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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2)

2018-08-31 08: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画中十三人——忌讳文化运用

“十三”这个西方社会十分忌讳的数字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出现过。大卫是一个文化主义者,对文化习俗的尊重不亚于任何一位画家,而在《苏格拉底之死》中,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他要表达的意涵,他不再遵守西方文化中的那种表面的禁忌,而是坚定的运用了十三这个数字。柏拉图在《斐多篇》中称,在端杯饮下毒酒之前,苏格拉底让克里托派人护送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了那个行刑的牢房。牢房里就剩下斐多、阿波罗多洛、克里托布卢、克里托、赫谟根尼、厄庇革涅、埃斯基涅、安提斯泰尼、克特西普,美涅克塞努、西米亚斯、克贝、斐冬得斯、欧几里德、忒尔西翁,那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来到牢房。这样算下来,总共就有十九个人了,即使不算上苏格拉底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有十五个人。可是,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偏偏只画十三个人。如果讲究真实性,增加一位监刑官,大卫的这幅画应该画上十六个人,可是大卫偏偏要画上十三个人。可能有人会认为十六个人可能破坏画的结构。大卫在画这幅画时虽然只有三十八岁,但已经是新古典主义大师与旗手了,以大卫出类拔萃的表达技巧,大卫完全有水平在画中找到另外两位学生的恰当位置。可是,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大卫有意应用西方的避讳文化,只画了十三个人。

被西方忌讳的十三这个数字是一个凶数,凶数源说于古希腊神话。北欧国家也有一个类似于希腊神话的故事让人牢记十三这个数字是如何地不吉祥,这个故事就是天神波杜尔之死。北欧神话中天国有十二位天神,有一天基罗出现了,并经常出现在天神们宴会、享祭等场合。因为基罗加入十二天神的各种活动,“十三”这个数字也就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波杜尔是北欧神话传说中的光明之神,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某夜波杜尔做了一个噩梦,随之预感到自己生命面临危险。他的母亲为他炼了一种药,喝了这种药后世界上不管是有生命之物,还是无生命之物,都无法伤害他。波杜尔喝下母亲炼制的药之后,利箭飞石雷电对他再也无可奈何,神们就拿波杜尔当靶子,练习投掷飞镖标枪,远处游玩的神们一时兴起会向他射出冷箭也不需要向他打招呼,谁想射就射,谁想射都可以,因为射不死,因此,波杜尔有时候还会成为神们竞技比赛中的活动标靶。那位叫基罗的魔鬼十分嫉妒别人的永恒,甚至痛恨一切永恒事物,就化装成女性,用尽骗术骗得波杜尔的母亲说出了秘密:只有一种槲寄生植物才能伤害波杜尔。罗基知道这个秘密后,立即用槲做成一支长矛,唆使波杜尔的兄弟荷杜尔向他的哥哥掷出长矛,不死的波杜尔受到致命一击应声倒下。天上仅剩的十一位神和神的臣民这才知道基罗出现的原因,基罗是为了消灭永恒才出现在十二天神之中,十三这个数字由此在欧洲留下了长长阴影。十三之忌不一定源于这个神话,但要是13日正好赶上星期五,那就是最险恶的日子了。《圣经》研究者认为,亚当和夏娃就是在13日偷吃了禁果。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也是在13日杀死了弟弟亚伯。《圣经》中说耶稣和门徒十三人一桌吃饭时被出卖,最后被钉上了十字架。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人心中种下的阴影越来越浓。每到十三日或者是十三日与星期五重叠的那一天,歌德这位大诗人什么都不干,甚至连一句诗都不写,而是蒙头睡大觉。十三日这一天,拿破仑皇帝绝不用兵;铁血宰相俾斯麦从来不签署任何条约,也不签发文件命令,即使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那个时代,这位美国总统每个月的十三日绝对不会出行。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避讳文化,中国的避讳文化起源于周朝,《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讲究禁守俗随讳忌。

十三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一个不祥的数字,一些场合如果真的出现了十三这个数字,都会想办法加以弥补拯救。1800年,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画《卡洛斯四世一家》时,就遇到这一难题。当时皇室一家总共只有十三个人,而皇帝要戈雅创作的《卡洛斯四世一家》是一幅要让人景仰的宫廷画,肯定不能弄虚作假随便多画一个人上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避开这个不吉祥的数字,聪明的戈雅把自己画入这幅画,因此当时戈雅确实在现场,不过画家戈雅不是以皇家成员的形象出现在画中,而是作为一位宫廷画师出现在这幅画的最左侧,并且谦虚地让自己居留在光线最昏暗的地方。这一近乎智慧的举动深得卡洛斯四世皇帝的赞赏。

