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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VS让-吕克·南希:论不太德国的康德

2019-12-26 09: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译:蓝江

编者按:下面这场对话发生在2016年1月30日,这是柏林艺术大学(UdK)一次学术会议的一个环节。阿兰·巴迪欧与让-吕克·南希先生接受邀请,参与这次大范围的讨论,并对最终的成稿进行了校对。

论康德

让·沃勒克(Jan V lker,下面简称沃):南希先生,在讨论革命和观念论的问题时,你谈到了康德。我想进一步追问一下这个线索。对你来说,巴迪欧先生,似乎康德是一个有限性的哲学家,在你的评价中,你对康德的评价不高呀。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下康德对整体存在的驳斥,知识和真理的区别(与理解和真理的区别不太一样),以及他将观念概括为规范观念,或许这些东西在你的作品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于你,南希先生,你或许想用同样的方式来追问康德传统的影响。你写过关于康德的论文,但后来,在你的作品中,海德格尔和黑格尔这类名字更为重要。我总想问一下你是否准备描述存在运动中的一个断裂的时刻,很多关系中都存在着断裂(就像中断一样,它不属于存在),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包括实践运动也是如此。

阿兰·巴迪欧

阿兰·巴迪欧(下面简称巴):的确,我不喜欢康德。我尊重他——他特别顽固,特别细致——但尊重和喜欢不是一回事,在伟大哲学作品的可怕的不连贯的领域中尤为如此。我很不喜欢康德,首先是因为我不喜欢“理性的局限”这个问题。就《纯粹理性批判》而言,我不喜欢严格的批判目的,这种批判决定了纯粹理性的局限,认识理性的局限。我自己也坚持认为理性,包括最纯粹的理性——也就是说,数学理性——是没有界限的。其次,就《实践理性批判》而言,我不喜欢绝对律令的概念。我并不认为有纯粹的,类似于绝对律令那样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会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道德的普世性。当然,我认为存在着律令,这些律令是多元的,它们关联于特殊的处境和事件。但这些律令的范围,它们的材料,它们所需要的主体性,依赖于支撑着它们的世界。就《判断力批判》而言,我并不知道美与崇高的差别,这就是所有德国观念论的浪漫性质的完美象征。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最终在康德那里,至少宗规化的康德(他们会将康德还原为几句口号)那里,根本没有我需要的整体。不过,在《世界的逻辑》中当我谈超验性的时候,我也不断地被迫去与康德对话,用他的术语,例如,我经常参考各种版本的康德序言、导论和研究。

坦白说,我与康德的关系很暧昧不清,我可以总结如下:在整体上,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方略无法吸引我。换句话说,我不喜欢他的批判研究。他认为在公认的(笛卡尔式)的“教条主义”和真正的(休谟式)的经验主义之间可以从理论上必然找到一条否定的,且在实践上崇高的道路,这个观念无法吸引我的热情。与此同时,当然我很赞赏康德代表着一个断裂,一个过渡,一个新的现代性,一项令人景仰的成就。这让我想起社交圈子里的某些人,我很敬佩他们的坚韧和精细,但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固执。这就是我对康德的基本看法——他是最固执的哲学家。

让-吕克·南希

让-吕克·南希(下面简称南):除了有天他出去获得革命的新闻之外……

巴:有那么一天!就是那一天,发生了奇迹中的奇迹,康德歇斯底里了!无论如何,有三种哲学家:歇斯底里的、固执的、偏执狂的。康德是最固执的哲学家。我当然属于偏执狂型:绝对、系统,等等。不过,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康德的伟大几乎就是难以置信的固执的伟大。康德也想将他的固执——他固守界限,绝对的固执,他超级固执于律令,他固执于此与彼的微妙区分,他发明了一整套晦涩难懂的词语——变成一种新的不可或缺的哲学著作。但日常生活中的固执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想象一下跟康德一起生活会发生什么!

南:除了他的仆人之外,没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

巴:没有人能跟他一起生活——或许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你知道,一位没有人能跟他一起生活的哲学家是个大问题!或许他也警告过别人不要跟他一起生活。对于笛卡尔和黑格尔,你会感觉到,即便面对他们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概念架构,你也能跟他们共度一个夏天。跟康德在一起,完全不可能。这就是康德的固执主体性的最恶劣的方面。不过,另一方面,在这些固执的架构和方略问题之外,这位有着坚韧意志和高贵稳重的教授,就是最特别的研究伦理学的代言人,并被这种伦理学所折服。

但我意识到我在这里所谈的康德有点脱离了德国问题的背景。不过,对我而言,德国问题——以及你之前指出的为什么——只能晚些出现,因为只有透过对德国本身作为独立而统一的国家,作为世界强国的真正历史反思,才能出现真正的德国。这等于是说创造了一种历史浪漫主义。当然,康德为法国大革命的崇高使命抱有极大的热忱,但这并不是他理论的核心。这种热忱出现得较晚。

