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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 一周书记:从圣奥古斯丁到阿伦特的……爱与自由

2020-05-15 09: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爱与圣奥古斯丁》,[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池伟添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9月版,348页,55.00元

《爱与圣奥古斯丁》,[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池伟添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9月版,348页,55.00元

在解封、复工、复学的阵阵声浪中,还能潜下心来读一下汉娜·阿伦特写于1928年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J.V.斯考特、J.C.斯塔克编,王寅丽、池伟添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9月),总是有点原因。在我个人的阅读记忆中,最早把圣奥古斯丁与一代人的内心探索联系起来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一本出自青年学者之手的著作把这个“圣奥古斯丁问题”提了出来。十几年前,我在给本科生开的“西方经典名著选读”选修课中讲了十五本名著,其中有圣·奥古斯丁(S. Augustini)的 《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在教案中关于思考和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以爱为中心的伦理观”,引导学生从个人生活史中体会自我认同与精神成长的经验。当时并不知道阿伦特的这部博士论文,似乎只是无师自通地如阿伦特的朋友兼同事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所讲的,意识到《忏悔录》是一个可以激发学生“自我探索并沉入到良心深渊”的“核心文本”。

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理念:一种哲学解读的尝试》德文版于1929年在柏林出版,英文版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在此之前,由G.帕蒂德芒热编辑整理的法文版于1991年在巴黎出版)。选择奥古斯丁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受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当时甚至在宗教界中也有许多关于基督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阿伦特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这篇论文,雅斯贝尔斯本人也在做奥古斯丁研究,对阿伦特的影响自不待言。可能正因为如此,雅斯贝尔斯对阿伦特的论文既严加挑剔,又有所期待。他写的论文评语提到阿伦特并没有收集到奥古斯丁关于爱的一切言论,在引证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有些论证稍为歪曲了原文,最后只给她打了三分。但是他肯定了阿伦特力图通过对奥古斯丁思想的哲学研究,证实在他的神学思想之外还具有关于自由的思想,承认作者试图“最终达到存在的思想的本源”的努力。(参见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刘成富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28页;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5页)还应该看到的是,雅斯贝尔斯不仅是阿伦特的论文指导导师,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抵制纳粹的勇气都使阿伦特受到鼓舞和支持。有点奇怪的是,在斯考特和斯塔克为这部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撰写的介绍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作为导师的雅斯贝尔斯的评语等情况。今天我们读这部博士论文,无疑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对于理解阿伦特,她早期的博士论文真有那么重要的作用吗?

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这部早期著作的出版真有“重新发现”的意味。《爱与圣奥古斯丁》揭示了阿伦特在从早期到后期的思想发展中,如何就奥古斯丁关于爱的观念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和对话。奥古斯丁著作所呈现的思想本身非常复杂,并且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阿伦特一方面要从中发现他的思想路径和连他自己也未澄清的模糊思想,另一方面要把他的教父神学与通向存在哲学的路径连接起来。用她自己在论文的“导言”中的话来说,“它尝试穿透奥古斯丁自己都未能澄清的幽深之处。文章最后达到的体系化进路,也并非是要给奥古斯丁加上某种他自身都不知道的连贯性,而是仅仅试图朝着一个本质上共同基础的方向,去解释表面看起来异质的表述和思想轨迹。”(《爱与圣奥古斯丁》,39页)应该注意的是,阿伦特在重新修订博士论文的同时,正在对纳粹主义尤其是艾希曼现象做深入研究并投身论争之中。在“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中所隐含的对物质、权力、虚荣心和道德顺从主义的焦虑,已经出现在对被奥古斯丁所诅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来就已经认识到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贪欲观念、死亡观念和存在主义思想往现代政治思想的方向发展。以存在哲学思考、质疑、批判人的现实境况和介入政治是阿伦特的重要思想特征,这是我们必须重视她的早期著作与后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重要理由。