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画的就是十三人。人们普遍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的耶稣基督,大卫接受了这一理解,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只画十三人,就是受到这一理解与达·芬奇这幅画的启发,并以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相关的《圣经》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隐喻。在人们看来,达·芬奇最不避讳了,但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天意般地避开了十三这个不吉祥的数字。在《最后的晚餐》的左侧,有一只手握着一把刀,十三人之外好像还有一人似的。这只握刀的手是一只右手,从犹大的背后伸出来,离刀最近的安德烈举着双手,肯定不是他的手;彼得和约翰在交谈,从彼得的坐向和整个姿态来看,这只手好像也不是彼得的;约翰也没有这么长的胳膊,这让人们隐约感觉到这幅画中还有第十四个人。后来有人发现达·芬奇的一些素描手稿,确认这只手是彼得的。在耶稣说出“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犹大·伊斯卡里奥特伸向钱袋的手慌张得碰翻了桌上的盐罐,由此而察觉的彼得,伸出的刀应该是对着犹大。达·芬奇这幅壁画经过多次维修,造成这只握刀的手势给人们带来了这幅画还有第十四个人的感觉,无意而且神秘地破了十三这个忌讳。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刻画的是耶稣死前的最后一次晚餐的情景,耶稣感觉到死亡临近,他用沉默的方式接受了死亡,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必死,没有自己的这一次死,就没有人类在那个关键时刻最需要的一次醒,耶稣知道:醒要有死的对称。早在那杯毒酒递向苏格拉底之前,苏格拉底就知道自己必死,“即使你们现在判我无罪,不相信阿尼图斯——他对你们说了,要以一开始就不该把我弄到这个法庭上来,我现在既然已经上了法庭,你们就必须将我处死,因为要是我无罪,你们的儿子会去实践苏格拉底的教导,彻底堕落——如果你们对我说:‘苏格拉底,我们现在不相信阿尼图斯,我们判你无罪,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花时间进行这种考察(证明一些自以为智慧的人其实有也缺陷),不能再爱知,要是我们知道你仍旧在这样做,那么你必死无疑’。要是你们在这些条件下判我无罪,我会这样回答:‘雅典人,我向你们致敬,我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能做事,我就决不会停止爱知,我要用习惯的方式激励你们,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说:尊敬的先生,你是雅典人,是这个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最伟大城邦的人,如果你只渴望尽力获得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追求智慧和真理,不关心如何让灵魂变得更好,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13苏格拉底选择服从神的旨意而死亡,和耶稣服从耶和华的旨意一样,确实是因为人类关键时刻的一次需要。从那个时刻起,苏格拉底就知道,人类需要他的“激励”,否则人就会“把价值最大的事情当作最不要紧的事情,把琐碎的小事当作大事”(柏拉图《申辩篇》),就不再关心如何让灵魂变好。而雅典人甚至全人类需要知道“财富之所以好是因为德性,德性使财富以及其他所有对人有益的东西成为好的”这个道理,需要人们永远关心“灵魂变得更好”这一问题,但是,让人类永远记住这个问题需要有一次牺牲,苏格拉底选择服从神而自我牺牲。在一种非《最后的晚餐》的氛围中,尽管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已经表达出了最普遍的令人沉思的哲学意义,但大卫觉得不够,因而让自己的《苏格拉底之死》和《最后的晚餐》中的人数呼应起来,让苏格拉底之死的宗教意义成为这幅画的言外之义,这一点与人们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宗教理解十分吻合,这样认识与这样表达都不是为了颂扬,人们普遍认为“确实如此”。

