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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身后是非:曾被认为典型的“反面教员”

2018-12-04 09: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小像

上海博物馆“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即将于12月7日开幕。展览期间将举办以董其昌及其所处晚明社会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本文作者主讲第一讲《董其昌与中国画学的转捩》(12月8日)。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的这句名言,虽属误传曲解,但它洞悉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和价值,实在入木三分。虽然,这样的意思古人早就讲过,如陆游的“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但把历史比作死去千百年的糟老头,总不如比作鲜活水灵的小姑娘,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则“胡适”的这句名言,在史学界的影响比陆游的诗句大得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要说的历史人物是晚明的董其昌。这位书画大家身上的是是非非,从“民抄董宦”故事的哄传众口,到对其画艺画论的大毁大誉,三百八十年来可谓争执不断。

董其昌官居显赫。当时内乱外患,天下动荡,他在其位不谋其政,深自远引,属于王禹偁《待漏院记》中“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但他流连书画,倡为“南北宗”论,却是成就卓著的一代大宗师。他的朋友陈继儒评测他的人生:生前“画以官传”,身后“官以画传”。准得不得了。生前“画以官传”,这并不稀奇,只要官职高了,你的画总有人欢迎的;但身后“官以画传”,就非常难得了,如果不是你的画艺确实高超,无论你生前的官职再高,身后也不再会有人买你账的。如晚清的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兵部、吏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工山水,生前“画以官传”,名气甚大,身后却未能“官以画传”,只落得一个三流的小名头。

然而,以董其昌的画艺超群,在身后的评价也绝不是盖棺论定的,而是有着落差如云泥的反复不定。晚明至清末,他被人们打扮成风华绝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色天香;民国之后,直到80年代,他又被打扮成一个蓬首垢面的“灰姑娘”。先是因为他的摹古、保守,不合“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潮流;后来又因为他大官僚、大地主而且是大恶霸的身份。总之,在我的年青时代,讲到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便是齐白石、黄宾虹、吴昌硕、扬州八怪、石涛、八大、徐渭;董其昌不仅不在其列,而且常被作为典型的“反面教员”,人皆掩鼻而过。

董其昌《秋兴八景》其一

董其昌《秋兴八景》其一

80年代初,陆俨少先生出版了《山水画刍议》一书,其中讲到“学石涛,往往好处学不到,反把他的毛病染到自己的身上”(大意),真是我闻所未闻!于是便到晚晴轩中请教:“人们不是称誉您的笔墨是石涛之后三百年来第一人吗?”陆先生便指出石涛“出奇无穷”的精彩绝伦中所埋藏着的诸多不足,并表示:“石涛的笔墨对我已是不在话下了,董其昌的笔精墨妙才是我难以企及的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要好好看看董其昌,只有等你看懂了董其昌,才能真正看懂笔墨,看懂中国画。”于是,在陆先生的指点下,我便开始认真地研读董其昌,包括他的作品和画论;还把研读所得的体会写成一篇万言长文《一超直入如来地》,几经修改后由陆先生推荐给中国画研究院的院刊。不久,陆先生告诉我,叶浅予先生给他来信了,说文章见解独到,极富新意,已准备刊用。陆先生笑着说:“讲石涛不好,我是第一个;讲董其昌好,让侬做第一个。”我赶忙表示:“讲董其昌好,您才是第一个,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当然这里的“讲石涛不好”,并不是说他全部不好,而是在大家都认为他全部好、没有不好的形势下,指出他也有不好的地方;同样,“讲董其昌好”,也不是说他全部好,而是在大家都认为他全部不好、没有好的形势下,指出他也有好的地方。但这份院刊是不定期的,等了两年,还没有轮到发我的文章便停刊了。叶浅予先生便把它推荐给了《美术》月刊,不久便登了出来,大约是1986年吧?记得那一期扉页的卷首语中还重点谈到了此文。当时正是85新潮反传统的高涨期。我的文章虽然是拥护传统的,但也许因为它拥护的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所批判的传统,所以既得到了传统派的认可,也得到了反传统新潮派的认可。又过了几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和美国纳尔逊美术馆相继举办了“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董其昌便得到了彻底的翻案,完全改变了“灰姑娘”的形象,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人见人爱了。甚至连曾经对他百般不顺眼的专家,也视其为玉叶金枝,恨不得用最美丽的花朵装饰他。

