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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王家新谈范雨素和余秀华

2017-05-11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阅读

  也谈“范雨素”与“文学性”

  王家新

  范雨素“一夜成名”后,各种评论也多了起来。但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宁愿相信普通读者,普通读者靠的是他们的本能和直觉,好就好,感动就感动,而那些所谓“专业人士”却在那里打太极,天知道他们在兜什么圈子。

  我也本来不想就此说什么。但看了余秀华的反应后,我感到有些必要了。关于范雨素,余对记者讲了四点:“一,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的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四,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说实话,我有点惊讶,因为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余秀华说的话,也不应该是她做出的“姿态”。余后来在其微博上为自己做了辩护:“难道文学性不重要”吗?云云。文学性当然重要,谁也不会否定,但她忘了,范雨素并不是什么作家,如她自己声称她只靠苦力吃饭,不靠写文章谋生;那些受到感动的人也并没有把她的文章奉为文学经典。“文学性”不应是一把板斧,用来砍向她这样的打工写作者。

  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看“文学性”,仅仅是指技巧和文字功夫吗?去读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吧。其实文学本身、写作本身即包含了它自己的伦理学(虽然它并不直接等同于生活中的那种)。或者说,除了灵魂的追问、精神的拓展和提升等等,“文学性”也是有着它的底线或“道德的最低限度”(阿多诺)的,这个“最低限度”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尤其是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灵。我想也许正是出于这些,米沃什在《阅读安娜·卡米恩斯卡日记》中才如此说道:

  “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诗人。而这才是关键: 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那些艺术的把戏。”

  多好!这才体现了一位大诗人不同寻常的眼光和气度!而我之所以对余秀华有点“惊讶”,是因为当初她恰好就被一些所谓的诗人以“艺术的把戏”贬低过,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正是看了那些反应,当时我曾这样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记者:一,余有才华,有一种“偏执”、不羁的个性。她就那样写了,管你承认不承认。二,我不想说出人们对余的那些称呼。她忍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屈辱、压抑和折磨,但这一切成就了她的诗。如果非要给个说法,可以说她的诗是一种“过剩时代的饥饿写作”。一旦“满足”了,也可能什么就没有了。三,“诗歌怎样走向大众”?余的诗其实并不那么“大众”。她读了不少书,吸收了当代诗歌的很多技艺,但她很有个性,甚至有一种特殊的创造力。你完全可以说她不完美,但她的不完美却冲破了你的完美。四,“余的诗有多好,多高?”我没有下定论的权力,但她那些痛苦的诗,不同寻常的诗,首先应该唤起的,是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诗的尊重,等等。

  但没想到,才刚过两年多,余秀华就以当年“不屑”于她的人的那种口吻和姿态讲话了(而且是对一个同类,甚至更弱、更无招架之功的同类)。我当然仍相信她的本质,但我在想:这是她一时的不恰当反应呢,还是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和文化界的一些痼疾?

  当然,我无意要求于别人什么。这只是有点触痛了我,也引起了我的一些警觉。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天前,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后,我让他读范雨素,他妈妈听后也连说“好,对!”现在的孩子都太娇生惯养了。那么,我们希望他能从中读到些什么?仅仅是一个做家政的阿姨艰难求生的故事吗?

  范雨素,湖北襄阳人,我的半个老乡(和我老家相距不远)。她让我想起了家乡鄂西北一带那些随便生、随便死的农村妇女。她那“养育了五个娃子的母亲”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她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写给母亲的:“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指参加土地维权并被拽脱了胳膊臼)……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请留意,这位打工者的写作是从“愧疚”开始的。在我们这个贫富悬殊、充满不公不义而又“娱乐至死”的时代,许多“文学”都显得洋洋自得,一派盛世风光,但还有这份“愧疚”吗?但是如果没有良知的刺痛,泪水的涌出,我们还有什么真实感人的文学可言吗?

  在范文中,有一处对我来说还格外刺痛:在她童年时,村里人大都爱找茬欺负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来的钧(均)州移民,她母亲经常出面阻止。这对她触动很深,影响久远。而我读到这里不禁暗自惊心,因为我的外祖父就是由均州移民到襄阳一带,并因受尽屈辱最后在那里上吊自尽的(谁让他是外地人,又是地主出身呢)。

  所以,我完全信任了她这样的叙述:“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没有任何夸张,更没有那种打磨得过于精致的文学性。这种朴拙的文字所传递的,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贵、也最缺乏的东西?!

  范的生平我们都已了解。上学只上到初中,在北京打工时凑合嫁了一个酗酒、暴力的丈夫,但她没有像有些农村妇女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一支笔”。她要讲述她的“苦巴巴”的故事了。但她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在“要求同情”吗,不,她让我们感到的,却是苦难也不能泯灭和扭曲的人性之“善根”,是对生命的感恩,尤其对母亲的爱的感恩。她是这个社会最卑微的一员了,但她倒是对那个每晚化夜妆“伏地求食”的太太,对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对那些“维稳的年轻娃子们”都有着一份可怜和悲悯!

