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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托尼·朱特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

2019-01-11 08:4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失去的世界与混沌的当下:思想家托尼·朱特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


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一直以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关注和深入研究而闻名,其历史专著《战后欧洲史》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朱特在《纽约书评》《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上笔耕不缀,他的公共写作主要围绕着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检视政治理念在现实实践上的局限性,也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道德义务进行持续反思。

英国记者Jonathan Freedland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评论称:“(像朱特一样)既能够对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小说和早已被遗忘的Manès Sperber的著作发表成熟评论,扭头又能对像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进行详尽外交分析的教授非常没有多少。”

回顾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社会思潮——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全球极端右翼势力抬头、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交缠、民粹主义兴起——我们不难发现朱特生前的一些担忧可以说是一语成谶,而他对左翼自由主义道德底线的坚守更是对理解当下困局、找到解决之道有借鉴意义。

1月6日晚,《东方历史评论》编辑、《事实改变之后》译者陶小路,书评人维舟和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景凯旋在三辉图书于上海建投书局举办的托尼·朱特分享会上以“失去的世界与混沌的当下——历史记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为题展开讨论。经三辉图书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整理了对谈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分享会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陶小路、维舟和景凯旋

分享会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陶小路、维舟和景凯旋。图片来源:三辉图书


托尼·朱特其人:历史学家如何关照现实?

陶小路说,与普通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托尼·朱特的思想与当下有着强烈的切题性——一本历史著作的寿命通常只有几十年,一般历史学家讨论的问题也通常和当下有较远的距离,然而朱特不光只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对现实有强烈关注的思想家。在译介了《事实改变之后》后,陶小路发现许多读者的反馈是觉得这本书比较难读,而且许多读者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朱特关注、思考的话题如此之多。

因此陶小路认为,托尼·朱特的生平及著作令我们得以思考关于知识分子的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何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破除神话,质疑主流叙事,“用丰富的事实作为弹药,然后击破种种流俗、浅薄、愚蠢的探讨。”第二个问题是“广义上的人文学者在技术时代如何自处”——当人们大量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技术产品占据、网络兴起带来了信息碎片化和假新闻泛滥、人们倾向于用情感而非理论在纷杂的信息漩涡中拼凑事实时,人文学科要如何在这个时代引导人们做更好的公共讨论。

第三个问题是“公共讨论与学术之间的张力”——朱特花了大量时间在《纽约时报》《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英美主流媒体撰文发表观点,陶小路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学术著作生产,因此朱特生前只有《战后欧洲史》这一部历史专著。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捍卫中间立场”——“托尼·朱特的个人英雄包括加缪、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奥威尔,还有凯恩斯。他们都通过自己对现实的观察看到20世纪的种种灾难,试图去论述一种有原则性的、中间的、不极左也不极右的思想,踏踏实实地去讨论问题——我们称之为中间主义。”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

在《事实改变之后》一书的序言里,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告诉读者,这句据传出自凯恩斯的话是朱特坚持奉行的准则,也因此是这本收录他生前诸多重要文章的最后一本文集的最佳标题。

维舟指出“事实改变之后”这句话对于朱特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凭空从一个理论框架推断出来的——当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理论框架的时候,我就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把这个事实歪曲掉——他不是这样的。他的所有认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所以如果事实改变了,他的认知也会随之改变。包括他对现实问题的很多看法,其实都跟他本身的一些深切的历史认知有关。”

生于犹太之家的朱特与东欧有特殊的渊源。他的父母都来自东欧,他本人也长期关注东欧研究,在美国开创了中东欧研究。家庭背景和学术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特的政治立场,在维舟看来,他的很多观点有着强烈的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对人类进步抱有信心,与保守右翼不同的是,这种信心源自倾向保留原有的传统,不急于改造人类趋向变好,也对这种改造能够产生正面效果抱有迟疑态度。

维舟指出,朱特经常在书中强调一点:要给人提供一种有尊严、体面的生活,这正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英国思想,即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个人的福祉着想。“基于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他认为现在——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改革之后——在美国和欧洲导致了一系列现象,最终的结果是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超级资本主义。它使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大,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有尊严、体面的生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对于国家或者是人类社会是抱有一种伦理期待的,他认为这样一个社会才是好的社会。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做历史研究,但实际上他有非常深的现实关怀。”


反思当下:新自由主义秩序下,我们失去了伦理性的政治思考

如果朱特亲眼见证了特朗普上台或法国“黄背心”事件,他会作何评价?在维舟看来,朱特是能够预见到这样的状况的——历史学家也能成为很好的预言家,因为他们能够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看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不可持续性。

“社会底层的人早晚会站出来反对,抗议自己为什么不能得到有尊严的生活,(这点)他是能预见到的。他去世后,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崛起,欧洲右翼分子的活跃,这证明了他的判断。”维舟说,“但比较吊诡的是,最终世界的发展不像他所预期的那个样子,美国贫民的愤怒,导致最终选出来的不是一个能够推动福利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更有保障的生活的领导者,而是特朗普这样的右翼。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往民粹化的方向发展,人们找到了很多自己愤怒的代言人。”

陶小路认为,当下世界困局的症结在于新自由主义思维导致我们只用利益和效率考虑问题,失去了伦理性的政治思考能力。在右翼分子将《国富论》奉为圭臬的同时,他们忽视了亚当·斯密同样写过《道德情操论》,在效率问题之余也关注伦理问题,即如何照顾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有竞争能力的弱势群体。“对于目前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一定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时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快速地让自己或某个小群体先富起来,放弃了更多的人。”

