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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骆以军对谈《人生海海》:写一个人与命运的纠缠

2019-07-29 08:5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导语:人生海海,起落沉浮,苦乐无常,我想写一个人的苦难,一个人忍受苦难的能力和限度,写一个人与命运的纠缠和友情。

麦家

流行歌曲《人生海海》,如今又被写过《暗算》、《风声》的小说家麦家用作新近长篇小说的名字。这句闽南方言,大抵说的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起落浮沉,但总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很好奇这样一首流行歌,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充满残酷日常的历史大故事的书名。作为麦家的“故乡三部曲”之一,《人生海海》讲述了外号“上校”的主人公扑朔迷离的一生。在骆以军与麦家的对谈中,他们沉潜在文学史里聊小说的天真,说奇才怪咖与小说“造人”的原则,还有时代与命运秘密丛生的故事。

让小说恢复天真,就要写奇人

骆以军:二十世纪有一些小说巨人,创造的主人公从事某种奇特的职业,譬如卡夫卡《城堡》的土地测量员,萨拉马戈《里斯本之围》中的校对员,甚至聚斯金德《香水》里的天才香水制作师。您的《暗算》,在我心中,便是这样一部“奇中奇,谜中谜,局中局”的厉害说故事。我想或许许多地方访问您,都问过这个问题,“何以能创造出那样一批,那么真实却又超现实活着的人物?”

麦家:我喜欢回答这个问题——对你,因为这问题也是你的;我笔下的奇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并不比你门下的“洗梦者”“卖梦者”“异乡客”们稀奇,我的在铁钢的“网”里,你的在历史的“缝”里,他们殊途同归,归到读者陌生的阅读经验去。我猜测,你落笔之初便有谋算:我不要写邻居,不要同窗亲情,不要贩夫走卒,不要庸碌之辈;我要反日常,反生活,反经验,反记忆。这是小说的一路,甚至是起头的大路,这时候的小说是天真的。后来大路分岔,岔出各种现实主义的小径,小径合流,像搞联合政府一样,并成一条新大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本上把来路断了。小说的这一路开始忧伤起来,但仍旧不乏天真一面,所谓“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帕慕克)大抵是指这一路。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感伤变成了愤怒(冷漠、清高的芯子也是愤怒),天真变成了调皮,小说的台子(广场)被四方拆解,小说家开始跟各种思潮联姻,拉帮结派,各自为政,吹拉弹唱,自娱自乐。这时的小说是不敢天真的,小说一天真,“文学的上帝”就嘲笑,骂你浅薄,没有思想,没有诗意。这一路走下来的下场是,小说走出了读者的广场,走进了文学史。

我从马尔克斯包括博尔赫斯那里,看到了恢复小说天真一面的契机,也受到了诱惑,得出的结论是:要写奇人。别指责我不写常人,常人也是人,难道奇人就不是人吗?我们要写的是人,难道奇人没有人性?我的父母是最通常的人,农民,过着最日常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里其实并无太多人性的考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看日头作息,只为一副胃肠,连爱情、孤独、荣辱甚至都不大有,如何让他们来体现复杂泥泞的人性?人性只有在极端的条件下才能充分体现,这个任务我觉得奇人应该比常人更容易出色完成。也可以说,这是我要写奇人的“理论基础”。

当然,奇人是各式多样的,为什么我不去写风清扬,不写棋王,不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必定跟我的经历、知识面、兴趣点相关。

我无需向你强调,我写的都是虚构的——难道有那么多极端人事坐等我花钱去收买?虚构不等于虚假,虚构是为了更宽广深入的真实。我们有理由怀疑卡夫卡梦见过甲壳虫(或捉拿过),我小时候经常做同一个梦,一只翅膀张开来像蓑衣一样的大鸟把我叼走。这只大鸟是英雄,救我逃出了那个令我倍感孤苦的小山村:这跟我后来写了那么多英雄或许是相干的。同时在我认知里,枪打出头鸟,你一旦成为英雄,就有明枪暗箭对准你,自身本性中一些劣根也会暴露,所以最后他们都被摧毁了。说到底,我的奇人只是在手艺上有天赋异禀,在人性里、命运场上并无特异功能;他们像一只被吹鼓的气球,更易于被自己撑破,或被外力戳破,破的时候就是常人了。

小说“造人”的原则:若有,仿佛若无

骆以军:阅读这本小说(《人生海海》)时,我出现一种奇异的情感,从年轻时读的鲁迅、沈从文,那些承受痛苦的身体和心灵,一路到莫言、贾平凹、韩少功、余华、金宇澄、格非,甚至刘慈欣的短篇……我竟然出现一种“时光的赎偿”:这么一幕换一幕,一个年代换另一个年代(如同莫言的《生死疲劳》),这么巨大的对人的摧毁,为什么没个尽头?没个对价偿还的救赎?我觉得上校像是中国文学第一次出现近乎“耶稣”的受难者。能否请您谈谈,从最初,到整部小说发展中,您是怎么创作,“长出”上校这个人物?

