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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李小山:“当代艺术家”开始萎缩

2012-09-10 09:30 来源:搜狐文化 阅读

  记者:近十年来,你似乎不参加艺术研讨会,不接受采访,不写文章,不策划展览,原因是什么?这些年,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李小山:前一阵,好心人把我的几篇文章贴到网上,朋友打电话给我,告知此事,我上网浏览了一下,发觉都是我多年前的旧文。我近年来一直刻意尽可能少参加会议,少接受采访和少写文章,少策划展览。因为大部分会议纯粹是消磨时间。至于采访、写文章和策划展览等等,我发觉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见解、思考和能力并没有与时俱进,老调重弹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忙忙碌碌,动静不小,但却是一种低层次重复,了无新意。反正,我这点自我控制能力是有的,做不好不如不做。另外,现在众声喧哗,太闹了。例如大家借助网络,各种议论和观点、吵架和漫骂,简直铺天盖地。表面看,是一种言论自由和民意表达(当然,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起到了社会纠错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端:一方面,社会的恶并没有因为言论和民意有所收敛,有所改善,相反变得更为强硬和狡猾,言论也好,民意也好,在与恶的博弈中,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于言论与民意的非理性方式,放大了其自身的缺陷——混乱、狭隘、好斗和毫无约束,最后必定是内耗殆尽。我一直认为,我们民族像老小孩,小孩的特点是什么?用不着我多说。重温恩格斯的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反之亦然。我的想法是,社会的恶固然是社会机制的产物,其实我们人人有份,别指望谁可以超然在外。有些人欢呼网络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的感觉比较迟钝,虽然感受到了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只停留在表层,很浅显。正如我始终觉得网络只有意见,而无思想,看看众多意见领袖的表现即可知晓。没有深邃的精粹的思想做为轴心,意见就像一阵阵的风,东边刮,西边刮,最后无影无踪,改变不了什么。

  记得有一次读了王蒙一段话,大意是他去许多国家,见过许多事物,一副见多识广的表情。按汉语的逻辑,见多只能识广,不一定识深。但是识深比识广重要一百倍。最通俗的例子无非是康德,终生的生活圈子不超过十几平方公里。再有的例子便是卡夫卡,我顺便推荐一下他的《谈艺录》,比广为流传的《歌德谈艺录》更厉害,我指的当然是“识深”。思想探险不是靠阅历,靠广泛,而是依据人对自身的境遇、存在感等等关系的深切探究。这么多年来,我看惯了纷纷扰扰的世事,听多了各种喧嚣和口号,认识到一个问题,批判性和对抗性仅仅是一种姿态,代替不了建设和积累。所以,我宁愿以自己薄弱的才华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写作中,力求积淀一些东西,这样,才不至于随风而飘。

  记者:如今,你担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接受媒体采访,你希望你能改变什么?

  李小山:从实际处境和实用立场出发,我肯定有所打算。南艺美术馆是新馆,一切从头开始:场馆是新的;人员是新的;经验也是新的。我们馆年底即将开馆,各种工作压在头上,我希望得到很多支持,而媒体是最便利的通道,可以迅速传播我们馆的各种信息,与圈子内外取得广泛联系,便于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如何办好大学美术馆,如何在眼下整个文化生态不理想的情况下,做出一点成果,是我当户之急的考虑。我希望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想法提供给大家,同时也希望获得朋友们的呼应。正如俗话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我承担了这个工作,我应该力争做得象样一些。

  记者:你说文化生态不理想,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李小山:这是一篇大文章,这儿我作个比较简略的概括。很多人指责我们的社会缺乏温度,缺乏弹性,缺乏凝聚力,缺乏认同感,缺乏许多与人性协调的东西,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很少人胸怀希望,拥有幸福感。问题出在哪里?在思想理论圈里,两种观点始终对立:一是制度决定论,二是文化决定论。前者把解决问题的方案交给了制度变更和制度转换,以他们所推举的普世化制度来扭转我们社会的颓势;后者则把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统统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传承上,从而断言制度救不了文化传承带来的娘胎病。社会制度是社会文明的窗口,从中能够窥测到方方面面。例如,翻翻国际共运的历史,清晰地看到,从第二国际开始,有很多思想家开始质疑决定论,他们把决定论划归为独断论——而独断论的后果,在苏联的实践样本中可以一目了然。而之后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基本上修正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试图从制度设计上消除独断论的阴霾。我敢说,我们眼下在制度问题上的繁琐的争执,甚至没有超出上世纪四十年代中的《新华日报》社论的范围和水准。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是历时性的,在共时性的阶段,人类文明的基本成果是可以共享的。小布什调侃过: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功,不是因为科学技术或其他方面,而是发明了一种制度,把权力关进了笼子。从西方名著《法的精神》到《正义论》,无不证明现实确实如此。

  如果说,文化决定论是经验主义,制度决定论是理想主义。经验主义的言论具有说服力,结论却是悲观丧气的。理想主义则是一种高调——高调的东西具有吸引力。难点在于:制度问题和文化传承问题像一团乱麻缠绕在一起,若先若后若重若轻,非常复杂。古人早已说了,其表在政,其理在学。就是说,制度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是帮助我们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一元论和多元论,一致性和差异性等等关系的钥匙。就像几十年前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书中描述的,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共谋”的根源。

