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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读书真正的目的,有如蜜蜂酿蜜

2019-09-30 09:0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徐复观

徐复观(1904-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徐复观为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台港澳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子路已经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在今日,读书在整个为学中所占的分量,当然更见减轻。可是,读书固然不是为学的唯一手段,但世间决没有不读书而会做出学问,尤其是在大学里的文科学生。所以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应当如何读书”,依然不失为重要的发问。

我是读书毫无成绩的人,所以只有失败的经验,决无成功的经验。但从失败的经验中所得的教训,有时比从成功的经验中所得的,或更为深切。同时从民国三十六年办《学原》起,在整整的十二年中,读过各个方面、各种程度的许多投稿,也常由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联想到各人读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引起不少的感想。这便是不足言勇的败军之将,还敢提出此一问题的原因。

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我的话,是向着有诚意读书的青年学生而说的。所谓有诚意读书,是恳切希望由读书而打开学问之门,因而想得到一部分的真实知识。若不先假定有这样的一个起点,则横说竖说,都是多事、白费。

首先,我想提出三点来加以澄清:

第一,读书的心情,既不同于玩古董,也不同于看电影。玩古董,便首先求其古;看电影,便首先求其新。仅在古与新上去作计较,这只是出于消遣的心情,若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研究,则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不论是观念上的问题,或是事实上的问题。问题有古的,有新的,也有由古到新的,问题的本身便是一种有机性的结构。研究者通过书本子以钻进问题中去以后,只知道随着其有机性的演进而演进,在什么地方安放得上古与新的争论、计较?

第二,“读书应顺着各人的兴趣去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不应当应用到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上面。一个人的兴趣,不仅须要培养,并且须要发现。人从生下来知道玩玩具的时候起,因生活接触面的扩大,每个人的兴趣,实际是在不断地变更修正。就求知识的兴趣来说,大学各院系的必修课程,正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真兴趣的资具。假定一走进大学的门,便存心认为哪一门功课是合于我的兴趣,哪一门却是不合的,这便好像乡下人只坐过板凳,就认定自己坐的兴趣只是板凳一样。就我年来的观察所得,觉得真正用功的大学生,到了四年级,才能渐渐发现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凡在功课上,过早限定了自己兴趣的学生,不是局量狭小,便是心气粗浮,当然会影响到将来的成就、何况各种专门知识,常须在许多相关的知识中,才能确定其地位与方向,并保持其发展上的平衡。所以认真读书的大学生,对大学的必修课程,都应认真地学习;并且课外阅读,也应当以各课程为基点而辐射出去。对于重要的,多辐射出一点;其次的,少辐射或只守住基点。随意翻阅,那是为了消磨时间,不算得读书。

第三,一说到读书,便会想到读书的方法;不错,方法决定一切,但我得提醒大家,好的方法,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力,并不能代替工力。并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读书方法,和科学实验室中的操作手续,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因受各人气质、环境的影响,再好的方法,也只能给人以一种启示。并非照本宣科,便能得到同样的效果,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读书的探索中反省出来的。师友乃至其他的帮助,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于迷惘、歧途时,才有其意义。希望用方法来代替工力的人,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

谈到方法,或者有人立刻想到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有名口号,尤其是最近正对此发生争论。其实,假设与求证,无疑地,是科学解决问题的两个重要环节;把这两个环节特别凸显出来,也未尝不可以。但是将杜威的《思考的方法》及《确实性的探求》两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乃至许多与此同性质的著作,简化为两句口号,这是从中国人喜欢简易的传统性格中所想出的办法。简易,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我不愿多说下去。不过有一点我得加以指出,即是读书和作自然科学研究,在一下手时,便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从材料的搜集与选择开始。材料只能呈现其现象于观察者之前。至于现象系如何变成,及此现象与彼现象之间有何相互关系,材料自身,并不能提出解答。于是研究者只好用假设来代替材料自身的解答,并按研究者的要求,来将材料加以人工的安排、操作,即系从事于实验,以证实或否定由假设所作的解答。但我们所读的书,除了一部分原始数据外,绝大多数,其本身即是在对某问题作直接的解答。因此,读书的第一步,便不能以假设来开始,而只能以如何了解书上所作的解答来开始。在了解书上所作的解答遇到困难,或对其解答发生疑问,亦即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时,大体上用得到假设;但一般地说,在文献上解决问题,多半是以怀疑为出发点,以相关的文献为线索,由此一文献探索到彼一文献,因而得到解决。在此过程中,如有假设,则其分量也远不及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的重要。有时可能只有疑问而无假设,并且这种对文献所发生的疑问、解决,只是为了达到读书目的的过程,而且也不是非经过不可的过程;我们可能读某一部书,并不发生此类疑问,或者前人已解决了此类的疑问。如读此一部书觉得不满意,尽可再读其他的书来补充,犯不着去假设什么。