麦家:我不敢保证能说清楚,甚至我也不想说清楚。说说“宇宙爆炸”的第一推力吧,我老家有座老庙,一度香火很旺,“破四旧”时庙里的和尚被迫还俗,庙屋一直空置,成了鸟窝兽窠。四十四年前,村里决定变废为宝,拆掉庙屋,用老砖木造新校,大人负责拆和搬运大件,我们小孩负责搬小件,主要是砖瓦。山高路远,我才十来岁,一次顶多搬五六块砖,中途还要不停歇脚。一次歇脚时,看见一大人,四十来岁,挑一担粪桶,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脚下走去,阳光下他浑身发亮,腰杆笔挺,步伐雄健。有个高年级同学,似乎很了解他,向我们兜了他不光彩的底:是个光棍。为什么光棍?因为他的“棍子”坏了;为什么“棍子”坏了?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打过仗,“棍子”在战场上受了伤,只剩下半截。

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人,但他也再没有走出我记忆,那个浑身发亮、腰杆笔挺的黑影一直盘在我心头,给了我无数猜测和想象。他的真实情况我不知道(也无需知道),但我想肯定和上校不一样。我也不相信生活中能寻到像上校一样的人,这全然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一损俱损的吃苦受难者,一个艺术人物。我在创造他的同时也创造了我自己:一个天真的感伤的小说家,一个能调动记忆和情感创造文学现实的人。所有作家都声称自己在描写现实,但许多作家只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非现实的作品。

莫言看了这小说,对上校的评价是:他是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人物,又仿佛是我们朋友。我觉得这就是小说“造人”的原则:“生活中没有”和“又仿佛有如朋友”,两者缺一不可。一般情况,前者容易做到,后者难。但这一次,我要从最私处出发去抱拥高贵的文学现实,在最不可描述之处着笔,在最接近一个下流故事之处,长出一个高尚故事,刻画一个让人同情敬重的受苦受难者的形象,我深感并不容易。

还有多少秘密可以被挖出来?

骆以军:“还有多少秘密可以被挖出来?”我想这是让您这部小说的读者,愈到后来,心中愈会冒出的震撼。我想这部小说许多人会有这印象或评论:“这不是‘麦家式的小说’。”但读完回潮再三,会有一种新的体会和想请您多和读者分享的,那很像是您放下了一个“最严谨训练之谍报员,顶尖的破译者”的壳子,第一次感受您的“活在这时代,这样一生流逝时光”,小说自由奔放的感悟。

麦家:其实还是“麦家式”的,只是我更具备了“文学经验”。文学经验说到底是一个如何迷人、动人的经验:从迷人入手,向动人靠拢。以前我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在“赛场上”的“运动员”:特别的单位(701),特别的人(天才),特别的事(英雄的诞生和毁灭过程)。因为“特别”,占尽迷人的天时地利,但也因为“特别”,丢失了一些让人感同身受的亲近。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人生离自己远,不易认他们为友。朋友交不成,文学现实就没有完成。文学现实就像玫瑰精油,每一朵玫瑰都认为它是自己的,读你的作品像在照镜子。

上校这人其实还是“运动员”,但我不把他放在“赛场”上写,他出现时是个“体育老师”、“教练”,身边围一堆平头百姓,他平时跟人朝夕相处,嬉笑怒骂,他的命运跟多人交织一起。他凤凰变鸡,已跟鸡鸭做成邻居、交成朋友,然后再揭开他“凤凰”的过去、他“虫子”的后来——他后来连鸡鸭都不如。从“凤凰”到“鸡鸭”又到“虫子”,体现的是一种命运的残忍,而在残忍面前他表现得足够有尊严,就更加是我们朋友了。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苦乐无常,我想写一个人的苦难,一个人忍受苦难的能力和限度,写一个人与命运的纠缠和友情。爱一个人是容易的,我们身边有那么多可爱的人;恨一个人也不难,世上有的是可恨之人。要爱上一个可恨人兴许有些难度,但最难的无疑是爱上自己可恨的命运。我相信,当一个人爱上自己苦难的可恨的命运时,他将是无敌的,也将是无国籍的。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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