  眼下,我们的耳朵里常常听到这种言论: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上扬眉吐气的时候也指日可待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文化既不能从对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中生长,也不能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攫取中生长,更不能对未来的无限透支中生长。开个玩笑,如果马克思再世,想完善他的剩余价值研究,来中国好了,足够给他老人家呈上最丰富最详实的材料。经济和和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恰恰证明了文化自身的惯性和逻辑。很多人不厌其烦谈论我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严重扭曲,人人在做升官发财的美梦。几乎没有比我们同胞的生活目标、生活价值更单调更单一的了,我们像一大群被逼入一条无可逃遁的巷子里的羊……话又得说回来,就如欺骗和谎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有人把原因推到市场经济身上。然而几十年前,市场经济离我们尚有十万八千里远,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为当时的狂热冒进提供过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吗?那时侯的谎言简直比天还大!更早的时候,鲁迅时代,这位斗士不是一直愤愤于知识者喜欢“欺”和“瞒”的恶习吗?国民人格的塑造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里完整地完成了,让我们无时不感受到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奔腾不息……我想附带指出一点,国民人格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公民社会之上,这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基石。每个人的公民意识远比雷锋精神来的重要。道德楷模很多时候时只是一种致幻剂,当公道人心早已遍体鳞伤,道德楷模不过是吊在半空里的幌子。我的朋友说的好:善是一种愿望,恶则是一种力量。

  记者:艺术界的情况又如何呢?

  李小山:艺术界是当下整个文化生态里的一个切片,把这个切片拿到实验室,放在显微镜下,便可清晰地推测到肌体的全部。艺术界的主流价值观与我上面所说没有任何区别,权力通吃,急功近利和标准扭曲。我们的美协系统,画院系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手握的资源也是独一无二的。举个例子,书画的市场价格很多是以美协书协主席、副主席、理事职位来决定,所以职位自然比画得好写得好更重要,在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指望什么?其实,权力掌管的文化部门无一幸免。譬如电影、文学、音乐等等,底色都是一样的。再举个例子,作家协会作为统管全国几千个专业作家的衙门,无疑主导着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看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吧,它们难道不是作协内部的分肥行为?其结果难道不是在鼓励保守的文学观和陈腐的文学趣味?本该活生生的文学创作被弄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僵硬的秩序化的东西,作协是首当其冲的。艾略特说的好:文学创作最大敌人就是面对的文学秩序,而我们面对的秩序更是硬生生制度化秩序。有人宣称,那些协会、画院机构之类尽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早取消早好。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与天文数字的“三公”消费相比,与权力寻租和侵吞资源相比,协会和画院花的是小钱,它们的存在是一种标记,证明体制对于控制思想及创作的合法性。

  标准的扭曲必然带来各种乱象,也必然导致艺术实践的自我矮化。当然,艺术是人的对象,人的自我矮化才是本质问题。我写《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我说中国画穷途末路、不客气地批评很多画家的时候,李可染在世,刘海粟在世,黄胄和程十发也在世,事过境迁,现在想一想,有谁接近于他们的高度呢?即使有,或许正被彻底边缘化,彻底挡在利益圈外面,等待时间去发现。现在的大师、名家满天飞舞,目不暇接。几个月之前,有人想组织一批书法家出访日本,问我能否提供一二十个书法家的名单。我说我不敢,现在是书法热,热到了高烧程度,全国有一千万个书法家,其中有一万个大师,从这么多大师里挑一二十个,太难了,反正鄙人不敢。

  记者:如果说艺术品是奢侈品,你认为当下最奢侈的艺术精神是什么?

  李小山:莫过于无用的、非功利的精神,这是当下的稀缺之物,是艺术与人生本该具有的真实关系。我很赞许余华说过的一句话:大师面对虚无写作,工匠面对读者写作——只可惜他自觉自愿为他的读者而写,虚无感荡然不存。

  记者:那么,艺术家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李小山:博伊斯鼓吹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一种把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划等号的艺术观念,或者说,是他心目中的艺术活动的理想状态。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艺术家是社会分工的一种,是谋身、成名、获利的手段。按照艺术的社会学标准,一个艺术家能够参加国际艺术大展,作品被顶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受到众多批评家、策展人的哄抬,作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高得吓人,都算是成功的标准。我不否认这样的艺术家中也有优秀和杰出,但是它毕竟是外在于艺术核心的表面文章,算是成功的第一个层次。接来下还有所谓艺术史的成功,这是对艺术家更高的要求。一个艺术家能否进入艺术史并留下丰碑,一看他的观念,二看他表达观念的完成度——拿竞技比赛做比喻,运动员必须选择高难度,同时又有极其完美的完成度才能获得金牌。有的艺术家在世时太超前了,所以只能死后哀荣,众所周知的人是凡高。不过,凡高害了许许多多后继者。我接触过为数不少这类角色,资质平平,却自认为怀才不遇,整天怨天尤人,恨不能把这个世界炸平才甘心。还有一种成功最令人心悦诚服,例如杜尚。在二十世纪,如果只能挑一个我最喜欢的艺术家,肯定是他,因为他的一生便是一件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

