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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吹捧式的书评使得越来越多人鄙薄小说

2019-04-10 08:5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对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发言,“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世人关注,我的初衷是找人倾诉。……我要做的,是将我根深蒂固的好恶倾向和这个时代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关个体的公共事务结合在一起。”写作不仅是为了个人而写,也是为了他人和世界,文学应当具有美感,同时也不应回避政治性,这样的观点都出自于奥威尔的名篇《我为何写作》——这篇文章既可以视为他的写作宣言,也确实与他在诸多作品中的强烈倾向相呼应。

  在日前出版的《奥威尔杂文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强调写作的政治性与公共性之外,他对于写作和作家的生存状况还有更加率真的表达。比如在《写作的成本》一文中,对于严肃的作家到底能不能靠写作挣到钱时,他回答说,不。“有人告诉过我在大不列颠最多只有几百个人能够单靠写书为生,大部分人或许是侦探故事的作家。”奥威尔还对想要成为作家的年轻人说,他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不要接受任何建议,因为当时他要是听了他人的建议,就根本不会成为作家,“如果你最想当的是一位作家,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你就是一头可以被容忍但不会得到鼓励的动物——就像一只屋檐下的麻雀——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明白这个处境,你会过得比较开心。”奥威尔的议论精彩之处当然不止于此,在这本杂文全集中,读者还可以看到他为英国流浪汉和乞丐发声,为英国烹饪正名(他很喜欢英国面包),以及对文化界——尤其是唯利是图的书店和套话连篇的书评人——的无情吐槽。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中节选了《为小说辩护》一文,奥威尔在文中批评了以功利态度对待小说的书评人、媒体和出版社,同时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看不起小说的态度和做法的愤怒,以及为小说不景气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退化的惋惜。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为小说辩护》

  文 | [英]乔治·奥威尔 译 | 陈超

  如今小说的名声极差,这已经是用不着点破的事实,差到十几年前人们说出“我从来不读小说”这句话的时候总会带着歉意,而如今说出来时总是故意带着骄傲的口吻。确实,还有几个当代或基本上可以算是当代的小说家被知识分子认为有阅读价值,但问题在于,那些内容好坏参半的普通小说总是习惯性地被忽略了,而那些内容好坏参半的普通诗集或评论仍然被严肃地对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写小说,你的读者群体要比你选择其它创作形式的读者在智力上略逊一筹。有两个很明显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当下的情况使得好的小说不可能诞生。甚至到了现在小说还在明显地呈现水平下降的趋势,要是大部分小说家知道谁在读他们的作品,水平的下降还会更快一些。当然,你可以争辩说小说是一种不入流的艺术形式,它的命运无关紧要。我不知道就这个看法是否值得进行争辩。不管怎样,我认为小说值得拯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为了拯救小说,你必须劝说知识分子严肃地对待它。因此,分析小说声望暴跌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就是主要原因——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但麻烦的是,人们在呵责小说,说它不应该存在。问任何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读小说”,你经常会发现归根结底是因为那些大肆吹嘘的书评家所写的那些令人倒胃的废话。没有必要举很多例子。这里有一段样本,是从上周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摘录的。“如果你阅读本书而没有因此感到快慰而颤抖,你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对这些吹捧性的广告有所研究的话,如今对出版的每一本小说都会有这么一番话或类似的言论作为评论。如果你相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些话,你这辈子就得忙乎个没完地赶着读书。每天有十五本小说向你袭来,每一本都是难忘的杰出作品,要是错过的话将会累及你的灵魂。在图书馆里选一本书变得十分困难,当你无法因此感到快慰而颤抖,你会感到十分内疚。然而,事实上,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被这种事情蒙骗,对小说评论的鄙视波及了小说本身。当所有的小说都被冠以天才的杰作之名硬塞给你时,你很自然地会认为它们都是废话。在文学圈子里,这个看法如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承认你喜欢小说几乎就好像承认你渴望椰子糖,或你喜欢鲁伯特·布鲁克甚于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两位都是英国诗人)。

  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我认为目前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则没有那么明显。表面上看,这场书籍的喧嚣是一个简单而玩世不恭的骗局。甲写了一本书,由乙出版,在“丙周刊”由丁写书评。如果评论不好,乙就会撤销他的广告,于是丁要么就得吹捧它是“难以忘怀的杰作”,要么就等着被解雇。大体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小说评论沦落到目前的窘境,原因就在于每个评论家背后都有某个或几个出版商在左右他的意志。但这件事并非它看上去的那么低俗。这场骗局的各方并不是有意识地一起采取行动,他们沦落到目前这种境地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被迫,而非他们的本意。