董其昌《林和靖诗意图》

董其昌《林和靖诗意图》

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观,引起了谢稚柳、陈佩秋先生的质疑。他们认为,董其昌在艺术上的成就固然高旷,但人品上的问题却很大;而且,即使艺术上,他的成就主要在笔墨的创造,而绘画之所以为绘画,根本在形象的塑造。董其昌的艺术追求,旨在“论径之奇怪,画不如山水;论笔墨之精妙,则山水绝不如画”,也即“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真实;论笔墨之精妙,则真实绝不如画”。而唐宋绘画,不仅“论笔墨之精妙,真实绝不如画”,而且“论形象之优美,画高于真实”。所以,中国画传统的“正宗大道”是在唐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董其昌来遮蔽唐宋。谢先生还讲到唐宋画的笔墨,“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量体裁衣地“配合到描绘的对象”,“是从对象出发,从对象产生”,“对象,正是描绘的依据和根源”。而董其昌的笔墨,于形象的描绘则是削足适履的,“缺乏真景的体验,限制了他的意境”。陈先生后来更进一步指出了董其昌在鉴定方面的不少问题,无非是旨在打破人们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打破对董其昌神话的迷信。

在谢、陈两位先生的启导下,我后来又陆续撰写了多篇关于董其昌的文章,并把他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隆万之变”的典型之一,希望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任意地打扮他。虽然,绝对的客观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但相对的客观理应作为我们敬畏历史的态度。

2005年,为纪念董其昌诞辰450周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以“南宗北斗”为题的董其昌书画展及研讨会。面对一片欢喜赞叹,我不由口占一绝:“南宗北斗竞清高,积劫从今输一超;江海可怜汗漫水,尽归池沼作幽寥。”中国画的主流传统,排遣闲适、发抒磊落的自娱之乐兴,有国鸿宝、理乱纲纪的名教乐事便废了。

众所周知,董其昌是明清画史上“正统派”的鼻祖,而石涛则是“野逸派”的翘楚,长期以来被认作如冰炭之不同器。其实,石涛的画学渊源,正是由董其昌一脉而来的分支。今天,国内外的专家多有将董其昌、“四王”类比于塞尚的构成主义,而将徐渭、石涛类比于凡高的表现主义的。塞尚、凡高同属西方美术史上的现代派,以区别于之前的印象派、古典派;同理,董其昌、石涛也同属中国美术史上的“现代派”,以区别于元代的“印象派”、唐宋的“古典派”。现代艺术侧重于主观的表现和个性的自娱,古典艺术侧重于客观的再现和共性的教化。陈亮《语孟发题》云:“公则一,私则万殊。”托翁《安娜·卡列尼娜》则开宗明义:“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因此,无论中西,相比于“古典派”包括“印象派”,“现代派”艺术家的人生、艺术总是表现得更丰富多彩、与众不同,越是声名卓著的,越是光怪陆离。从而,在当时、尤其是后世人的评价中引起“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则董其昌在身后不是被“捧杀”就是被“棒杀”,被“棒杀”之后再被“捧杀”的遭际,也就不足为怪了。倒是晚清时吴荣光跋其《秋兴八景图》册所说:“香光以禅理喻书画,有顿证而无渐修,颇开后学流弊,然其绝顶聪明不可企及。近来覃溪老人渐而未顿,而考鉴未至,足留人指摘,奈何奈何。”于西子捧心,既赏其美,又能阻东施效颦,庶几陆俨少先生所谓真正读懂董其昌者,如其论石涛,须“知其短长”,方为真知。


本文刊2018年12月4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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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0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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