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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一个人的勤奋胜于灵感

2019-08-01 09:0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景冬 译 阅读

灵感来自写作时

朱景冬/译

1982年,在加西亚 马尔克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两个月前,我在哈瓦那“里维拉”饭店会见了他。之后,我把访谈录交给了几家刊物。自1972年出狱后,我就成了个默默无闻的作家。访谈录便未能发表。我的作品的命运也是如此。书稿被束之高阁,错失了良机。何塞 洛伦索 富恩特斯,古巴作家,曾几度获得国家文学奖。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一月的风》。本文译自墨西哥《多数》杂志1993年第4期。

数月后,我又在哈瓦那会见了他。他问我访谈录的命运如何。他可能知道发生的情况了。

当我告诉他尽管我作了努力,访谈录仍然未能刊出时,他微笑着问我:“谁受到了冷落?你还是我?”

下面就是那次访谈的记录。

——何 洛 富恩特斯

问:每当有人问你感到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时,你总是说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出版后你还这么认为吗?

答:问题是,一个作家对他的新作总像对他的小儿子一样偏爱。其实,我一直觉得,《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首先因为在这本书里我准确地达到了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说,这是一本完全符合我的愿望的书。你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讲,这一点很重要。《百年孤独》出版后,社会上对我喜欢的这本书仍然有一些反响和热情,但被《百年孤独》的读者的汹涌的浪潮淹没了。而《百年孤独》是应该加以研究的另一种现象。不过,我认为,《百年孤独》的容易阅读及其描述的题材的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评价。不管怎样,我相信《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仍然是一部十分严格的文学作品,是我们作家非常感兴趣的东西。然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出版后,在几次会见时我曾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不应该忘记,这部作品是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出版至少二十年后写的。写作过程中总能学会点什么,通过写作学会写作嘛。我觉得,《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了以前的作品的所有因素。

问:这部新作更符合现实还是更符合幻想?

答:百分比是很难确定的。不管怎样,在我的一切作品中,基础的基础是现实。人们有时说,这是我的戏言,是说说而已。但是在我的每部作品中,没有一行字不是以现实为根据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情况是,它没有汇集取自不同地点、不同事件的现实因素,它写的是一个取自现实的完整故事。就是说,小说里描写的故事几乎和实际发生的事件完全一样。我所补充的仅仅是文学方面的东西。我总是交替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工作。我始终关心新闻和文学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清楚,尽管我觉得这种区别不合情理,因为这种区别不应存在。无论新闻还是文学——我提到文学时,当然是指小说——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养分。其创作方法不一样,但是应该一样。它们的目的相同:传达、叙述、说服。由于我同时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所以我总是梦想这两种工作能合二为一,因为我甚至不说它们是两种体裁。我认为这种合二为一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得到了实现。我以为,作为新闻,它是一篇报道,但它是一篇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一篇文学报道。这并非因为其中的现实占有很大的百分比,而是因为它是用文学方法表现的现实。

问:关于《族长的没落》有两种说法。有的说它是一口气写成的,有的说是经过困难的构思写成的。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

答:我真正一口气写成的作品只有《百年孤独》这一部。那一口气共十八个月,就是说,如果存在着我这个人在打字机前一连坐十八个月的可能性,那作品就是一口气写成的。没有任何修改,任何疑问,任何犹豫。当我坐到打字机前时,整部作品就已完全解决了。《族长的没落》却完全相反。这种情况我永远也不愿意再发生:这部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我只是创造了一种写作方式: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写。现在觉得,在《族长的没落》中要找到下一个字总是那么困难。我知道情况会是这样。它是我非常渴望写的一本书,是一本我认为完全是实验性的作品。如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一样,我认为在《族长的没落》中也存在着文学和新闻之间的那种实验:最明显的是一种诗的实验,是渴望向我自己证明小说也是诗这一点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在脑海里和笔记里掌握了我想描述的一切材料,但是语调和作品的叙述方法迫使我进行确实很艰巨的工作。顺利的时候,每天可以写四五行,这四五行第二天也很可能撕掉。必须保持一种语调,一种节奏。此外,我也没有找到适合作品的线形的叙述办法。如果用线形结构写成,可能会成为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作品,会令人讨厌得多。于是我想,合适的结构应是螺旋形的,向下的螺旋形,而不是向上的。就是说,要设法越来越深入那种现实。结果,它就写成了一部富有实验性的作品。作品出版后,批评家们的评论把读者弄得晕头转向,因为他们总是给作品添枝加叶,破坏作品同读者之间的联系。许多读者往往先读评论文章再看作品,一开始很难进入作品。但是等恐惧心情过去后,作品就很容易读了。在读者的眼睛习惯了黑暗的光线后,就会感到一片光明了。你瞧,对我的每部作品,我都有一套辩护的办法,因为它们是我的儿女,我必须为它们而斗争。

问:你跟海明威一样认为灵感在写作时才会产生吗?

答:我相信,在写作时灵感才会到来。有一种浪漫的看法,认为灵感是一股法气,它会使人处于比没有法气更好的写作状态。我却有一种勤奋胜于灵感的观点。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神奇的状态——你知道,所有的作家也都知道——在那种状态下,要写的东西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好像真有一股法气,好像有人在口授于你似的。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在街上、也不会在床上发生,只有写作时才能发生。有这样的时刻,有什么东西在噼啪作响,你和题材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以至于使你牢牢地支配着题材,而不是让题材支配着你。在这种时刻,要写的东西会如此流畅地出现,甚至它会改变你的精神状态。你会真正觉得飘离了地面,仿佛处于超自然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灵感。通俗地说,这是作家和创作的真正融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海明威的话完全有道理。但应该记得有人关于普鲁斯特讲过的话:“百分之一靠灵感,百分之九十九靠勤奋。”

问:在关于加西亚 马尔克斯的一切神话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在写完《百年孤独》后,他不可能再写另一部作品。”但是你又出版了几部小说,从而否定了那种说法。你会继续破除这样的神话吗?