现在有意义的历史行动的问题——是的,你是对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取决于也应该包含马克思——这是一个哲学家事业的问题,是人民命运的问题,也十分清楚地呈现了另一个大问题“什么是德国?”,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多或少等于是说德国是新希腊,德国是思想的家园,德国是哲学的王国——所有这些都是民族主义和自恋狂式的宣言。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确有些新东西,他们将历史问题带入到哲学中。这样,他们开启了对历史命运的大陆的普遍性思考。

但对我来说,康德是一个特例。他先于法德问题,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上的历史、语言、政治的前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他的关心十分模糊,不像与黑格尔那么清楚,我认为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三四个人之一。对我来说,与德国哲学的鲜活的具体关系肇始于康德之后。

南:我你可以同意你关于康德不太德国的说法——是的,他首先是普鲁士人。普鲁士和德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普鲁士在德国诞生方面明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我完全不同意你的其他说法!

巴:我希望如此!否则事情变得太无聊——太无聊!

南:你说你不喜欢康德。我理解,康德不太可爱,他不是令人欣喜的伴侣。这也是因为他并不是真的用德文写作,他会经常用他所谓的官话写作。他崇拜中世纪的老旧陈腐的拉丁语,他喜欢学究式的语言……在康德的拉丁语中,有很精妙的东西,也有很陈腐的东西——之后康德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哲学家,即他会抱怨没有语言来解释他所思考的东西。他希望有一位诗人,来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有一个段落讨论了崇高艺术作品的可能性,他指出了三种可能的形式:教谕诗、诗文中的悲剧、演说。当他谈“教谕诗”的时候,我敢确定他所想的是卢克莱修。碰巧,卢克莱修也是启迪了很多哲学家的诗人,正如柏拉图对话的启迪一样——例如,黑格尔说我们不再像古希腊人一样写对话集,因为我们不再拥有他们伟大的模态。所以康德至少注意到他的言说并不充分对应于他想说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说你不喜欢理性的局限。但我必须要提出抗议!阿兰,康德没有理性的界限呀!纯粹理性的界限——那个界限是《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界限——是拒绝了康德所谓的宗教热忱(Schw rmerei)的理性界限呀。但在这个计划之外,康德希望设立一种宗教,不会堕入到这种宗教热忱之中,他是第一位承认理性是由冲动(Trieb)驱动的哲学家,在弗洛伊德之后,我们将这个词翻译为法文的pulsion,尽管长期以来这个词被翻译为本能(instinct)。推动我们前进的就是康德所谓的无条件的东西。不过,那就是巴迪欧你呀!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反对什么,似乎对我来说,你简直就是传统的康德解读的受害者,或许是新康德主义的受害者。对于康德而言,理性的界限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于划定我们能从理性那里理解(Verstand)什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我们当然可以有这样的印象,即纯粹要求理性去摒弃形而上学认识的诉求。但你能确定这就是你反对的东西吗?那么自我、世界、上帝——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接受批判。但这种做法的意义和蔼?对我而言,他开启了整个现代性,因为在于这样的说法:在这里不再是知识对象的问题。我理解你或许——弄反了……

巴:当然,这有点小尴尬!

南:但这不是在对象知识秩序下的知识对象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康德后来的著作并不包含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当中,或者没有包含在他对二律背反的解决当中——尤其是——以及他的后来的两大批判,尤其是第三批判当中。所有康德后来的著作试图去思考在对象之外,在我们知识的对象化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思考——我会说,或许就是在真实的名义之下的思考。你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对于康德而言,一边是现象,一边是物自体,仿佛物自体在某处隐匿了自己。现在我相信——并不是我自己,而且在许多对康德的解读的基础上,都出现了他的时代和我们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是海德格尔的解读——物自体就是对物的架构——一旦物被架构,它便存在着:这就是存在。当我重读康德的时候,甚至当我通过巴迪欧你来重读他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也十分相信存在的架构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我们对现象的感知之后,并不存在物自体。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残余物所得出来的——这这个证明仍然是认为理性是纵情于幻象的攻击的基础——就是万物的纯粹存在,而这个存在必然是多元的。康德的遗著残篇中的某些段落也问道,我们如何确定这一切不是一场梦。理性就是我们可以言说的东西——它在那里,存在着真实(il y a du réel)。我不喜欢夸张,但在这里我要稍稍夸张一点点,说康德是第一位存在主义者。在本质上,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存在主义——但也正因为你的批判让我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巴:别客气!

