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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

2019-11-28 10: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与沈从文是两个命运多舛的作家。两人一样出生于湖南,又曾同在北京生活,原本相是患难之交,但最终却形同陌路。丁玲出身富贵,最终投身革命;而沈从文来自底层,却挤入北京文圈。两个湖南人在大时代里寻求安身立命的办法,一路波波折折,命运似乎又有些殊途同归。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波澜与激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有着怎样的无奈与不甘?

2019 年 11 月 16 日,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许纪霖教授携新书《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与嘉宾李志毓老师一道,以丁玲、沈从文为个案探讨了大时代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在讲座中,许纪霖教授以生动而传神的语言,向听众们揭开了两位作家敏感而复杂的心灵世界。

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以丁玲、沈从文为例

撰文:许纪霖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话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这个复杂心灵恰恰是我这本书——《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主题,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讲很多人物。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位:丁玲和沈从文。这次到北京来,我想要搞搞新意思,之前关于这两个人物我从来没讲过,在大学没讲过,在书店也没讲过,这是第一次讲,通过丁玲和沈从文来看一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

为什么这两个人要放在一起?昨天我在北大演讲,有一位听众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甚至连李志毓也问我,你为什么不讲瞿秋白和丁玲,非要讲沈从文与丁玲。要知道,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放到一起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坛的最大遗憾是丁玲和沈从文这两位过去的好朋友的交恶,他们曾经好到什么程度?在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当时沈从文、丁玲,再加上丁玲的男朋友胡也频三位,他们就在北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是那时候的“北漂”。他们租了房子共同打拼、写作,结果后来黄色小报就描绘说他们三个人有各种各样暧昧的故事,这当然是黄色小报的说法。但是当时他们的确有过这样非常密切的时候。但是到了晚年,丁玲读到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勃然大怒,说“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

丁玲(左)与沈从文(右)的早年合影

丁玲(左)与沈从文(右)的早年合影

为什么两个曾经这么好过的湖南作家会交恶呢?当然有一种很现成的解释说,因为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我们都知道丁玲后来成为了左翼的作家,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而沈从文呢?沈从文后来做了北大教授,是自由主义者,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就像《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和余永泽也曾经好过,是恋人,后来分道扬镳。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会投入革命,什么样的人会拒绝革命?沈从文和丁玲早年是一起从湖南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走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呢?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沈从文和丁玲他们两个人都来自湘西,可以说都是同乡,而且两个人的老家,一个是凤凰城,可能有些书友去过,有名的凤凰古城,丁玲老家是常德,一条河把他们连在了一起,相距也不过数百里而已。他们彼此之间是听得懂家乡话的,他们相识是在 1925 年的北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共同在北京打拼,想成为作家,但是很难,因为当你没有名气的时候,要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难上加难。所以在一个屋檐下的三个人,共同生活,彼此之间无话不谈,非常相近,相近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用同样的稿纸,用同样的笔,也用同样的蓝墨水,久而久之三个人的笔迹都很难分,好像同一个人写出来一样。

但是,这三位(当然主要讲沈从文和丁玲),他们对京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上世纪 20 年代,北京有一个文人圈,比如说陈西滢办的《现代评论》,鲁迅办的《语丝》,还有其他的杂志,要挤进去是很难的,所以沈从文有一种自卑感,他老想挤入而不得,觉得尽受些屈辱,比如说他曾经回忆说,好不容易在《现代评论》发了一篇文章,去要稿费,结果出门的时候竟然还被门房敲诈了一笔。他当时虽然对京城的士绅阶级有厌恶感,但他还想挤进去,这是沈从文。丁玲呢?丁玲非常不喜欢北京,对北京上流绅士厌恶透了,她恨不得跟北京一刀两断,最好赶紧离开。所以这两位这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差异,但是有意思的是,沈从文想挤进去都市成为北京人,但是他向往的是什么呢?小说里面写的是什么?是翠翠,《边城》里面的翠翠,讲的都是湘西乡村自然的、蛮荒的生活,这是沈从文。而丁玲呢?丁玲讨厌大都市,但在丁玲的笔下,特别是她最出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却道尽了当时都市里这些流浪文人的彷徨和苦闷。丁玲是擅长写都市青年的,后来她写的几个乡村的作品都很失败。这个反差非常有意思。

