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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一田 | 诗,出自隐逸

2022-09-05 08:45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彭一田 阅读

彭一田

彭一田,男,1958年10月生。独立诗人。出版诗集《边走边唱》、《然后》、《太平街以东》,1994年第三届柔刚诗歌奖主奖得主。


子文:

得空给你这写封信,回应上次我们在竹山下小聚时,你的那些提问。

诗性是人人皆有,万物皆有的,问题在于一个生存者写下诗意的过程充满歧途。以写诗来择出滚滚红尘里的自己,大抵是很多为诗者的本初之心。就个体精神层面而言,诗歌既是内心高蹈的存在,又是自我修为的一种方式与路径;若以职业态度写诗,显然事关人格的独立性。

一名元文本意义上的诗人并不等于非得要拥有现代政治意识,与公民精神才行,人格精神独立才是诗写者最重要的品质保证。还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作为“公民”的一份沉默,所以才能出现具有个体意义的“诗写”。就现代文明而言,一名诗人同时是公民(享有公民权利),但一个公民并不一定有能力向人世间尽一名诗者的义务。诗人意识和公民精神是两个维度上的事情,不能也不可以相互等同与取代,事实上多数情况下,是不想被“公民”,所以才悄然写诗,而“独善其身”历来是汉语诗歌的一种特质。

对诗歌而言,一个人就是全世界。诗者不是因为集体梦想,而是由于个体的祈祷在托举未来,一一未来类同于宗教中的“无我”。现实生存环境造成的惊恐,内心对美的憧憬,以及个人的修为愿景等等,糅杂在诗意之中,尝试得到文本形态的衍化。诗写者以修为去领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只有具备修为意义的诗歌才具有自洽和完整自足性一一:诗是以对内在世界的隐喻,而不是对生存镜像的映像式表现与抒情式反映,去见证自我存在的。

社会上,将诗歌当作“媚俗”手段和“战胜别人”之武器的作者不在少数,戾气已成为那些将分行当“利刃”的“诗人”们的日常表情。但是,真正的诗歌不仅是生存意义上的“无用”,而且还是存在意义上的“我无求于天下,则天下于我无用”之“无用”。学会与自己和解的同时,慈爱万物是诗歌的基本要义;自我修为之风骨在汉语诗歌中有渊远流长的传统,比如从寒山子到陶渊明,从苏轼到弘一,从白居易到黄庭坚等等,无一不是。

在祛除内心惶恐方面,诗歌大都以“化重为轻”的方法扬弃沉重的外在历史。举重若轻也许是一个遁词,但反讽、解构却是现代诗技艺的要素,它们关系着形式和意象的建构。解构也是一种建构。有人说,现代性既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也是对世界的重新发现,因而“现代”、“后现代”观点就不是人为的说辞。如何在一首诗里实现从“明喻”、“暗喻”,到“转喻”的三大跨越,分别关系到诗者的”边界”,和诗歌“空间”。真正的诗人具有通灵性,其灵性表现在元文本中首先是气韵。诗歌离不开形式、节奏、韵味,和气度等灵性要素,一件作品里若是缺了它们,既便文字分行,也算不上是诗歌。诗歌是由气韵来结构的,形式是诗歌文体的基本范式。

民间和官方原是本然意义上的“天敌”关系,但如今的诗坛似乎能将两者调和在一起了,而且它们还不是分居在同一枚“镍币”的正反两处,而是聚居在同一个面纹上,随心所欲上下易手。不少写诗者出于情非得已的生存考量,不停地在“两头下注”的路上奔忙。所谓“民间”实质上是无间道,如同官方诗坛伪诗太多一样,“民间”同样充斥着伪诗,乃至其本身就是伪民间。这些诗歌的社会学现象,对于“向内”的诗歌修为者来说,是不会受到干扰的,因为不同的“诗写者”之间,原本隔着大海与天空的距离。

