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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关于八十年代

2017-09-08 08:5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泽厚 阅读

   口述:李泽厚 撰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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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标准的四年。那四年,学校里运动不断。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根本没法毕业的,因为根本没上个几年课。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后来三反五反,接着又是思想改造。我算了一下,我在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上课,当时思想改造的时候,老师们也不允许被讲课,比如说冯友兰。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肺结核。1950年的时候,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进行身体化验之后,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有另外自己的食堂。

   后来病治好了,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从那时候起积累的一些原始资料。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的比较早,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即不喜欢和人交流,也不喜欢向人请教,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大学的生活过的很平淡,生活也很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而且还是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这些我曾经在文章中讲过一些,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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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

   我记得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他很称赞我。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学习”,在运动中作“运动员”,另一方我也不喜欢交往。倒是在我毕业之后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25岁。不过就是在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对于那些老先生,既没有盲目的崇拜,也没有盲目的批判。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崇拜的不多,批判的倒是不少。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还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二十年、五十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说到当年的美学大讨论,那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查查当年的报刊。之前我还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便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情况是你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根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一个月。当时敦煌还不像现在管理的这么严格,那些洞窟可以随便进。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这个人不大跟人接触,这是从小的个性,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了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名额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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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的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很紧张,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能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我当时单身,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一个人在那里过吧。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那么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那怎么能饱?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们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时候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大概也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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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0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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