  记者:30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小山:一般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是舶来品,是西方的馈赠。我经常引用马克思一句话: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则是后者未来的发展图景。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能在已经具备历史条件下造就自我。凡有过一些经历的人都记得,中国当代艺术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地上,从受压制到成为时髦的一段历史。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当局自我修复、自我净化能力最突出的体现,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与丰富也是全方位的。当代艺术不过是其中的一片枝叶,但这片枝叶给了我们深刻解读。首先,当代艺术就其定义而言,并非一个时间概念,它还包括前所未有的各种艺术表达的类型。相对传统的国、油、版、雕等,出现新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而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现成品,我们只是“拿来”。其次,所有为艺术史添砖加瓦的艺术家都天然地拥有了道德尊严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创新之举不伴随着压力、冷漠和打击。中国当代艺术家也同样经历过,更有甚者,他们还肩扛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负,结社、展览、出版无不困难重重。第三,中国当代艺术是典型的墙外开花墙内香,功劳本上不得不记上老外一笔。第四,我赞成吕澎的观点,没有市场和资本就没有中国当代的顺利发展。靠道德靠精神靠信念,固然可以支撑一个艺术家开山辟路,但形成不了气候。由于老外最先买单,逐渐带动了市场——而市场本身是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市场上只有买卖,如果道德和意识形态可以买卖,一样流通。

  有些论者由此指责,中国当代艺术先天不足,只有资格参加残奥会。在一个充斥着保守、僵化和极度排外的文化生态里,当代艺术在整个艺术领域曾经一枝独秀,代表勇气、高傲、突破和前进。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艺术史书写中,当代艺术是无可争辩的真正的主角。

  这里同样需要指出,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较长的时间内匍匐在西方艺术的阴影之下,策略化的设计太多,导致了亦步亦趋、原创性弱、过早结壳等毛病。近些年来,不少当代艺术家开始萎缩,症结仍然在于娘胎病在作怪。

  记者:当代艺术的本质是反标准化?反精英化?反体制化?

  李小山:当代艺术的脑袋后并没有长反骨,并不会为反而反。当代艺术只是提倡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艺术创作是个体行为,但是每个个体都社会成员,受到各种社会秩序和习惯的约束,都是千人一面的。艺术家可不是这样,他们是敏感的人,不安分的人,秩序和习惯是他们创作的天敌,所以免不了发生冲突。至于标准化和体制化,那是一种刚性的东西,精英化却是弹性的,如果说伟大的艺术家不是精英,那是什么呢?

  记者:过去二十年,产生了大批利用“毛”形象或“文革”符号的作品,可否称为艺术史上常见的美学弯路?

  李小山:美学弯路?这个提法有点意思。我前面说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很讲究策略,有的用“毛”形象,有的用“文革”符号,还有人用中国传统元素,譬如火药、文字、灯笼等等。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也容易因中国身份而获得认同。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艺术史是西方当代艺术史的一个小章节,意思是清楚不过的。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都有他的文化属性,因为没有人可以凭空创作,按实验心理学的说法,即便连胡思乱想也是有潜在依据的。我的看法是,艺术其实不需要很多附加的支撑,它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游戏,老艾不是玩得很好吗?

  记者:中国艺术家想在全球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最应该搞清楚什么?

  李小山:全球化是回避不了话题,但是在眼下,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中国艺术家不可能把眼睛盯着埃塞俄比亚,盯着洪都拉斯,盯着柬埔寨。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西方,听他们的评价,看他们的脸色。许多年来,关于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争论没有消停过,而且还会继续下去。中心只有一个,即西方。当阿拉伯人、印度人大谈东西方冲突时,中国不算不内。读读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吧,中国占过比重吗?有一点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趋势里,应该包含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地域性,这不是指我们熟悉的政治术语里讲的世界多极性。同时,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在过去两三百年内,中国对于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实在太小了,这或许是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地方。

  记者:艺术院校的学生面对成名成家和各种诱惑,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反思教育中存在的什么问题?

  李小山:老师的头脑都乱成了一锅粥,还能苛求学生吗?教育的弊端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有学者甚至惊呼,再按现有的教育模式往下走,学生将退化成动物。在种种激愤的言论当中,至少显示了一点,即现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随着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严重挤地压学术空间和思想自由。导致教师队伍精神涣散,职业素质下滑,我曾经把我的一些同事形容成三不主义:不读书,不研究,不上进。所以,没有理由责怪学生,大的环境和氛围如此,与清不清醒其实已无关系。我上课时虽然尽力试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总以苦恼告终。有句名言叫做,青春不是年龄,而是状态。当多数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求知欲,丧失了好奇心,才是真正的死穴。就如一个人面对丰盛的饭菜,什么也不想吃,患了厌食症的人,你能指望他身体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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