当然,大卫《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的直观意涵已经十分丰富十分厚重了,即使我们不去深究这幅画的深远性,让十三人这个数字表现的意义,让这幅画中的人数与《最后的晚餐》的呼应性,让《最后的晚餐》与《苏格拉底之死》之间的互为解释成为一个秘密,也丁点不会减损这幅画的深刻性与启示性。一幅画往往就是如此,画家用象征、比喻、联想、对称等等无形语言着重强调的意涵,最终都会成为秘密,因为画家采用的是一种绘画艺术方式以外的表达,用这些方式表达的意函就成了一幅画的秘密,不过,一些微妙的表达、一些含蓄的暗示一旦被人发现,确实为艺术研究带来突破。这样的先例实不少,探寻画中秘密几乎成为人们必备的一种心理准备,揭秘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爱好。大卫所用的十三这个数字,对于以色彩和形象表达其意涵的绘画来说,也是一种无形语言,这一无形的语言,包含在西方文化、西方民俗、西方人文心理、西方经典作品之中,因此,这一语言的意涵远大于形象与色彩。对于大卫来说,无论他的表达技艺多么精湛,他采用的色彩与形象似乎不足以表达他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全部思想,只有采用一些并不属于绘画的语言,才能够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他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理解,只有用这种隐于无形之中而有点特别的宗教解释,才能表达出苏格拉底之死对于人类的永久意义。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完成于1787年,它一问世就引起人们关注,人们的关注从非凡的新古典主义表达技巧,迅速地转移到画的思想内涵上来,深入到技巧以外的部分中去,因此,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解释最多的也是其思想与内涵。从1787年算起,人们对这幅画的领会与解释也有两百多年了,十三这个数字确实能让人有不断的理解,这个数字也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成为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隐喻,哪怕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这个画题,也成了《苏格拉底之死》注解。大卫的这幅画抓住的是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强调的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的学生完成一个核心论证,这其实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赶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给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上完最后一课。

苏格拉底对于“现在的我们”其最大意义是哲学,对于“当时”的雅典其最大意义其实是教育,从整个古希腊来看,几乎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把一直有待完善的斯巴达式教育,发展成为一种以德为基础,以智为核心,以体魄为支撑,以技能为表达,以更好为目标的十分全面的希腊式教育,当然可以称为苏格拉底式教育。苏格拉底式教育让雅典人不只是一位只有力量、勇气与技能的武士,而是要成为一位坚忍不拔、心怀远大志向的英雄。苏格拉底式教育让雅典大获其益,许多战争以雅典的取胜、以雅典成为希腊联邦的盟主检验了苏格拉底式教育的优越性合理性。而苏格拉底给雅典以及全希腊乃至全人类带来的好处,就是由他的一次次演讲带来。

苏格拉底“他常常出现在公共场所。早晨去那里散步、锻炼;市场上人多的时候,也总可以看到他;其他时候,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他多半也会在那里;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发表演讲,让那些想听的人都可以听到”,14这是苏格拉底两个最著名的学生之一的色诺芬对老师日常生活的一段记录。许多研究者称,与柏拉图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俨然是西方的孔子,这与色诺芬的身份有关。色诺芬是一位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军事家,一位领兵打仗的将军,久经沙场的军事指挥家。这位因为自己投身斯巴达背叛雅典,而成为他的老师败坏青年罪证的学生,用公正节制的文笔,把一位一直对全希腊负有责任感的老师形象,描绘出来,留给了后世。色诺芬是老师的罪证,甚至是永恒的罪证,但他用一本《回忆苏格拉底》,为他的老师做着永恒的辩护。一直辩护到了现在。

苏格拉底好像生来就对人类和雅典有一种责任感,走到哪,他就把课堂开到哪。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告诉人们,苏格拉底给小伯里克利上过课,从中获益的伯利克里让雅典辉煌,让雅典称霸希腊众邦。苏格拉底给凯勒丰等民主派领袖上过课,为古希腊民主注入了良性精神,获益的民主派让民主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当今的美国。苏格拉底给将军色诺芬、亚西比德和士兵们上过课,受益的士兵和将军们经常让雅典以少胜多,让雅典不可侵犯。苏格拉底给柏拉图上课,柏拉图又把老师的课讲给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又讲给他的学生们听,传承不息,形成了苏格拉底学派、苏格拉底分支。苏格拉底教导出来的哲学家有柏拉图、斯彪西波、色诺克拉底、阿凯西劳斯、卡尼亚德斯、格拉西亚斯、亚里士多德、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梅尼普斯等等。苏格拉底的哲学,让哲学家和普通人把自己的眼睛从神从自然从科学掉转到人的身上,让“认识你自己”成一句口头禅,让人关注宇宙万物之间的核心关系“伦理关系”。苏格拉底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直像他们的老师一样,让人们一直想着怎样让灵魂变得更好,让他们老师的哲学成为人类的指路明灯,照亮人们的脚下。

