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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当代绘画艺术怪异化现象(2)

2012-09-28 05:4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优雅的艺术也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何”,艺术作品“何为”——这不是一个政治层次上的“二为”式话题,一点儿也不捎带政治色彩。我们不妨回味一下一个传说,萨宾妇女是一个让人伤感而又念念不忘的传说,是历史史实,但是因为太能激发人们的美感也就可以说是一个构想型的故事。萨宾妇女被历代画家描绘过,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也是一样,取材于古代罗马故事。相传古罗马人建国后缺少妇女,于是他们便将萨宾城青年妇女掠夺来做自己的妻子。失去自己亲姐妹的萨宾人当然不肯善罢干休,经过几年积蓄力量后,他们向罗马人宣战,决心夺回自己的姐妹。当罗马武士同萨宾军队展开生死搏斗之际,已为罗马人妻并生下孩子的萨宾妇女痛苦万分,她们勇敢地冲到两军之间,用自己的自体将两军隔开,因为,一方是她们的父亲与兄弟,另一方是她们的丈夫,自己孩子的父亲。

  达维特用绘画展现这个场面时,“遵循古典主义原则,在画中并未渲染战争的激烈与残酷,而是把一个个裸体战士表达得像舞台上的演员,摆着优雅的姿态,只是那些英勇无畏的萨宾妇女和地上哭喊的孩子引起观者的同情与怜爱”③。从这个概述中发现,古典主义原则改变了一个简单的场景,也摒弃了一个思想以外的光和影、线条和色彩,因此,这幅画让我们今人看到的,其实就不只是一个绘画原则的问题,其中还隐藏一个艺术家为何的问题。我们看这幅画没有激战与血腥,或者说战争的激烈与血腥被优雅滤除了,因为画家展示的是萨宾妇女的勇气与力量,展示的是萨宾妇女内心深藏的一个人类永久的期待,这个期待是萨宾妇女自我牺牲后应该得到的上帝的礼物——和平,因此,这幅画不需要先锋与怪诞的笔着来夸张血腥,也不需要怪异化的线条来炫耀战争。是的,血腥是可以引人惊悸,但是萨宾妇女的姿态更能引起人们对战争的警悚,而且更能引起人们的一种“更远久地向往”,达维特知道这种向往古人有,二十一世纪甚至更后来的人也会有。以优雅的方式展示对和平的向往当然要比以先锋的方式对血腥展示的力量要大。

  仅就这一素材而言,如果让优雅和先锋来选择,优雅所选择展示的是趋于思想,先锋、怪诞所选择展示的则可能是血腥与人的丑陋、残暴。一个内在、一个外在,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及其人类大众,肯定会把记忆力让给内在的思想,而不愿让血腥伴随自己的记忆。

  也许,我们把先锋这个话题嵌入达维特的1789年,会忽略那个年代的艺术思潮与艺术原则。艺术史课程告诉我们,那个年代的艺术思潮也流露出鲜明的向度,但是,先锋的态度、怪异的手段只是艺术思潮的有益营养,而不是艺术思潮的全部,更不会外化在形式上,以致让形式引领思潮,这一点似乎与中国目前的艺术现状大不相同。

  虽然人类有时间距离,文化有历史距离,但是在艺术家为何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确认艺术是没有艺术史之类的距离的——无论带有什么样思潮的烙印,艺术本身没有距离。不同的思想与主题,是需要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是,画家如果一味着力于形式,而忽略思想,那么表达形式与表现思想就有拙劣之分了,这会导致艺术作品自身产生距离。

  中国艺术目前的困境就是陷于这个距离中了。这导致必须考虑“如何对待艺术”,“如何解决绘画”——即绘画是如何得到解决的。不然,思想就会成为艺术作品中的失踪者。

  创作——无论是绘画创作还是文学创作,都有相同的性质,创作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主题问题是其一,解决思想问题也是其一,解决创作本身的问题,对于创作更为重要。在这个可以统一创作的话题下,我们不妨将绘画创作与小说创作作一个比较,因为,绘画与文学都是在解决“创作问题”。而在怎样解决写作问题时,怎样在解决创作问题时找到作品中的失踪者,罗兰·巴尔特把一部整体的小说,当作一个写作问题来进行了讨论,一幅单一作品的绘画、一个系列作品的绘画,其实也是如此。

  罗兰·巴尔特说,我们知道,《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关于写作的故事,为了更好地理解该写作是如何解决的。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并非无益,因为写作之解决预示着最终可使作家了解写作究竟为何,可使所有的创作者知道创作为何或何为。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去时间》④大概相当于一部三幕戏剧,第一幕讲述写作之意志:年轻叙事者通过Bergotte 的语言所获得的情爱欢乐,以及他通过描写Martinville钟楼时感受之快乐而省察到此意志。第二幕谈到对写作的无能为力之感,无能为力,由三种意义或可以说由三种不幸所构成。首先Norture赋予年轻叙事者一种使人气馁的文学形象:一种滑稽形象,因为他甚至还欠缺天赋来进行文学写作,其次,过了很久第二种形象则使其更加沮丧。从一部《日记》中发现的既动人又可笑的段落,经过比较之后,他亲身确认了自己欠缺把感觉转换为概念的能力。最后,一个最后的插曲,由于相关于自己的感受而不再相关于自己的天赋,反而更具严肃性,这个插曲永久地阻扼了他进行写作的可能:在久病之后,乘火车去巴黎时,叙事者盯着田野间的三棵树,却对其美丽无动于衷。写作者在参加了盖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个午餐会后,通过一次由于放弃而获得的真正戏剧性的逆转,叙事者将就此重新发现了写作能力。第三幕是普鲁斯特主要文学理论,叙事者系统地致力于探索所收到的记号,并因此去即时理解世界和书籍:作为世界的书籍和作为书籍的世界。然而一次最后的暂停,延迟了写作的力量:在观望客人时他好长时间丧失了视觉,叙事者惊愕地看到他们都变老了,“时间”,它使叙事者恢复了写作,却同时又成为将写作收回的危险⑤。   罗兰·巴尔特在这里强调的是,创作者——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绘画创作者,文学作品中的写作者和绘画中的画家采用的语言和符号,对于追忆中的时间,是同态型的,而非模拟型。艺术家要创作,无论是在进行时中,还是在未来时中,这两种时态都使创作者停留在一种存在的秩序中,而非停留在一种言语(绘画符号)之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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