阿伦特的著作始于对爱的概念的研究,而且是与对一位教父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她从神学到哲学和政治学的思想轨迹。另外,从欧洲到美国的“跨大西洋”生活语境的变化经历,从德语到英语的语言传统与思维传统的对话(比如德语的哲学思维与英语的政治学思维传统),从历史文本(1928年的博士论文)到现实文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她引发的纳粹政治与个人品格的论争),所有这些思考都可以在“重新发现”阿伦特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的阅读中得到激发和指引。阿伦特在美国时期曾经把奥古斯丁描述为自己的“老朋友”(出自杰瑞·科恩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回忆),在她的博士论文中也的确可以看到阿伦特后来不断发展的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议题:关于存在与人的境况、爱这个世界、对自我的反思、人的开创性、共同体生活等。在她后来的著作中,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子时常出现,被她作为一种现代解读与批判性反思的思想对象。正如斯塔克所说,向奥古斯丁的回归使得《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过去与未来之间》所收录的文章以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都直接充满着或隐或显的奥古斯丁式引证。(同上,22页)经过阿伦特的批判性阐发,潜藏在奥古斯丁神学中的世俗化倾向与可能性不断显露出来,在神父、圣徒的外表之下原来还是一位在世俗欲望与内在灵性之间苦苦思索的道德哲学家。于是,奥古斯丁不仅是连结古代与中世纪的桥梁,而且更是对现代观念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阿伦特从关于奥古斯丁“爱”的理念研究进入到探索自由判断与行动的可能性,进入到对集中营的恐惧与对爱的渴求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最终形成了她对极权政治本质的批判性洞见。从接受到思考,从质疑到批判,最后是改写和发展,这一方面是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对奥古斯丁研究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延续出来的对西方思想发展的贡献。

博士论文以奥古斯丁的关于“爱”的思想观念为核心展开。第一部分阐释了奥古斯丁提出的两种取向不同的爱观,“圣爱”(caritas)与“贪爱”(cupiditas)。“圣爱”就是爱上帝、爱邻人;“贪爱”则是爱世界、爱今生,“贪爱是万恶之根,圣爱是众善之源”,在道德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判然有别。因此奥古斯丁警告说:“去爱,但要警惕你所爱的是什么。”(同上,56页)但是阿伦特指出既然爱邻人与爱上帝是一致的,那么这种爱实际上只是爱邻人中的上帝和爱本身,与那个作为个体的、感性的邻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它使基督教爱邻如己的核心命令变得不可能了。困难不仅来自爱被定义为欲望,而且来自人被定义为一个始终缺乏的爱者,永远跟给他幸福的东西,即他的正当存有相分离。”(73页)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观点的最大矛盾之处就是“邻人之爱如何可能”。弗劳克·安内戈特·库尔巴哈指出,奥古斯丁以对上帝的自我反思为基础所建立的关于爱的思想,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否定;但阿伦特却断定,这种自我否定会导致“爱你周围的人”这一道德训条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便断然以她自己对新约的注释来反对奥古斯丁的自我否定。(见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斯特凡妮·罗森穆勒主编《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寇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32页)在阿伦特的思想体系中,“爱”是一个既有矛盾性、思辨性同时也有积极的现实性的范畴,尽管在她的中后期思想中“爱”的观念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但始终没有被淡忘。在现代生活中,爱欲基本上被私人化,“爱与政治”似乎在宗教领域之外就很难找到可以共治一炉的话语立足点,而且在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爱”的话语无疑苍白无力。但是在古典世界中不是这样,在政治话语与实践框架之中曾经有过爱欲与政治的自然结盟。这种古今之别除了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在性质、规模、历史语境等方面有巨大差异以外,在现代政治动机研究中极大地降低了人性中爱欲的作用是重要因素。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围绕着奥古斯丁著作中的爱的观念而展开,从神学到哲学的角度探究了爱的理念,最后的出口则是政治学、社会学,爱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的基础,“爱这个世界”意味着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