任何地方都是苏格拉底演讲的课堂,因为任何地方都有需要。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把课堂从其他地方移到了牢房。大卫准确把握了苏格拉底的力量,让我们看到是苏格拉底把监狱变成了课堂,监狱这样的环境对苏格拉底有更多的需要。不过令人无法左右的一种紧迫感是,是一杯毒酒的逼迫,把监狱牢房变成了最后的课堂。

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描绘的环境,除了地上的镣铐,以及一道楼梯通向地面显示出半地下室等牢房特征外,室内整洁,拱廊高矗,其神圣性、肃穆感大于囚禁感,这意味苏格拉底的思想无法约束、无法结束。苏格拉底虽然被向他来告别的人环绕,被学生们的痛苦包围,但他在最后论证中显示出的智慧、神圣的责任感 、宽大情怀以及昂扬的意志,和那从牢房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一样,照亮了这里的人,照亮了“牢房”这间最后的课堂。“牢房”这间苏格拉底的最后课堂,从此以后让所有课堂有了冲破约束与禁忌的精神,课堂也成为打破禁忌的象征与标志。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大卫从窗外调集来一束已经不属于这位死刑犯的阳光,让过去曾经属于他的阳光照亮这位死刑犯,但真正让这幅画中的苏格拉底亮起来的,还是大卫的敬仰之笔给予他指向上苍的姿态,以及激昂的精神,让苏格拉底自身在这幅画中辉煌起来,大卫从牢房外调集过来的阳光,就成了苏格拉底精神的陪伴,成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比喻。苏格拉底即将死去,阳光不再属于他,但阳光仍然属于活着的人们,在大卫的画笔下,不死的阳光成了苏格拉底精神的比喻并与活着的人们相伴,给后世活着的众人带来温暖与光明。

牢房被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改造了,改造成为一间教室,大卫的画笔完全服从苏格拉底的言行举止对牢房的改造。有关《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其内在部分的根据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外在部分则是大卫按照柏拉图的《斐多篇》《申辩篇》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来构思来创作,画中一些人物情态几乎全都来自苏格拉底学生们的著作。“说这些的时候,他端起酒杯,然后镇静、轻松地一饮而尽。此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能控制自己的眼泪,但看到他喝下毒药的时候,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所以,我蒙住我的脸”。15苏格拉底左侧那个低下头蒙住脸的就是斐多,大卫在描绘最后一课中学生的痛苦时,其根据就是柏拉图的《斐多篇》。“阿波罗多洛的哭泣一直没停,而此刻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使屋里的每个人更加悲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除外”。16大卫在描绘阿波罗多洛承受不住巨大悲痛后的表现,也是根据柏拉图的《斐多篇》。巨大的悲伤把另一位穿绿色衣袍的学生推得离他的老师稍远一些,他站在拱门下,双手拍墙而泣,高举的双手,既是为老师祈祷,也有悲痛到了极点后对上天的指责。当年我读完《斐多篇》的最后一页时,眼泪也禁不住沁了出来,待到写这篇文章,面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再次翻至《斐多篇》最后一页时,也禁不住鼻子发酸,心中哽了一小会。关于这间牢房的具体布局,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在著作中提到过但少有具体的描述。而经验中的牢房一般都是阴森恐怖,悚然死寂,除了偶尔响起镣铐的声音外,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在被安排的安静中,死亡扼住了声音,死寂开始慢慢地绞杀所剩无几的希望与生机。但是,苏格拉底的牢房里每天都有探望的学生朋友和雅典公民,苏格拉底的卧榻前总是环绕着聚精汇神的听众。苏格拉底改造了牢房,他的精神让这间牢房像教室一样亮堂起来,让本来只有绝望的牢房充满了希望。大卫创作这幅画时,对牢房的安排,放弃了历史记述或者是哲学著作,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机会,让他摆脱柏拉图等哲学家的著作,而直接从苏格拉底身上感受苏格拉底的精神力量。这样的表达泄露了大卫的感受,一间牢房容纳不下苏格拉底的死亡,一间牢房也容纳不下这位将死者的精神与光辉,一间牢房当然关不住这位哲学家的精神与思想。牢房意味着终结,教室则是开放、延续、传承与永远,因此,大卫笔下的牢房成了课堂。即使对苏格拉底的牢房有具体的描述,大卫也有可能摆脱那些文字,在这位画家心目中,有一间最适合这位哲学家的牢房,有一个最适合这位因不敬神而获得罪名进而获得
死亡的哲学家的环境。自从他意识到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社会一个不死的启示后,他对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理解与吸收才派上了用场,他把苏格拉底牢房画得如同教堂一般拥有高大的拱型廊道。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全部方型结构中,耶稣的背后有一处拱型结构,这暗示耶稣即将进入天堂。教堂的穹顶、拱型门窗以及拱型廊道,是天庭的人间写照,除了这一种形式意味,其真理般的神圣与肃穆是教堂的真正内核。拥有了这种内核,教堂才能真正成为人的神在人类启迪人教育人纯化人的课堂,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融会了这两种元素,把苏格拉底最后的课堂,与神在人间的课堂——教堂进行关联,在屏蔽可能的亵神因素之后——大卫没有直接用《最后的晚餐》中的环境格局来容纳苏格拉底之死,表明苏格拉底讲完最后一课的最后课堂拥有教堂的性质。教堂是神的课堂,这个课堂激活了人对好的需要,大卫的这幅画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也将永远陪伴人向好的需要。