写作是一回事,发表和传播则是另一回事。构成诗歌形态“横剖面”的首先是诗歌发生学,元文本是核心,由诗歌作者提供。其次,是诗歌阐释学,由作者本人或者“第三方”提供。通常人们所见到的“第三方”大都由同修,也有可能由其他一些人构成,其中不少是读者意义上的“食客”。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阐释学中的部分范畴原本就是溢出“诗歌”框架的,这使得不少阐释者每每以全知角色自居,以上帝的口吻谈诗。将社会学知识套用在诗歌的阐释学上,这是当代诗歌主流阐释的重要构成与基本篇幅。再次,是诗歌流通的生态构成:生态即平台、即刊物、即社团、它们属于诗歌社会学的范畴。通常来说,诗歌发生学让人们对作品“知其然”;诗歌阐释学则可以让人们对所阅读的作品“知其所以然”;诗歌社会学则创造出可以让一些人“成名”的机遇,至少是一种“露脸”的平台。而这三种维度交叉和纠缠到一起,就往往使得对诗歌雅集的诉求人为地变成了“非诗歌”混群,也因此,人们所能公开读到的诗歌作品,本身就往往带有某种无间道背景。

现有的不少“诗歌理论”是从泛社会学中套用过来的,那些“见解”大多因外行而“粗陋”,而粗鄙。它们不能阐释诗歌之发生的真相,更遑论去引领人们深入诗歌本身。在这些诗评家的观点里,诗歌是按作者所在的社会行业或性别属性来区分的,比如“农民诗人”、“军人诗人”、“官员诗人”、“打工诗人”、“美女诗人”,乃至“妓女诗人”等等,据此派生出“打工诗歌”、“军旅诗歌”、“女性诗歌”等等。我无意、也没有义务去评论这些人的诗歌素养,单看这种给诗写者贴社会学标签的简单、粗暴做法,实质上就是对诗人的严重羞辱。而一般读者因受误导,对上述分类法只能不加分析地给予盲从式认同,一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吃瓜时代”的一种特征。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那些飞蛾扑火般的分行书写者和准诗人们,众多以诗人自居的书写者,无数以为自己本身就是大厨的人,一再放弃了自己对“手艺”的把握,和“味道”的判断,他们以食客们的“胡言乱语”去对号入座,甚至是引以为荣的书写指南。个别写作者循此得到了实利,成为攀附公器和挟国家文化自用的“著名诗人”。

诗人有两大类,一类是自我认定的,坚信个体才是诗歌的基石,另一种则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加冕或钦定的。这里举一例:30年多前,我生活所在地的文联有人对我说:“你没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过作品,算不上是诗人。”后来,我发表了若干诗作,有了一些诗名之后,他们中又有人对我说:“你没有作协会员证,算不得诗人。”当地一个拿了省级会员证的人讥讽我是“黑道诗人”,他说我之所以有一些“出名”都是体制外活动得来的,“那是根本算不得数的”。那人所说的“体制外活动”是指柔刚诗歌奖,我投稿参选得了第三届的主奖,被“著名”了。那人也是写分行文字的,他说我是“黑道诗人”的话,被另一个人写进文章,刊登在当地的党报上。他们认为我不向组织靠拢,不经过批准就擅自写诗,竟然还通过得民间诗歌奖私自出了名,“这还了得?!”说我是“黑道诗人”的这个人年纪要比我小好些岁,但据圈内消息他早在几年前就死掉了。其实对此我一直没有上过心,现在也只是当笑话说给你听。

我在上世纪末曾写过一文,其中这样表述道:“诗歌的形式可以相同,但诗人的理由则是不同的。”事实上我一直拒绝外部势力称我为诗人,我曾以玩笑口吻回应:“我也过性生活,但我并不是性工作者”。在现实生活的日常语境里,“诗人”这个名词常常是个伪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少数刊物以付费方式完成了“闭环”发行之外,诗歌阅读在社会范围内大多是免费的。因此,一名诗写者他即便以“诗人”自居,和职业、他人也不能形成“一毛钱”的关系。不同的年代与不同的生活环境,使得“诗人”这一称指的含义是不同的。我并不承认自己是从属于某一个地方的,或者是某个年代的诗人,那怕客观上,我早已经被“地方”和“年代”共同指认为“著名”“诗人”。