后来这三位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开始分道扬镳,胡也频当时思想是最激进的,最早加入了左联,成为左翼作家。而沈从文呢?他一直对政治保持一种距离,保持一种冷漠。这两个人性格上是有很多差异的,最早研究沈从文和丁玲这两个人关系的是《人民日报》前记者李辉,他讲: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着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一切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这是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有一种乡下人独特的倔强。他一直想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作家,后来当然终于进去了,进了著名的北平“太太的客厅”,就是林徽因的客厅,最后终于进了北平的上流社会。但是因为沈从文是湘西出来的,所以他骨子里并不是一个绅士,而北平上流社会的很多自由主义者都是海归,二者在气质上很难合得拢。沈从文可爱或者可敬的地方,是他一直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脑,一直以自己非常特立独行的方式看社会和人生,而且沈从文是从底层上来的,当过兵,他家里曾经希望他能够做将军,把他当将军来培养的。但是他了解了社会底层太多的黑暗,所以他一直拒绝各种各样的无论是观念的、还是现实的乌托邦。他讲了一句话,我之信仰真实。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有人情味的都是他所信奉的,而对反人性的,哪怕以各种各样神圣名义供奉起来的东西都是他警惕的。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在自述和回忆里面讲了当兵时候看到的很多故事,他曾经讲过,在少年的时候他看到过湘西的苗民造反,当时官府去镇压,杀了好多人,把杀掉的人的头­挂在县城,你想想在他少年的心里是多么恐怖的记忆。他还说他看到一个 12 岁的少年挑着父母的头­从他身边走过,然后他当兵的时候,也看到了当时各种各样野蛮的屠杀,经历过这样一种恐怖、野蛮、黑暗,所以他所向往的世界是光明、斯文的世界。他不要当将军,他说过一句话: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到了京城,因为他是湘西来的,不修边幅,衣衫也穿的很破烂,被人看不起,唯一看得起他的是郁达夫,郁达夫赏识他的才华,见了他以后请他喝酒,看他冬夜里还穿着很薄的单衣,郁达夫把自己剩下的酒钱都给了他,让他感觉到些许的温暖。自卑的沈从文是矛盾的,他嫉恨上流社会,但又想进入,愤怒者是要从外部打倒它,嫉恨者却想进入它的内部。

丁玲呢?丁玲原来姓蒋,家里是大户人家,大到什么程度?家里有几百亩土地,县城里面大片的屋子都是他们家的,但丁玲那个时候在这个大户人家里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黑暗。为什么呢?她父亲死得早,要知道在一个大家族里面,你处于什么地位,取决于父亲的地位,一旦父亲过世了,剩下就是孤儿寡母了,那在大家族里面,你就真的可以感受到世态炎凉。回到母亲的家,家里人对丫头非常不好,舅舅将丫头打得哇哇乱叫,她就觉得家庭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黑暗。特别是,如果这个大家族没有衰落,下面的子女很少有愿意参加革命的,因为前途早早就被家里人安排好了,不用去革命,也没有这个动力;或者索性从小穷惯了,觉得生活天然这样,也乐天知命,也不会有革命的动力。偏偏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我称为破落的富家子弟,家里曾经阔过,但后来破落了。那么就会感受到极大的断崖式的落差,真正感受到四个字“世态炎凉”。我研究的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个,比如说鲁迅、瞿秋白,都是这样,可以举一大串,都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出身,丁玲也是这样。他们会把个人的不幸和在家族里面的遭遇联系起来,当然还有一种,未必是父亲死了,是因为自己是小妾生的,然后也受到歧视,也会把自己个人的不幸放大成为社会的黑暗,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也是这样,无论在她父亲家,还是她母亲家,两个家族都是当时的富家,都感受到黑暗。后来她说: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名的两个女作家,一个在北平,一个在上海,就是冰心和丁玲,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个女作家,但这两个女作家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冰心笔下都是一片温馨。因为冰心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父母的爱,和弟弟的感情,都是一片温馨的故事,所以冰心的心灵也比较单纯,比较健康,她笔下流淌的都是这些东西。但丁玲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不满、仇恨,这对她后来的发展影响太大了。丁玲后来就讲: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绝强挣扎。写小说对她来讲是一种发泄,但是到此刻为止,丁玲还没有参加革命,跟胡也频不一样,但她具备以后成为革命者的各种各样的气质,哪几种气质呢?第一,向往自由;第二,浪漫;第三,愤恨;第四,同情。这四个要素,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灵途径,丁玲全都具备了。即使这样,丁玲在一开始不愿意加入左联,成为组织上的人,为什么?因为她向往自由,她说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她说就是组织铁的纪律,我是一个孙悟空啊,我干吗要找一个紧箍咒套在头上。那时候加入左联,组织上要你参加集会你去不去?然后要你到纺织厂,向纺织女工宣传革命,到南京路上撒传单。丁玲觉得,这个事不是我们干的,她一开始还不想套一个紧箍咒,但是后来发生了左联五烈士事件,像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抓去,最后在龙华被枪杀了。一开始左翼知识分子想很多办法营救,最后还是传来噩耗。噩耗传来那一刻,沈从文是陪伴在丁玲身边的,沈从文真是大作家的笔,当时那段记载很生动,他讲丁玲:“作母亲的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这个事当然是革命。所以丁玲被激怒了,从这个事以后,她就加入了共产党,然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为左联编杂志、做革命工作。