大卫的画笔,把牢房总结成为一种类别事物的代名词,人类任何缺少知识与智慧的地方,都是牢房,但又不止这样,因此得补充上这样的理解,任何缺少苏格拉底的声音的地方都是牢房。摇脱牢房的滞锢,就得聆听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

比较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充满了声音。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众使徒有的使用眼神,有的运用表面,有的做着感到诧异之后的动作,有的在交头接耳,极为不平静,但仍然显得肃穆宁静。《最后的晚餐》之所以是寂静的,是因为死亡只属于一个人,而福音属于大家,何况死亡并不属于神,神的死亡并不能引发悲痛的声音,稍微一点儿声音就将破坏一个神圣的秘密,即耶稣复活,神的憧憬与安排不容声音干扰,一种必然性也不容任何声音来揭示。而大卫这幅画中苏格拉底之死,没有耶稣之死的那种间接性,苏格拉底之死是真实的死亡,不完全属于一个人,是一种道德、信仰历经正义考验之后的悲惨结局,这样的死亡不以暗示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苏格拉底之死》中拥有众多的声音,表明这位哲家的死亡与人类的直接关系。确实,苏格拉底最后一课讲的都是有关所有人的事,而不是这位死者一个人的事。

启与未来对应,未来还没有到来就被真理收留,神迹、神启、神示、神谕在感应与灾难中才能应证,这个过程中需要猜测、推理、判断,但并不能保证准确。不过,苏格拉底的声音大都针对现实最迫切的需要。《苏格拉底之死》既是描绘一位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其动作上当然有声音,人物情态、姿势中有声音,图形中也必然充满声音,哪怕是这幅画中的色彩,也饱含声音。那么,这幅画里,在色彩和形象之间来回激荡的是什么声音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知道苏格拉底最后一课讲了些什么?


最后一课讲的不是死亡

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是一个标志,之前的哲学称为苏格拉底前派,哲学家们从宇宙景象获得启发,被称为自然哲学。面对只关心自然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可不是城外的一棵树!他认为认识人比认识大自然更为重要,因此他提出“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成为哲学上的第一句口头禅,从此,哲学目光一下子从大自然聚焦到人身上。苏格拉底开创的伦理哲学,建立了人与万物的伦理关系。他在最后一课中说,“那些关心他们自己的灵魂、不愿为了侍奉他们的肉体而活着的人,会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打发掉。他们不会像那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在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上行走,而是相信任何与哲学和与他们的拯救和涤罪相反的事情都不能做,他们转向这条道路,追随哲学的指引”,17哲学劝告灵魂要尽量撤离感官,让灵魂变得更好。许多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中讨论的是灵魂问题,其实,苏格拉底论证灵魂的有无,论证灵魂的不灭,不是最后一课的核心问题。论证灵魂不灭,是他一贯的怎样“让灵魂变得更好”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在大卫描绘的最后一课中,他确实费了许多口舌,让听他最后一课的学生和朋友,包括那个将毒酒递给他的监刑官也相信,灵魂可以变得更好,灵魂有必要变得更好,只有让灵魂变得更好,灵魂才值得不灭。这是一个人类型且带有未来性的难题,一个哲学家一辈子未必能将一个课题论证完整,大卫深深感觉到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紧迫,因此在《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中,他调集苏格拉底的身形、动作、手势、表情、激情,来帮助这位手已经伸向那杯毒酒的哲学家完成他最后的论证,因此,我们看这幅画时,总能感觉到苏格拉底的急切心情扑面而来。在一般时候,他的学生都十分聪慧敏锐,在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他们学生显得僵滞。要是在平常时候,要是苏格拉底手边没有那杯毒酒,他的学生们也不至于这么木讷,一切因为他手边的那杯毒酒,让他的学生们受到了痛苦的干扰而要比平明迟钝许多,这让上最后一课的老师有点着急。大卫在他的画中,把那杯毒酒置于高光之下,成为画中人物和画外人物(角色化了的看画人)受到干扰的源头,它从苏格拉底的讲授和举起的那只手那里夺走了不少目光、注意力和感情。大卫在这幅画中,让苏格拉底比平时幅度大的动作尽可能多的集合学生的目光和心情,但是画面中心的那杯毒酒仍然在不断的干扰着学生们的感情。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一课中表现出来急切心情,大卫在此画中表达得令人触目可染而又心生暗痛。

