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的“挪用”与文化诗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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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当杜尚挪用一个便池放进美术馆时,问时发生的事情不仅只是使用方式的变化,而且还有空间位置的改变。这意味着物体的“事变”是需要空间的。当然,这个空间在本质上不是物理的自然空间,而是文化的、有含义的空间。用语言学的术语来界定它,这个空间就是语境,是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空间的特性构成了杜尚挪用现成品行为的文化依据。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维特根斯但关于日常生活语言的哲学思考上来。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行为都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如发出命令,报导一件事,感谢,咒骂,请求等等。有多少种语言游戏就有多少种生活形式,所以,“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⑥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语言既然是游戏,就像游戏一样有自身的规则,而不同的游戏规则也就有不同的用词的方法,同一个词汇因此而产生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的概念转换为“文化世界”和“生活领域”的概念,我们就能理解杜尚“挪用”现成品行为的文化依据,因为很显然,杜尚的“挪用”行为之所以是艺术行为,他“挪用”的便池之所以是艺术品,不仅在于如迪基所说的那样存在一个“艺术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存在着与“艺术世界”并存的丰富多样的“文化世界”和“生活领域”,在人类社会中,它们一方面相对独立,有着自身的规则,也要求生活于其中的主体有其符合规则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以及对物体的使川、交换、陈列的特定方式;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前者使物体的性质具有确定性,也规定着对物体的使用方式;后者则为物体的性质在不同文化空间和生活领域中的流变、交换、转换、生成、交流、集合、拼贴等提供了可能性。这意味着,人类不仅生产和创造与自然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产品,如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工人制造的机器,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宗教领袖创立的宗教信仰体系等,构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和生活领域,而且同一物体还可通过不同文化世界和生活领域之间的交流、交换,或者说流通来增加、生成众多的性质,转换、流变为其它性质的物体,由此而形成新的文化世界和新的生活领域。这也许可以说人类不仅创造文化,而且文化自身也具有创造和生产能力。想“文物世界”中的文物,大概没有一件东西在开初就是属于文物世界的,所以,杜尚挪用现成品行为之所以有可能,也在于上述人类社会的文化特征为其提供了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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