胡也频死了之后,沈从文和丁玲虽然关系还很紧密,那时候沈从文把丁玲母子送回老家,把孩子送回丁玲母亲那里抚养。沈从文还帮丁玲组稿,当时丁玲已经开始帮左联办杂志《北斗》,虽然关系还是像过去一样好,但心灵的距离却渐行渐远。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沈从文看过太多的底层黑暗,他知道你当然可以同情底层社会,但底层并不如革命者想象得那么浪漫,一旦你把底层社会的仇恨激发起来,会怎么样?一旦失控,各种各样可怕的野蛮、原始的野蛮,包括现代的野蛮都会被激发起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沈从文在底层混过,他是看到过、经历过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潘朵拉的魔盒是不能打开的。沈从文是明白的,这样两个人就开始发生矛盾,这是两人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沈从文那个时候在北京已经混进了上流社会,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还开始办文艺副刊,当时丁玲对他就颇为不屑,说你老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干吗?觉得他是与虎谋皮。结果沈从文回信辩解说,我既不做绅士,也不做志士。志士当然是指丁玲了。沈从文想做一个独立的乡下人。但是丁玲却对这个老朋友越来越不满,她觉得很多沈从文劝她的话都属低级趣味,而且丁玲觉得沈从文好像是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看我们革命者,采取的是怜悯的方式、嘲笑的态度,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人渐行渐远。后来丁玲被国民党抓了,囚禁在南京,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突然失踪了,很多人都认为丁玲可能被杀了,沈从文也以为是这样,他就在报纸上写了《记丁玲》,以他真实的笔法写了一个真实的丁玲,其中也讲到说:“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

据说丁玲一直没有读到沈从文写的这篇文章,后来一直到 80 年代才读到。沈从文在《记丁玲》里面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丁玲,丁玲看了之后怒火中烧,她拿起笔就批了这行字,说:“我真讨厌你谈论革命。你懂得什么,只是庸俗的市侩!”为什么丁玲火气这么大呢?因为丁玲觉得沈从文笔下的丁玲,破坏了她的自我形象,一个完美的革命者的形象。丁玲后半生吃了好多苦头,反右还没有开始就成为反党集团了,然后 1957 年又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流放到北大荒,一生吃尽了苦头,她认为是周扬造成她吃苦头。王蒙说:“她无法直接写文章批周扬,对周扬,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周扬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从文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当年被国民党囚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背叛革命,始终是说不清楚的事,这是丁玲一生最痛的地方,现在沈从文又把她描绘成不坚定的革命者,她对周扬所有的愤恨只能发在老朋友沈从文身上,而且她打的够狠。

这两个人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沈从文从北大被赶出来,到国家博物馆当讲解员,吃了很多苦。沈从文到了晚年,提到这些事,经常痛哭。有一次记者采访他,沈从文回忆文革,说:“我那时候扫厕所扫的好干净啊,特别是女厕所”。女记者听的很动容,说:“沈老你真是受苦、受委屈了。”那时候沈从文竟然抱着女记者嚎啕大哭,满脸的鼻涕眼泪。一个老人,70 多岁的老人,经历过什么才会这样?这是沈从文。

丁玲是另一番故事。丁玲加入了革命左联以后,碰到他的对头周扬,周扬当时是左联党组书记,是掌握权力的。丁玲只是名气很响的女作家,在革命队伍里边,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革命者,一种我称为浪漫的文人革命家,像丁玲。但是像周扬这些人,虽然也是文人出身,但是非常严苛的职业革命家。周扬和丁玲在左联的时候就合不拢,30 年代、40 年代到延安两个人又是两个山头,周扬领导鲁艺,鲁迅艺术学院这是一派山头,丁玲领导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另一派。在反胡风运动的时候,丁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57 年反右前夕她试图翻案、申诉,结果被发配到北大荒,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然后“文革”中又在监狱关了五年,某种意义上,她比沈从文更惨。后来被平反了,平反以后,她儿子就问她说,这些年里你有没有过轻生的念头呢?丁玲说从来没有,我有信仰,我相信党,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为我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希望自己能活着见到这一天。丁玲为什么没有自杀,靠一种信念,什么信念呢?她相信党,丁玲相信历史和人民永远是公正的,只要活下去。坚持到最后,总能看得到这一刻。当然最后在她看来被她等到了。丁玲到了晚年,好多年轻人觉得丁玲怎么这么左,这个老太太一点儿反思都没有吗?丁玲在晚年要证明的是什么?她觉得最重要的是,虽然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苦难只是党对我的考验。丁玲临死之前写的最后一行字是:我肯定能成佛。在弥留状态时,她呐呐自语:我早就成佛了。这个佛是什么意思?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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