读书真正的目的,有如蜜蜂酿蜜,是要从许多他人的说法中,酿出新的东西来,以求对观念或现实作新的解释,因此而形成推动文化的新动力,在此一大过程中,分析与综合的交互使用,才占了方法上的主要地位。方法,实际即是一种操作;操作是要受被操作的对象的制约的;被操作的对象不同,操作的程序亦自然会因之而异。许多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于是无意中把方法过于抽象化,不仅将文献上的求证,混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忽略了在中国文化中不是缺乏一般的求证的观念,而是缺乏由实验以求证的观念,并且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以同样的分量移用到读书上面来,于是产生了:

(一)读书专门是为了求假设,做翻案文章,便出了许多在鸡蛋中找骨头的考据家,有如顾颉刚这类的疑古派。

(二)把考据当作学问的整体,辛苦一生,在文献中打滚,从来没有接触到文化中的问题,尤其是与人生、社会有关的文化问题。这种学者,才真是不生育的尼姑。

(三)笨人将不知读书应从何下手假设,聪明人为了过早的假设而耽搁一生。因此,我觉得胡先生这两句口号,可以有旁的用场,但青年学生在读书时,顶好不必先把它横亘在脑筋里面。

现在,我简单提出一点积极的意见。我觉得一个文科的大学生,除了规定的功课以外,顶好在四年中彻底读通一部有关的古典,以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借此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因而开辟出自己切实做学问的路。读书最坏的习惯,是不把自己向前推动、向上提起,去进入到著者的思想结构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对著者的如实的了解;却把著者拉到自己的习心成见中来,以自己的习心成见作坐标,而加以进退予夺,于是读来读去,读的只是自己的习心成见;不仅从幼到老,一无所得,并且还会以内己的习心成见去栽诬著者,栽诬前人。始而对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断,终且会演变而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为可以自欺欺人。这种由浮浅而流于狂妄的毛病,真是无药可医的。所以我觉得每人应先选定一部古典性质的书,彻底把它读通。不仅要从训诂进入到它的思想,并且要了解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社会背景;了解在这些背景下著者遇到些什么问题,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解他在解决这些问题中,遇到些什么曲折,受到了哪些限制,因而他把握问题的程度及对问题在当时及以后发生了如何的影响;并且要了解后来有哪些新因素,渗入到他的思想中,有哪种新情势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推动或制约的力量,逐步地弄个清楚明白,以尽其委曲,体其甘苦,然后才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经历着一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辛,及到达了一般人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不仅因此可免于信口雌黄的愚妄,并且能以无我的精神状态,遍历著者的经历,同时即受到由著者经历所给与读者的训练,而将自己向前推进一步,向上提高一层。再从书本中跳了出来,以清明冷静之心,反省自己的经历;此时的所疑所信,才能算是稍有根据的。

自然这须要以许多书来读一部书,必须花费相当的时日,万万不可性急的。但是费了这大的力来读一部书,并非即以这一部书当作唯一的本钱,更不是奉这一部书为最高的圭臬;而是由此以取得在那一门学问中的起码立足点;并且由此知道读这一部书是如此,读其他的书也应当如此;以读这一部书的方法,诱导出读其他书的方法。钻进到一部书的里面过的人,若非自甘固蔽,便对于其他的书,也常常不甘心停留在书的外面来说不负责的风凉话,读书的大敌是浮浅,当今最坏的风气也便是浮浅。说起来,某人读了好多书,实际却未读通一部书;这才是最害人的假黄金、假古董,我过去有三十年的岁月,便犯过这种大罪过。读书有如攻击阵地,突破一点,深入穷追,或者是避免浮浅的一条途径。至于进一步的读书方法,我愿向大家推荐宋张洪、齐熙同编的《朱子读书法》。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的人,所以他读书的经验,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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