  她的不在乎、坚韧和豁达,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母亲。她那旁观自己“拙劣一生”的自省和幽默,我得承认,为我们的“高蹈”所不及。她的文章不仅感人,甚至也让人“偷偷的乐”,虽然那包含了一种含泪的笑……

  余秀华在为自己对范的评价辩护时说:“文学性就是生命性,……只有好的文字才能感动别人”。那么,难道范的文字就没透出一种“生命性”?难道她用不好的文字就蒙骗了我们?“还有人说范雨素写的比许多专业作家都好,他们眼睛老花我就不计较了。”读者中有人这样认为很正常,而且在我看来也的确如此!范不是作家协会的那些作家,文学方面也的确不如,但是“专业作家”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吗?当一切都打磨得过于光滑或包装得过于奢华,“专业作家”们就不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吗?

  范的文字的确是“草根性”的。她的语言都是生活中磨砺出来的,或拣来的。她的行文中也夹杂着一些陈词滥调,但她却也能有效地化用一些套话(如“活着是硬道理”,等等)。总的来看,她的文字中有一种质直的、野生的、道听途说的民间味道。至于范的“文学水准”究竟有多高,这要等我们读到她更多的东西才能判断。但就这篇文章来看,她知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还知道如何省略、如何把一些片断“装订”在一起从而显现出她的一生。最精彩的自然是大家都赞赏的那个结尾: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文章至此结束,在我看来,这甚至比叶芝所说的一首诗完成时的“咔嗒一声”更为完美!

  尤其是一个“捧”字,其感人力量,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亚于“少陵野老吞声哭”(杜甫)的“吞”字。一个“捧”字,把这个世界最后一点残存的亮光颤微微地捧到了我们面前!

  她是在“贩卖苦难”吗?而为她叫好的人都是在从事“道德绑架”吗?算了吧。对这类常见的论调或“不屑”的姿态,我都不想说什么了。

  现在,我只想再谈谈余秀华的“谁有资格同情谁?谁又需要被同情?”这话看上去说得很洒脱,从某种角度看也有理。但是我们在面对屈原、杜甫的作品时能这样说吗?显然,离开“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就不会成为屈原;而没有深厚的同情心,杜甫也不可能成为杜甫。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这种生命之同情,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传统最深厚的“文心”所在、本源所在。

  当然,这种生命之同情,不单是像人们所说的“忧国忧民”那样简单和老套。即使在杜甫那里,不仅对苦难中的国家山川、黎民百姓,他对前贤友朋、花草虫鱼等万事万物都怀有一种休戚与共般的同情心。这才是从他生命中发出的“热”与“力”(顾随评语)。这种生命之同情,还面对着弱者,面对着“他者”,面对着动物。余秀华的诗,最初打动我的,其实也正是那首《我养的狗,叫小巫》(“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而不是她那首被媒体炒作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范雨素的文章中,也有这样一处“闲笔”:“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也就是这样一个“心疼”,一下子把我们这些读者和她这个人贴在了一起!

  的确,我们都“没有资格”同情谁。我本人也很不喜欢那样的姿态。我的嗅觉同样苛刻。在一个权力社会,我们其实都是“社会底层的弱者”。但我们这些爱书的人却可以“心疼”一本书吧。在艰难求生的人世,我们总可以伸出手臂来拥抱或搀扶一把那些比我们更弱的弱者吧。

  而如果是一个作家和诗人,这种“同情心”就更重要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文学性”的本源所在!这不仅会使他跳出自我,进入一个更广大、真实的世界,他的爱、理解、同情、敬重和悲悯,也只会使他的文学世界变得更为深沉博大。对此我们还需要举出例证来吗。

  我说这些,不仅是对余秀华这位老乡,也是对我自己的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太把自己的身份和一时的功名当回事,也要对消费时代的那些“小资调调”和所谓的时尚保持警惕。这也是我在谈蓝蓝时说到的:这位诗人好就好在“没有忘本”,她仍忠实于她最初的那一阵“瑟瑟发抖”,或者借用策兰的一句话说,她就一直处在她“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自身生物存在的倾斜度”下言说和写作。说到底,一个诗人最大的美德在今天仍是“忠实”于自己,而不是跟风走。

  最后,还是孩子。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但我和他母亲绝不希望日后他成为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总是要他多关心、体谅一些他人,别那么自我中心。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出了个范雨素,我们才如余秀华所讥讽的那样“找到个榜样”。就在今年清明,我还陪儿子去“扫墓”——为这两年间夭折的一只兔子和一只小仓鼠,它们都安葬在小区花园一角。没有墓茔,青草也还没有长起来,我跟着孩子蹲在那里,而那些曾活蹦乱跳的躯体,早已在泥土里腐烂:“但我仍看到它们的眼睛/——那珍珠般殷切的黑眼睛,/过去是在铁笼子里,/现在是在初春的空气中/与我一一对视。”

  一首小诗而己。但是,如果我们感不到这种生灵的“对视”,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所谓的诗人,我们也就完了。因为那不是别的,那正是我们的天赋良知。

  20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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