数量庞大的诗写者是“体制外”的,用诗歌社会学的话来说,他们是“草根”,这些得不到加冕与钦定的“准诗人”,一生在服“预备役”。人们应当看到的是,古往今来汉语诗歌的基本范式就是由这些富于牺牲精神的“准诗人”们所构筑的。他们首先是“自己”的诗人。我们回顾从“今天派”到“下半身”的历史过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出现”。近四十多年来的汉语诗歌在形态表现上可分为四个阶段。“朦胧诗”是由“今天派”裂变而来的,个别“朦胧”诗人趁时代政治裂变之机,改换身份,吃到了时代红利。相对于之前的“精英”(今天派和朦胧诗)时代、“群氓”(第三代和江湖诗派)时代,以及下半身(包括梨花体、好乳派、乌青体等等)时代而言,如今“吃瓜”时代的一大特征是:劣币驱逐良币。历史地看,“吃瓜”时代可能是诗歌生态演变中的一个下沉和回归的过程,尽管带有强烈的“末世”特色。

仅就诗意来看,世上无单独列出的“诗人”可言,因为诗性本来蕴含在所有生命中,诗意与万物同在。就人性层面上看,文化意义上的“诗人”是一种虚妄的存在,(所以在误入歧途的人那儿,诗歌成为战胜别人的一种武器,以及取媚于人情、团伙的“社交”方式,其作品通过体制和机制把持的刊物平台,在非市场化圈子内完成发表-发行-作者晋级的流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一首先是某些人职业的需要,据说这和“文明程度”有关,出现了诗人、采诗官、诗评家、文学教授、文学公务员之类的职业和职位。显然,在日常生活中,一个自称、或乐意被他称为“诗人”的人,除了其为人作派的态度与风格之外,可能还有出于自身利益的策略性方面考量。

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应用,有一种紧跟时事新闻、社会事件,以叙事+煽情为手法的写作方式颇为流行,其分行以“万事无不可诗”,但除了深重的戾气外,就是没一行文字有诗意,他们把分行写成热点事件的推广词和广告语。此类分行文字在朋友圈、微信群差不多是铺天盖地,有御用诗评家称之为“新闻体”诗歌。我称之为“快诗”,有时也径直称之为“微信诗”(幸亏你不写这样的“诗”,否则,我就不给你写这封信了)。网红文化是单向度的,体制“诗人”游走于以官方刊物为平台要素的生态链中。此类“诗歌”时效性强,稿酬又是按分行数计算的,一天弄个五、六首,乃至十来首都不在话下。江湖诗人则以此搏名,企求借社会性事件快速出名,其勤奋劲胜过无数的“自干五”,一天下来的产量不亚于官方那些享有薪水又拿稿酬的“诗人”们的最新力作。“微信诗”流行在官方诗坛和民间江湖,已成为当今汉语诗歌的一种病症。

在当代,通常所见的社团、刊物、微信群,大都以行政地理加以冠名。这并不是命名者弱智的表现,而恐怕是着眼于利益关系的一种考量方式。现实生活中,写诗的人通常是要被纳入属地管理的,因而对利益生态链的考量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身上了。以行政地理和景点区域为命名的、围绕属地利益的各种关系性群体,一开始便暴露出与诗歌本身南辕北辙的迹象。不少操办团伙者无非是借诗歌说自己的事,和做有关自身利益的事情,他们在构筑和打理自己的利益生态链条。有人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入手,组建诗歌群,理论上可以避免动辄戴上行政地理的旧套。以历史人文地理维度组群,对人们突破诗歌生态的陈旧思维格局可能有效。惟有诗学意义上的流派有可能抵达诗歌真谛,故以雅集为平台、为初心、为出发地,以流派探索为目标、为领悟、为修心,才可能是诗歌生态建设的一种较好方式。雅集方式是汉语诗歌的优良传统。

