交了三分之二稿后自杀的女人。你觉得为何非要这样操作,是否有用技巧,推卸作者责任之嫌,写不好,是那个虚构中自杀了的女作者的事?——呵呵,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你干脆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去破案写起不成么?非要绕这样一个大弯,虚构之虚构,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不了,我就强为你解释了。那样,误读就会产生了。
  
  黄孝阳:这个小说话若直接从刘无果到南坪写起,写得再好,再怎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无非是《让子弹飞》。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模型,可惜别人已经说过太多次。我想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让现代性进入文本。这有双重进入。一是,结构上的改变,让作者与读者都习惯的叙事路径,呈现断裂,犹如量子跃迁,从一个大家耳朵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二是,价值观的呈现。尽管时隔百年,但困扰当时人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今天的我们,只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罢了。这种结构是好是坏,不由我说了算。但我想大家多半会认同,这是一个悬崖边起建筑的景观。事实上,它与许多“借着小说中人物之手写出的作品”有很大区别。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文章里的一段话:

  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代写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漩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漩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她所留下的就是一个开放文本。我这个朋友写了他的第二十一节,其他读者也照样可以勾勒其他可能,所谓“艺术品是一种根本上含混的信息,即多种所指共处于一种能指之中”。

  我是江西人。江西龙虎山有一个悬棺。我曾在百仞绝壁下的竹筏上眺望墓葬群。我不知道古越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安葬先人。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但他们选择了,而我也得以在二千五百年后看见了这样的风景。
  
  陶林:非常想和兄一起面壁百仞之上的古棺,那真是古人跨越死亡的行为艺术。我突然觉得这个莫名自杀的女人,或许象征着我们谋杀掉的历史本身。你写作时候不知有无意识到,这个自杀的女人有可能活进小说里,活成了周怜花,有可能是那个隐形的主角刘无因。但我还是觉得黄兄在这个虚构的“原作者”身上费力太少了,只是想把她当成你个人意见的传声筒,我觉得这对她而言是不公平的。若问她如何死的,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过硬的说法,我觉得,某种意义,就是被你谋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环,那么,她在自己写的小说里,也有可能深怀蓄谋地杀死了刘无因,局中局,谜中谜,案中案,这是这部小说有趣的一个环。我想听你自己就小说本身谈论谈论,它的结构。
  
  黄孝阳:你这个连环谋杀的提法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构?这应该属于潜意识的范畴,理性对此无能为力。曾有人批判我的小说设计感太强。我在一个访谈中有过反驳,说“这人眼所望处,无一不是设计之美。即使是那自然,也是因为人的眼,具有了神圣属性,成为风景”。但有些东西不可以设计,比如元素。我也不没法子一个猛子扎入潜意识的深渊,去捕获几只深海怪物展览在公众眼前。那是上帝干的事。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测不准原理。就算我机缘凑巧瞥见其中一只怪物的片甲只鳞,但当我试图测量其体型时,它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原来那只。这是极细微处的图景,难以言说。如果我能说清楚,我也就能解释人脑,思维的起源,彼岸,以及关于人与上帝的一切。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光荣与梦想》,是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的一张恢宏画卷。掩卷后想起一个问题,若罗斯福没有成功就任美国总统(他第一次当选的过程可参考《无间道》里的黑金政治;第二次连任要感谢朗格这个总统宝座强有力的争夺者被人暗杀——罗斯福有嫌疑),美国与世界的历史会怎样?再举个例。医圣张仲景,名何其显;位何其高,所谓“道经千载更光辉”。但若无王叔和对断简残章的搜集整理,以及王洙对一本“蠹简”的发现,恐怕他早已湮没无闻。这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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