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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俞兆平的学术旨趣与突破性研究

2012-09-28 17: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吴励生 阅读

  吴励生:俞兆平的学术旨趣与突破性研究
    ——简谈《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及其他
                                                    
  近读俞兆平教授的一篇重要论文《越界的庸众与阿Q的悲剧——<阿Q正传>新解》(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和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兆平君似乎有个学术嗜好,这就是喜欢向现成的话语成规、理论成规挑战,而种种挑战既出自问题意识也出自学术积累,从而自然导致学术研究的重要突破。

  也许我有必要先引用陈思和对俞兆平研究的一段评论:“今天读到俞兆平教授的论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内在启动力’,并且在‘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对峙与交错中’论析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如何在接受中的变化与演进。作者引用了丰富的资料来论述科学主义与人文理解之间的消长过程和真善美因素的排列变化,这就超越了从思潮看思潮的就事论事,提升到文艺本体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文学现象。”之后陈思和似乎还指出了方向,“如果再往后发展,意识形态与人文理解之间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呢?”1

  坦率地讲,陈思和是相当敏锐的。关于“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对峙与交错”问题,国内研究最详尽的我以为是汪晖,但汪晖完全回避了“意识形态与人文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汪晖那里,主要显示和突出的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2(而且认为在“科玄论战”中有关中国文化本位是个不成功的建构)。在俞兆平的《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中(兆平依李泽厚说法,“科玄论战”意识形态化成果远大于学术本身的成果),则是彰显出了世界性问题的繁复性,尤其是现代性概念的引入文学思潮研究,澄清了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困惑和话语成规所造成的障蔽,尤为难得地深入探讨了“意识形态与人文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俞兆平的这个突破性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史带论,二是真切地回到历史语境中澄清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澄清问题”,澄清的恰是上述陈思和指出的意识形态与人文理解的错综与纠结问题,以及文学本体论的问题。这样似乎有必要先简单指出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本土问题——一般而言,眼下所遵从的意识形态定义基本有三种:一是葛兰西的,二是阿尔都塞的,三是马克思的说法。我比较倾向于使用第一种说法,而事实上在本土长期实行的是第三种定义和说法,也即观念的上层建筑(而并非马克思在借用意义上的原初“观念的科学”意义)。窃以为,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似乎当推葛兰西的知识霸权理论假设:意识形态并不是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是意义争夺的战场,其过程是由某历史集团通过协调统一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冲突与妥协中获得共同点,最终表达了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获得文化领导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上个世纪二十哪怕三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其实都是比较健康的,自由讨论与话语争夺是其基本标志,尽管后来的相关讨论与话语争夺越来越激进。比如浪漫主义,兆平问道:“既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对浪漫主义持否定、贬斥立场,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什么会出现把创造社定性为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状况呢?”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兆平既回到“浪漫主义”的精神谱系(如在法国、德国、英国的不同思想主张和文学主张的具体状况),也不能不注意梳理启蒙哲学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尤其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比如早年的卢梭与后来的康德、谢林的“诗化哲学”,当然更包括现当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然后是与西方语境不同的本土语境:既探讨了创造社同人与康德美学的关系,更是梳理了创造社成员与黑格尔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关系,之后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本土现实与苏联文艺和思想的接轨过程。其间澄清的主要问题是,美学的浪漫主义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尤其是在线性现代性的单一发展的世界性洪流之中,以及革命的现代性最后脱颖而出,或者叫做唯一胜出,直至最后强奸了艺术本体自身的内在规律性等等。兆平旁征博引,涉及的理论脉络纷繁,这里仅征引他关于“隶属于浪漫主义的范例”——宗白华的审美主义、沈从文的诗意人生和冯至的生存悟解——中的一些论述作为说明,比如:“只有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哲学、美学这一宏观的背景上,才能真正地悟知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的意义。……由此也才能更深地理解,为什么在《边城》出版后,沈从文慨叹:‘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的确,若不是从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上,若不是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上,若不是从浪漫美学所追寻的‘诗意人生’、‘本真情感’、‘人与大自然谐合’这些根本原则上理解沈从文的《边城》,是无法真正明白它的意义。”又如他说:“曾引述叶维廉、夏志清对早期的中国浪漫主义者的批评,指出他们选择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而排拒了由认识论出发做哲理思考的浪漫主义。笔者以为,以《十四行诗》为代表的冯至的诗作,恰好填补了中国新诗史上这一空白。他在形而上的哲理层面上,传示了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使浪漫主义思潮的哲学、美学的精神旨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创造实践中达到一个新的表现高潮。”也许必须指出,意识形态话语争夺极需要一个健康的平台,否则就容易产生垄断,尤其是我们这块有着几千年经学意识形态传统的国家,所谓文化领导权获得了后,一转身就成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原初具有独立意识的哲学和哲学家也无一可免地意识形态化,哪怕经济基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经学意识形态其实不可动摇。也便是由于此,所谓现代性中国其实一开始就被大打了折扣——换句话说,“革命的现代性”不仅仅是压抑了审美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同时更是严酷地压制了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自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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