维舟援引《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谈及,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在遭遇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之后呈现出一个非常讽刺的结果,即社会弱势群体(如黑人)看似获得了权利,但在自由市场中国家不再提供任何支持和福利,这使得个人的成败输赢完全成为了自己的问题,怨不得别人。在维舟看来,这样的逻辑很多时候在中国社会也能看到,它回避了对社会制度的反思,甚至怀疑国家能否带来福利。因此特朗普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话术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说服了穷人,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应该指望国家的帮助,而是应该先给大企业减税,刺激就业,间接使普通人受益。

然而朱特的观念与此相反。他相信国家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福祉,但这建立在一个条件之上:个人能够参与国家治理。“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如果你能够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它能够给你带来分红福利,那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不能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只是相信这家公司能给你带来福利,那你是无法控制事实结果的。所以在19世纪进步主义的观念里面,人们把国家当做一个工具,认为国家可以帮助实现很多人的福祉。”维舟说。

景凯旋指出,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凯恩斯和哈耶克学说的对立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争论点,前者主张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后者则要求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朱特曾很明确地表示赞赏凯恩斯的观点。景凯旋认为,当我们赞同市场经济的时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凯恩斯。凯恩斯的观点是:“对于政府来说,个人在做的事政府不要去做;而个人不做的事,就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凯恩斯看来,医疗、养老等方面属于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凯恩斯不赞同哈耶克的“市场调节论”,他认为,人类的认知是有误差、政治理论的实践是会偏离初衷的,如果能够规避这些,人类就应该早已进入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而不是再度陷入自我怀疑、纷争与混乱。

在朱特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忧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很艰难的时刻。他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的世界与一战前有相似之处。“茨威格是19世纪的80后,在青年时代他经历了一战,后来也经历了二战,在二战期间自杀。我们读他的《昨日的世界》就能发现,在他的回忆中19世纪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其实正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整个19世纪的繁荣富强,而且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类最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但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起来了,民粹主义起来了,在各个国家政府的误判下,人们最终走向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景凯旋认为,20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教训,我们应该铭记历史,警戒这段过往变相重现。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要为了抽象的理念去牺牲别人

维舟提醒大家,19世纪的“黄金时代”只是对欧洲而言,对中国来说,那却是一个糟糕的时代。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强国的冲突实际上对中国这样当时属于边缘的国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而在目前来看,中国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世界的影响,也在强烈地影响世界。时代变动仍在剧烈发生,在这样的大时代下,知识分子该如何抉择立场、用怎样的态度面对变化,是朱特给当下的我们留下的一大启示。

“他写《责任的重负》和《未尽的往昔》,其实都是在谈几个法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动的时候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我觉得他对加缪和阿隆是比较赞赏的,他觉得他们比较真诚,尽管当时阿隆这样的立场不太受欢迎,因为法国知识界普遍比较左倾,而阿隆的立场是右倾的,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很多判断都是正确的。”

“现在很多人把前后一致当作是一种道德,其实中国的20世纪已经能够证明,一个人从头到尾要维持始终如一的立场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这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动的时候……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也在面临时代变动,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一样。你选择怎样的立场,其实是挺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托尼·朱特始终不变的是,他坚持每个人在自由的基础上得到有尊严的生活,有尊严这个词其实包含了很多含义,包括你的个人权利是得到保障的,是不能受侵犯的。”维舟说。

虽然从朱特的政治立场来看,他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者,但他恰恰又批评了法国的一些左倾知识分子。景凯旋指出,东欧知识分子普遍对那种知识分子的“空想主义”非常反感。朱特欣赏汉娜·阿伦特、亚瑟·库斯勒、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加缪这些有道德情怀的知识分子,赞许他们的冷静和道德责任感,“朱特认为,有的人有很极端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不是说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说他们带有知识的自负。”

维舟补充道,朱特同样批评右倾分子,例如他曾批评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的在中东建设一个新图景的言论。对于他来说,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用别人的血描绘一个蓝图。“他认为,20世纪很突出的一个教训就是,很多人提出一个空想蓝图的时候,实际上流了大量的血,而且流的是别人的血。所以他很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教训,不要为了抽象的理念让那么多人去流血;如果流了那么多血,实际上这个理念也是不值得去实现的。”

所以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陶小路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破除神话叙事的同时也克制自己制造神话的冲动。“我们一直在反思理性,可有时理性也会自负到忽略很多事实,到最后会发现,并不是我们不认识事实,而是我们根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有的人认为这是事实,有的人认为这不是。这是一个人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新挑战,即如何提出一个合乎理性、合乎公正的判断。”

关于信息碎片化时代如何保持理性的判断,景凯旋告诫在场听众,对于事实的认定问题,人性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忘记康德的话——首先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能力,对某件事物的出现加以事实判断,如果信息不确凿,就不要急于进行价值判断,可以等到事实的澄清——这种能力不仅对知识分子很重要,对大众来说也很重要。

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托尼·朱特的思想有着怎样的启示?景凯旋认为,理解他的思想的关键,在于明白“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肯定”。“托尼·朱特曾经谈到他很欣赏的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用了一个词——怀有畏惧的自由主义。他认为,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同时我们能解决的也是当下的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人类不是像上帝一样的存在,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主宰一切,所以我们只能面对我们的问题,不断解决问题。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你有试错的机会,你有选择的自由。”

来源:界面新闻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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