南:我想说,也正是由于康德,在伟大的古典理性主义时代之后——即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或许还有后者影响下的其他人——以最原始也最奥妙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按照他所说的冲动(Trieb),去寻找无条件的东西,即万物的理性,仿佛它知道它找不到这个理性。它知道如此,是因为最终只能在康德所谓的整个理性体系的基石,即自由中找到它。对于康德来说,自由不是古典自由意志的自由:正如他所说,这是一种开启新的一系列现象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也与历史有关。所以,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很好奇:“对我来说,只有后来有了历史之后,德国才能出现”,也是因为哲学上有了康德,历史才会出现。他有一篇关于历史问题的文章。就这样吧,这就是我的康德。

巴:好吧,有点不一样!我只能说:我所想的是能够绝对认识的一切。如果你让我把中国带入到法德之争,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漂亮:“以前我们不了解,以后会了解的。”康德不停地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了解。即便当他确定通往真实的一般原理之后,即真实不能还原为物自体隐含的部分和无法触及的部分,这也是明显被知识所排斥的痕迹——你不可能给别的说辞吧。

南:他称之为信念(Glauben)……

巴:这就是我所说的东西——是的,理解的界限,理性的界限,一般合理性的界限。也就是在这里,他回到古典的前批判的领域,我给出了反命题:最终,一切都是绝对可知的。

南:但你自己有时候也谈到某种东西——至少有一种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不是物自体的话——你相信这种东西必须存在,也有能力存在,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起了一个名字——你或许称之为共产主义,或者是圆满存在的可能性,即让非存在得以存在的可能性……我心目中还想到一些表达,但我手上没有书。我相信这就是你所想的!巴迪欧版的“我相信”是什么?

巴:我相信一切都是绝对可知的!你的反对意见是,我知道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对意见。我并不认为我们绝对已经知道了一切!我说的是知识公理,即我们可以知道一切。存在着不知道东西和未知的东西,但严格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不可知的。

南:那你的“知道”是什么意思?

巴:好吧,作为我的老师,柏拉图,他会说,我们会有一长段题外话(digression)……

南:但我们有时间呀……

巴:好吧,还是以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为例。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基于这个观念(即存在着物自体)的科学需要在一般存在的纯粹客观层面来思考,它不过是多样性可能形式的一般体系。现在,多样性可能形式的一般体系就是我们可以用数学来研究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知道它的。无论你给我提什么问题,我都会向你给出关于它的可能知识的迹象。

我并不时说这种知识已经完全展开了,它已经达到了绝对状况,如果我们将绝对理解为大全(ALL)的话。但这总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开始说存在着“某物”,我们不了解“某物”的真实本质,我们就进入到了蒙昧主义——我承认这里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观,按照这种存在观,我们必须容纳现存的事物,并与这些事物一起存在,但我们既不知道也无法理解这些事物。

现在我认为在许多当代诉求中都有这种存在观。当我们的国家的总理说,对某事物的解释就是已有的对该事物的判定(是的,他是针对2016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恐袭来说的),那么这等于是说:如果你想解释这些可怕的事情,你实际上已经试图去为这些东西找托辞了。他说:解释就是想要知道,要理解,这已经就是托辞了。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看法。要从哲学上击败这种看法,就需要我们肯定,这种陈述就是蒙昧主义的陈述,是一种任性的说法。我们必须普遍地坚持如下命题,即我们需要对所发生的事件的真正认识。康德,和英国经验主义一样,他们都支持这个命题的反命题,即我们受限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因此存在着完全不可认识的东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读康德,如我们从实践理性的概念出发去解读康德。但我们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即在对他的“批判”思想的通俗解读的基础上,有人经常拿康德来支持如下命题,即存在着绝对不可知的东西,这种不可知的东西更为重要,因为它与既定的物自体的存在是一致的。

南:但是,即便对康德而言,这并非是言说不可知之物的问题,而是在对象架构形式下的不可知之物的问题,你知道,根据伽利略和牛顿模式,这是在物质基础上进行实验操作得出的对象的问题。从这种知识角度出发,康德希望绝对地排除形而上学式的上帝式对象,即永恒自我,以及作为总体的世界。所以,他绝不是说存在着绝对不可知的东西,他毋宁是说,这里的问题是另一种知识的问题。当然,现在他并没有那么做,最终他说的是理性及其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关系——用康德的话来说——采用了他的第二批判中的形式,即你不喜欢的绝对律令的形式,即便绝对律令不仅是理性拘泥于自身,将事物的存在变成事物其所是,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在普遍自然规律下来思考。对于康德而言,这就是将我们自己放在没有上帝的上帝位置上。另一方面,在第三批判中,有一个思考界限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终极界限——仿佛我们的确将它们视为界限,即便我们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思考是没有界限的!为什么?因为人类是一个有限存在物。所以,长话短说:一方面有已经知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不可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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