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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文明失范,病因在中国文化的“早熟”

2018-11-14 09:0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社会依旧存在很多因为基本文明常识匮乏而产生的“奇观”:高铁霸座,人狗大战以及前不久的重庆公交车坠江惨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因为“早熟”而生的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暧昧五个表象病症。其中“礼义”缺乏明确的客观标准和制度规定,似乎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根源。

梁漱溟

中国文化五大病

作者:梁漱溟

选摘自《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九六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幼稚

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

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论,个人且将永不被发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

再如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

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稚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老衰

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

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机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更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

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

举例言之,如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了。

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为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不落实

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

慈孝仁义, 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与说它是民主,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民主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事实上亦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

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梦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梦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又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

又我常说:中国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

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理性是不行的。经济为利之事,然而不独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间。总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只是理性多少问题。人类文化渐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环并进。然人的理性日启,则利与力的地位随以递降,这是一面。又一面,利发达了,人之所需无不给,则利亦不足重;力发达了,人人有力,则亦难以力服人。末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上完成民主主义,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决定一切。

西洋循现实之路以进,自能渐次达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积极的。中国理性早启,以普其利于伦理而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暧昧而不明爽

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

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与至低混杂而并存,一面是其历史时进又时退往复而不定。盖暧昧不明之病与其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

来源:文景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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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4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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