我们试着为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改一个画题,或者干脆就叫《人类最后一课》,在最后一课中,苏格拉底论证的就是如何让灵魂变得更好。在法庭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就向雅典市民做了告别,“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好,只有神知道!”18 “当苏格拉底的肚子变凉的时候,苏格拉底揭开原先蒙上的盖头,说了他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要用公鸡向他献祭,千万别忘了’”。19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医神,病人一般都会用公鸡向他献祭,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对生命中的疾病的医治。此前,苏格拉底接过监刑官递给他的毒酒,向监刑官请求,“我倒一点儿奠神,你看怎么样?我这样做允许吗?”但是监刑官说,“我们只准备了够用的!” 20意思就是只够毒死一个人的量。监狱方面准备的毒酒的量恰好够毒死苏格拉底,即使倒一点儿祭神,也就不够毒死一个人子。苏格拉底在喝下毒酒时没能祭神,这是欠了神的债,喝下毒酒后他突然记起来自己还欠神的一次献祭,他不能因为自己去死而欠神的债,因此嘱托他的好友克里托,别忘了替他向神还债。

苏格拉底的这最后一句话是喝下毒酒后躺在卧榻上说的,虽然苏格拉底早就无意于申辩,但这最后一课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活着的或者是活过的人都觉得是对法庭判他不敬神这一罪名的有力驳斥。同时说明,即使去死,他也要还上对神欠下的债而让灵魂保持变好。在苏格拉底七十年的生涯中,他为人们讲课不下万次,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竟然是在牢房里。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本来应该是在七十岁之后,或者是八十岁之后,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最后一课提前到来;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节课本来应该由一次疾病来安排,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却是由一次审判来决定,由一杯毒酒终结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课。


最后意味带来的并非悲怆而是热爱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有一些无法忽略无法忍受的“最后”意味,就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一样,其最后特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意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耶稣后来复活了,但大卫画中的苏拉拉底不能复活,因此,《苏格拉底之死》中的最后意味似乎更有一种空前绝后的意义——“最后”总是带有深奥而神秘的决断性,空前绝后总会带来启示。世界上发生过许多“最后事件”,人们也爱用最后来命名一些事件,就是因为“最后”具有警示性,具有唤醒力。1871年,普法战争以法国惨败,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而告终,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主权归普鲁士所有,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描写一位爱国教师给即将成为普鲁士人的法国学生上最后一堂法语课,“最后感”让学生们一下子感觉到了法文的美丽,并产生了极大的留念与热爱。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公元30年的一个最后情景。伯利恒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巴勒斯坦的中部,这里是耶稣诞生地,三十三岁时,为了全人类的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他必要在世界穷尽的审判之日在光荣中降临,建立荣耀的天国,给善带来最后的胜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善获得最后胜利的转折,看起来“最后”是耶稣向死,其实“最后”是善获得胜利的“最初”。最后事件中的决断性肯定而又积极,决定善从此获得胜利,全新的初始性决定善由最后转向最初最新,转向全面胜利。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最后”包含着更替性,包含着复苏与开始。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最后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99年,是早于耶稣的“最后事件”,是人类第一起“最后事件”。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时,无疑从《圣经》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获得了许多启示,不同于达·芬奇的只是他在创作中加入了世俗的悲伤情绪,增加了人间感,但主旨上并不强调对悲痛的赞扬,反而是全力强调那位受死者的信仰与信念。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只借助耶稣的“你们中的某人将出卖我”这一句话,告诉门徒们危机即将出现,也没有道明危机的真正来源和涉及的真实范围,更没有让耶稣直接把他的信念告诉在场的使徒。而大卫则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让那个遭遇人类第一起最后事件的受害者,通过最后一课,直接把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信仰告诉他的学生和朋友,极力淡化《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陷入单一宗教意味的可能性,以世俗化的元素强化这幅画的针对性,以及对于大卫那个时代的真实意义。