答:我现在所有的、并已开始实行的计划恰恰回答了你这个问题。我准备写一本书,讲一讲我是如何写我的作品的。就是说,我要老老实实地揭示一下小说后面的现实是什么,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人物的来源是什么。我发现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比我最初想象的强烈得多。我原以为只有职业作家、教授、有专门知识的读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实际上不然。我发现,每当我在某个阶层、某种范围内讲述作品后面有什么、作品怎样来的、它们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是什么时,人们总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写这方面的笔记。我发现每部小说中总有另一部小说。我想写的就是这种小说中的小说。我已反复考虑过多次,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将很长、很复杂。它将是对我自己的作品所做的一种真正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一项对我自己的生平所做的非常细致的工作。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几乎是科学研究。但是其结果必须是文学作品。它绝对不能成为一部论著,也不能是一种批评性的分析文章,而必须真真正正是小说中的小说。如果能够做到,写起来肯定很有趣。但愿读起来也很有趣。

问:福克纳总在蓝色的纸上写作,歌德则坐在一匹小木马上写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时需在房间里踱步。那你是怎样写作呢?

答:你说得对。还有海明威,他是站着写作。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癖好。我认为这全是拒绝写作的借口。也就是说,为了不坐下来写作,人们设置了种种障碍。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坐在打字机前写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围着打字机转悠,站在一边望着它,或者打电话,宁肯先看看报纸。我竭力延长不面对打字机的时间。但是最后我还是得面对它。在打字机和写作之间,我自己制造了大量障碍。这些障碍可能会变得不计其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必须在一个已经有我称之为“热乎乎”的东西的房间里写作,我是说,这种房间我觉得很亲切,总保持着同样的温度,因为我习惯在热带、在加勒比、在30度的温度下写作。而在另一种温度下写作,我感到非常吃力。当我在有着不同季节的国家工作时,整年我都让房间保持同一种温度……写作的稿纸必须是36克重、信纸那么大的白纸……使用的必须是一台带黑墨带的打字机。修改也必须用墨水,黑墨水。毫无疑问,大量的小毛病都是一个人自己制造的障碍。有一天你会说:“我不能写了,因为稿纸用光了。我不能写了,因为我的墨水是蓝的。”只要这类毛病不断产生,就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是我养成了这些毛病,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与其同时,我要同它们进行斗争。有一种东西可以使我们避免这些毛病。这就是新闻工作。新闻工作强迫你跑步上班,坐在打字机前写作,因为在既定的时刻必须把一切准备就绪。新闻工作迫使你在饭店里写,在任何地方写,在任何温度下写,在任何情况下写,因为截止的时间不能推迟。我遇到过的问题是,我的一本书和另一本书之间隔着很长的时间。所以一本书写完后,过上一段时间,开始写另一本书时,我的手已经完全凉了,并且产生了竭力拖延写作的种种毛病。有的作品本来可以在两年前开始写,我却找种种借口让两年时间白白过去了。我创造过一种东西,即为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办一种星期专栏。这是一种真正的苦差事,因为专栏文章必须在星期五刊出。这是我做过的一次努力,谁也没有请我做,我也并不需要这么做,但是它能强迫我写作。

问:你认为干上新闻工作后,如果及时放弃,它对作家还是有益的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不过,得谈一谈新闻工作的条件。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它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条件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就是说,新闻工作是消耗性的。它把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夺去献给了报纸,只能短时间干……而且薪水也不高。总之,工作条件相当差,最后你会感到这和新闻职业不符合。但是新闻工作对作家有帮助,这不仅因为它能使你的工作充满活力(因为它使你同语言保持着经常的接触),而且主要是因为它能使你同现实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在作家失掉同现实接触的那一天,实际上他就不再是作家了。干新闻工作不可能失去这种接触。但是文学工作却会使一个人离现实愈来愈远。名声最终会使他彻底脱离现实。如果不注意,他就钻进气球,飘上云端,永远不知道飘向何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总是一种巨大的帮助,它能强迫你走下象牙之塔,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非常维护新闻工作。问题也许可以靠经验解决,这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当新闻工作对我有害,当它剥夺我最宝贵的写作时间,当它转移我对重要的文学题目的注意力时,我就放弃它。但是一旦解决了我的文学问题后,我便重新干我的新闻工作,干我所说的理想的新闻工作:我想干时,就以我喜欢的方式写我喜欢写的新闻。如果得不到发表,我不在乎。不过,总是有人发表的。

作者简介及作品推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马尔克斯18岁考入国立波哥大大学法学系,可是作家对法律毫无兴趣。后因时局动荡,马尔克斯中途辍学,随后进入《观察家报》任记者,并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马尔克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有《枯枝败叶》(1955)、《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1965年开始创作《百年孤独》,1967年小说出版后被誉为杰作,短时间内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饮誉全球,奠定了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随后又创作了《家长的没落》(1975)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等小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马尔克斯潜心创作,不断有新作推出,《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和《迷宫中的将军》(1988)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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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1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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