自古以来,真理都是常识性的,但恰恰是常识更容易出现认知的问题。比如当下不少人对诗歌的认识:汉语诗歌不叫汉语诗歌,而称之为“中国诗歌”,汉语诗人亦被称为“中国诗人”。须知,语种和国度是属于两种不同维度、指向、内蕴的范畴、概念,只有语种才是诗歌元文本的母体,而国度属于政治地理概念。又比如,以写作者的年龄为诗歌代际一一每10年为一个代际。等等,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无处可以说理”了。广义地看,文化意义上的诗歌形态,离不开作者、读者、阐释者、平台组织者对诗歌生态的正确认识和诗性选择,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将反作用于人们对诗歌的认知,与认识态度。

诗歌的读者问题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同时也是诗歌知识共同体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文学教授就是以兜售贩卖这种知识共同体为业的)。在坊间,所谓对诗的认知大都不过是萧规曹随人云亦云,而诗人写作的意义正是在于不断突破业已凝滞的知识共同体,引领读者去走出陈见,更新对诗歌的认知与理解。以己为矛,以诗为盾,私人写作的诗歌文本意味着双重独立状态,一重是相对于以官方刊物为代表的时尚和主流的诗歌模式,和文学价值观,另一重是相对“人民大众”这样的名词涵义的文化认识,和社会层面的生活认知。举例说, 对于真正的诗歌来说,“民主”和“人民”这个词一样,是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实质上“民主”和“人民”又往往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借口,一一但它们所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只能是一种文化背景,而不是诗歌本身要关注的内容与形式问题。

因生活环境造成的物象与心象之巨大反差,我对外不以“诗人”自居,日常生活里也不愿意与太多被称之为“诗人”,或自称为“诗人”的人为伍。我乐意把自己埋藏在芸芸众生里,喜欢和工匠、手艺人,那些具有技能特长的人接触,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艺术家。而且,他们的工作比我写诗要强很多:既能创造,又能赚钱。以艺术养生的前提是肉体生存,所以在当代语境中,网络读者称我为“诗人”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轻慢,流行诗坛称我为“著名诗人”,是对我的莫大曲解。对于一个奔波在“体制外”的求生者来说,写诗确实是奢侈的,以“诗人”去称谓自己堪为矫情。以诗之矛,以为己盾。我是一个内心要和自然山水为伍的人,不是那种要将文化知识和社会身份作为“诗人”前缀的人。诗意蕴藏在生命里,我得用上自己的一生才有可能写下来些许。多少年来,诗歌分别和同时是我的兄弟姐妹,情人和孩子,导师与朋友,乃至宗教情怀本身,其散发出的温暖气息和神谕之光,每每令自己陶醉和迷恋不已;在这一生所遇见的诗意时刻,让我得已成为自己的王。这就足够了。

又想起古代诗人,他们是汉语诗歌的源头,但我想套用克罗齐的话:所有诗歌史从未超出过现代史。以陶谢为例,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陶并不以自己为诗人,尤其是在中年后改名为潜。在陶氏那里,以天地为弦,以自手为器,无弦琴是默契田园,菊花酒是山水共鸣,且从不以诗和人争执;而谢氏却热衷以诗人的艳丽自居,挟景色统吃庙堂与江湖,最后落了个被皇帝砍头,只活了49岁。谢氏当然不是汉语诗歌的殉道者,他不过是借助于诗歌写作让自己留了名。而我的诗歌只与自己内心有关,与人性有关,与风中的飞鸟也是有关的。个体才是最真实的,只有从完整的意义上才会看到,以个体修为旨归的诗歌是与全人类有关的。

质言之,对于以写诗作为自己修身开悟方式的人来说,“有道则见,无道乃隐”是当然和自然的事情;而对修为诗歌美学的阐释,可阅读我前年写的诗论《隐逸美学》。这封信写得有点长,就到这里吧。

顺问秋安!

彭一田

2021.9.27,于岭南双阳台

附注:本文所涉内容原是要写成论文的,拟题目为《世界的表象与诗歌的本质》,初稿已写了近3万字,未料到手机邮箱突然死机,重启就全都灭失了。文字始于缘,该文未能面世,或是天意所然,但该出来的还是会出来,文字是养出来的,足月就要分娩。现在采用的“接生法”是通信体格式,也许这样才更符合汉语诗歌的私语特征,“私语”是诗歌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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