从历史事实、物质意义以及这一最后事件的悲怆性启示性来看,苏格拉底不可能复活,因此,大卫将他的这幅画定位在“之死”之上,从物质角度看“之死”是一种绝对的“最后”,但是在创作中,大卫极力保障看到这幅画的人能够回避死亡造成的悲伤,回避死亡直接过度到悲痛这一情感逻辑的引导。要给人们提供可以回避悲伤的力量,大卫在创作中借用了苏格拉底的逻辑方式。《苏格拉底之死》的旨归不在悲怆性,其悲怆性被大卫假设为人们可能忽略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性,或者假设这幅画对后来的人们没有启迪意义,那么这幅画只能让人们陷入痛苦,《苏格拉底之死》到痛苦为止,即《苏格拉底之死》完全不能启示于人,这就是这幅画令人只感到悲痛的全部原因——这是大卫在这幅画中的假设之一。在这幅画中设置众多假设,完全是大卫担心人们淡忘或者曲解《苏格拉底之死》,而真正沉沦于世俗情绪,陷入悲痛之渊而不可自拔,因此,这些假设其实是一种隐晦的人情慰籍,和严明的逻辑规划,目的是让人在最后有力量规避情感的牵引,超越悲伤而直接走向这幅画铺设的哲学之途。当然,大卫也不完全杜绝有人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情感层面做短暂的逗留。


每个人都有必要眼睁睁地看苏格拉底死一次

苏格拉底不同意赞美,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几乎可以与神比肩,除了神我们世俗之人没有更高的标准了。不过,对于苏格拉底,神这个标准又过于虚化了,如果要向更高处理解这位哲学家,理解后来之事,苏格拉底就是标准。大卫当然了解苏格拉底拒绝任何赞美,他在《苏格拉底之死》中没有利用想象力操纵奇迹,也没有在画中种植一些复活之类的神迹,而是让人们直接面对苏格拉底的死亡造成的精神断崖。面对这幅画的人虽然眼睁睁地看着或者亲历一次苏格拉底之死,但又完全不会感到前途无路可走,进入这幅画中的人,同样不会被苏格拉底的学生们的痛苦制造的悬崖挡住去途,或者他的学生虽然悲痛欲绝,但他们的悲痛并没有为进入这幅画的人制造情感悬崖,任何一个人只要能进入到这幅画之中,都不可能只是“感受到悲伤为止”。一旦一个人进入《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之中,每个人都要眼睁睁地看着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眼前死一次。而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不似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苏格拉底不会只死一次,那么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不断重复死亡,死亡的只是人们的悲伤,死亡的只是令人感到悲伤的损害正义的社会行为。这已经不是苏格拉底之死了!

面对一个死者,人们的情感不止到悲伤为止,这是因为这个人的伟大占领了我们的崇敬心理,这是因为具有崇敬心理的人同时具有历史意识,这是父辈的说教或者教科书肯定性诱引固定了我们的认知。但是,一幅画不是教科书,一个画家哪怕像大卫这样伟大的画家,也无法利用人的历史意识而让一个看画的人轻易地就被夸张的传奇所俘虏,何况任何一个人的文化经验与审美意识,也不是画家轻易就可以利用的最好条件,一个人对一个最后事件的相关知识,也不是画家最好的利用内容。假设这些因素会同这幅画中的悲伤气氛构成一道断崖,而一个人进入这画中的不仅只有目光、感受,而且还有思考,而这幅画在极为深邃的去处还有一条路径等待人迈开思考的步伐,能让人如此探寻下去,要么《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画的根本就不是苏格拉底之死!要么这幅画画的正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幅画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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