在对于奥古斯丁的思想解读中,“出生”(Natalitat,英语natality,有些译为“诞生性”、“创生”或“创生性”)这个概念是阿伦特从中引申出来的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思想。“诞生性”的概念来自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新开端”(new beginnings),《上帝之城》中说:“历史的每一终结处都必定包含一个新开端……在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去开端启新,是人的最高能力:在政治上等同于人的自由。”阿伦特借用奥古斯丁的名言“因此,人被创造,这是一个开端;在此以前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来说明人作为一个新出生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新的开端,开始了新的可能性;由于人的出生是新的可能性,并且具备了行动的能力,因此行动与承担责任就是人的第二次出生,具有非凡的意义。通过解读圣·奥古斯丁的思想,阿伦特把“出生”作为进入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路径,使她能够在以后研究纳粹大屠杀和纳粹政治的压迫性常态的时候,把人的“出生”、生命的“开端”作为人具有自由意志和行动责任的政治性思考,为政治反抗铺垫了生命本体论的哲学与伦理学基础。奥利弗·马夏尔特指出,人类借助于出生而有能力不断地开始一种新的开端,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奇迹”。“与此相反,极权主义统治的特点是只允许绝对可以预见的政治行动。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毁灭人类开始一种新的开端的能力,这便导致只有依靠恐怖手段才能达到这类的统治目的。阿伦特正是在这种恐怖手段中,看到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真实本质。极权主义统治试图以恐怖手段,随时准备毁灭任何一种新的开端,使其成为一种一了百了的终端。只有施用极端的手段才能绝对清除出生、自发性和主动性,……直到被关进极权统治的关键机器集中营之中,人才被降格为一个消极反应的机械,再也不能从自身出发开始一种新的开端。……正是集中营这种极端恐怖,从根本上剥夺了人开创新的开端、主动性和行动的能力。”(见前引《阿伦特手册》, 520—521页)从奥古斯丁的面对自我、追问自我出发,阿伦特把追问延伸到“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她强调人只要活着,就总是“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自己的良知、自己的灵魂生活在一起,是无法自我欺骗的。她通过在审判纳粹分子过程中的反复辩难,证明不能以“服从”作为借口,而实际上严格来说并没有什么“服从”,只有“支持”。

对于并非奥古斯丁或阿伦特的专门研究者的读者来说,在今天仍然需要阅读和讨论奥古斯丁和汉娜·阿伦特著作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爱与奥古斯丁》中文版序言在回答“为何是奥古斯丁?”的时候,着重论述了奥古斯丁与二十世纪中期的存在主义以及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精神状况。在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法国存在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都广泛被看作是诉诸行动的权威召唤,不仅反对政治中的“全权统治”,而且反对官僚主义和战后西方文化中的顺从主义。有一篇文章说,在奥古斯丁和法国存在主义者看来,本真的人类生活不在于“思想的超脱”,而在于“卷入和选择的痛苦”,文章批评了脱离具体生存状况的哲学传统。(11页)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修改计划自然会融入当前的语境,将奥古斯丁的主题(邻人之爱、诞生性、自由意志和共同体责任)纳入她在美国的写作主题之中——那些论及战争、官僚主义、文化顺从主义以及“恶的平庸性”的政治写作。在这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她受加缪的影响,加缪在他的《反抗者》中援引了与奥古斯丁关于如何“生存于世”十分相似的说法,只是将其置换成存在主义术语,认为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时代去行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前言中也说,“理解意味着自觉地审视、承担起我们这个时代加诸我们的负荷……简言之,理解意味着对现实的不带预先筹划的注视、直面和抵抗,不论这现实是什么。”(14页)

在奥古斯丁之后,“为何是阿伦特?”。西蒙·斯威夫特就是以“为什么是阿伦特?”作为他的《导读阿伦特》(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导言的题目,他指出:“汉娜·阿伦特是我们急需的批判思想家。在她晚期有关美国政治和文化的许多文章中,阿伦特论及了许多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比如公民自由的性质、国家支持的暴力问题,以及自‘越战’以来政治中的谎言和犯罪文化。”(11页)他在全书的最后继续回应“为什么是阿伦特?”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政治危机乃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黑暗时代,全球各地的赤裸生命正以各种日益令人不安又陌生诧异的公开方式遭到残酷对待,面对这些现象,阿伦特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人物。她的这种对新政治的呼唤,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176页)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经说过,邪恶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面对的根本问题,这仍然是全世界知识分子至今无法摆脱的根本问题。在纳粹时期,最让阿伦特感到震惊的不是希特勒上台掌权这一事实,而是德国知识分子——其中许多还是她的朋友和熟人——怎么能够与这个新政权合作,怎么就没能看穿纳粹政权的本性。因此,关于“邪恶”,阿伦特所强调的并不是邪恶本身如何,而是欧洲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与邪恶的关系——是顺从、默认还是疏离、反抗?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杨-布吕尔则说阿伦特帮助我们“建立起判断我们时代重大事件的最根本的政治标准:它是否会导致极权主义统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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