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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叶兆言:我与奈保尔

2018-01-24 08:38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叶兆言 阅读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如约在上海见到了奈保尔。我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这次参加国际图书展,也是因为有本自己的新书要做宣传。不管怎么说,能与奈保尔见一面,也可以算一件幸运的事,毕竟他是近些年得奖作家中的佼佼者。不过凡事都怕比较,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几年前的略萨先生出现不一样,这一次显得更加隆重。

或许是身体不太好的缘故,只要是奈保尔一出现,难免前呼后拥。他坐在轮椅上,突然被推进了会客室,立刻引起一阵混乱。一时间,真正感到困惑的是奈保尔,他显然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大家过去跟他握手,翻译大声在他耳边提示,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微笑,再点头,再微笑。

会客室里放着一圈大沙发,这场面照例只适合领导接见,不便于大家聊天。沙发太大,人和人隔得太远,说话要扯开嗓子喊,这会显得很无礼。奈保尔十分孤单地被搁在中央,依然坐在轮椅上,也没办法跟别人说话。记者们噼里啪啦照相,不断有人上前合影,我无心参与这样的热闹,远远地用手机拍了几张头像,不是很清晰,只觉得他有点不耐烦,有点无奈,有点忧郁。

接下来与读者见面,对话,然后晚宴。印象最深的是提问环节,问是否接触过中国文学,他很坦白地说没有,问是否和中国作家打过交道,答案还是没有。回答很干脆,直截了当。晚宴上,我过去给他敬酒,他很吃力地听翻译介绍,很吃力地举杯,看着杯子里的红酒,轻轻地抿了一口。

奈保尔签名很认真,字不大,布局很好,写在非常适合的位置上,浑然一体,仿佛印在书上一样。带了四本书,每一本都写了,看到他那么吃力,真有些于心不忍。

by 叶兆言

我与奈保尔

文 | 叶兆言

本文选自《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

小时候看外国小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外国小说是一个整体,是一大排书,没什么这国家那国家的区别。我们家的书特别多,有好几个大书橱,从识字开始,我就习惯去琢磨那些外国的人名书名。中国人形容黑暗有句俗话,叫“伸手不见五指”,我觉得这比喻描述自己的外国小说知识正好合适。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一部小说是《西游记》。为什么只有在向往西方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才会如此丰富,如此心潮澎湃。“东临碣石有遗篇”,按说面对大海,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我们的思维可以更活跃,更肆无忌惮,然而广阔的东方究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路,除了蓬莱仙阁外,除了海市蜃楼外,我们的想象能力突然变得如此贫瘠,以至于仿造品《东游记》差不多成了一部不忍卒读的作品。

与西方交流始终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大问题。即使一个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也会很轻易明白,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与西方分不开。我们烧香拜佛,我们吃西红柿、吃西瓜、吃西洋参,我们听胡琴、听琵琶、听羌笛,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习惯了,也就顺理成章地变为自然。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得诺贝尔奖,我甚至都没有过分在意作者的国籍。对于我来说,奈保尔就是一个外国小说家,不是英国,也不是西方,而是来自一个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地方,我的地理知识甚至弄不清楚它究竟在哪个位置。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童年时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只要明白它不是中国就行了,它是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外国”。

读者对外国小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宽容,我们可以用一种与己无关的心情把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米格尔大街》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也许是有足够的阅读经验,我首先感到的并不是它的独创,恰恰相反,我感到的是它的熟悉,虽然是本新书,感觉却好像是旧的。文学艺术不只是喜欢新鲜的陌生,有时候也愿意遇到一些熟悉亲切的老面孔。换句话说,让我感到最满意的是它是一本很不错的外国小说。对一个读者来说,外国小说有好有坏,《米格尔大街》恰好属于好的那一类。

《米格尔大街》很容易让我想起一连串的美国小说,譬如安德森的《俄亥俄·保士温》,很抱歉不知道流行译本怎么翻译,因为我手头只有这本由吴岩翻译、晨光出版公司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老书,已经被老鼠咬得伤痕累累。我还想起了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里》,同样是晨光出版公司的书,它的译者是马彦祥。当然不会漏掉吕叔湘先生翻译的《我叫阿拉木》,作者是美国的亚美尼亚移民,最初的译名是索洛延,后来变成了流行的萨洛扬。比较完全的一个译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人间喜剧》。我并不想考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想强调它们给我带来的相似联想。

2014年8月11日,奈保尔首次造访中国

2014年8月11日,奈保尔首次造访中国

《米格尔大街》与上述小说近似点在于,都是用差不多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这就好比用差不多外形的玻璃瓶装酒,用不同的建筑材料盖风格相似的房子,在具体的操作上,有着明显雷同。这么说并不是恶作剧地揭秘,而是随手翻开作者的底牌。简单的事实只是,世界上很多优秀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好作家坏作家的区别,有时候仅仅在于做得好不好。鲁迅谈到外国小说的影响,曾说过他每篇小说差不多都有母本。这种惊人的坦白,说明了第三世界小说家的真相,在如何观察和表现熟悉的生活场景方面,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借助了已成功的外国小说经验。不是我们不想独创,实在是太阳底下已没什么新玩意。以西方的文学观点看待文学,这话听上去怪怪的,而且有丧自尊,其实当代小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小说概念,差不多都是西方给的,连鲁迅他老人家也虚心地承认了,我们当小辈的就没必要再盲目托大。很显然,现代中国小说离开了外国小说,根本没办法深谈,这就仿佛在佛教影响下,我们一本正经谈禅,谈出世,因为习惯,自以为就是纯粹的东方情调,是纯粹的本土文化,其实说穿了,都是西化的结果,只不过这次来自西方的影响更早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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