  首先,你不应该认为小说家喜欢别人给他写的那些评论,或在某种程度上要对那些评论负责,尽管如今许多人恰恰是这样认为的。没有人喜欢别人对他说,他写了令人心悸、充满激情的传奇,它将与英语一起传承下去。当然,如果没有人对他说这番话,他会感到失望,因为所有的小说家都得到了这番赞美,你被忽视了也就意味着你的书卖不出去。事实上,出钱买书评这种把戏是一种商业的必要手段,就像护封上的那些吹捧之词,那只是它的一个延伸。但就算是最蹩脚的花钱买的书评,你也不能责备书评家写了那些废话。身处那特殊的境地,他没有别的东西可写。因为,只要“每本小说都值得评论”这一看法被认可,即使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贿赂问题,也不可能有好的小说评论这回事。

  一份刊物每周收到一摞书籍,把十几本书拿给那位受雇的书评家丁去写书评,他有老婆孩子得养,得挣这一基尼的稿酬,还能把写评论的书拿去卖,半个克朗一本。两个原因决定了为什么丁不能说出关于他拿到的这些书的真相。首先,很有可能在十二本书里有十一本让他根本提不起半丁点儿兴趣。它们并不是特别糟糕,只是没有感情色彩、了无生机而且言之无物。要不是收了人家的钱,那些书他连一行字都不会去读,几乎每一本书,如果要他说真心话,他只会这么写:“我对这本书没有任何感想。”但会有人会付钱给你写这种东西吗?显然没有。因此,从一开始丁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为一本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书捣鼓出三百字的书评。他的惯常做法是,对故事梗概作一番简要归纳(无意间向作者泄露了他其实没有读过那本书的真相),然后再美言几句,完全是一派虚情假意,就像妓女的微笑一样廉价。

  但有一种邪恶比这更加严重。丁不仅需要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还要给出他对这本书是好是坏的评价。既然丁能握笔写字,那他应该不是傻瓜,至少不会傻到以为《永恒的女神》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悲剧。如果他喜欢小说的话,很有可能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司汤达、狄更斯、简·奥斯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正是要比当代那些庸俗的小说家好出不知多少的某位大家。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得大幅度地降低他的标准。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对那些普通的小说应用像样的标准就像用给大象称重的弹簧秤称一只跳蚤有多重。在这么一台秤上根本称不出一只跳蚤的重量。从一开始你就得用另一部能分出大跳蚤和小跳蚤的秤。这大概就是丁的做法。念念叨叨地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说“这本书就是废话”是行不通的,因为——我要再说一遍——没有人会付钱叫你写这种东西。丁必须发掘那些不是废话的话,而且还得多找点出来,否则就会丢了饭碗。这意味着他的标准得降低到说埃塞尔·梅·戴尔的《苍鹰之道》写得相当不错的地步。但在这么一台精密的秤上,《苍鹰之道》都能成为一本好书,那《永恒的女神》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了,而《有产业的人》是——什么呢?一本令人心悸、充满激情的传奇,一部杰出的、触动灵魂的伟大作品,一部难忘的史诗,将与英语一起流传下去,等等等等。(至于那些真正的好书,温度计早就爆了。)以所有的小说都是好书这个设想为起点,这位书评家被驱使着攀爬一架无顶的梯子,所使用的形容词越来越高级,古尔德(英国作家、书评家杰拉德·古尔德)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书评家走上同一条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有一些诚实的意愿,但不到两年他就疯狂地叫嚷着芭芭拉·贝德沃斯(英文单词有“性感撩人,床上风光”之意)小姐的《绯红色的夜晚》是最美妙、深刻、尖锐和难忘的人世间的杰作等等等等。一旦你开始从事将一本劣书吹捧成好书的罪恶勾当,你就再也无法逃脱出来。但是,靠写书评为生的你不可能不犯下这种罪行。与此同时,每个有思想的读者都会觉得厌恶而转身离开,鄙薄小说成了一种势利的责任。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怪事:一本真正优秀的小说乏人问津,就因为它受到了同一番废话的赞扬。

  很多人建议,只要不对小说作评论就万事大吉了。或许会是这样,但这个建议并没有用,因为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哪家仰仗出版商广告的报纸能抛弃它们,虽然比较有见地的出版商可能会意识到摒弃吹捧式的书评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但他们没办法停止这么做,原因就像国家不能解除武装一样——因为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开始这么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吹捧式的书评仍将继续存在,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设法让它们不被关注。但这只有在某个地方有一篇像样的小说评论作为比较的标准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需要有一本期刊(一开始的时候一本就足够了),把小说评论做出特色,但拒绝接纳任何废话。在这本刊物里,评论家就是评论家,不是街头艺人的傀儡,当出版商拉动牵线的时候就得动动他们的下巴。

  或许有人会回应说已经有这样的刊物了。比方说,有好几份高端的杂志,里面所刊登的小说评论是有思想的,而不是被收买的。是的,但要紧的是,那种期刊不会特别对待小说评论,肯定不会尝试去了解当前小说出版的最新情况。它们属于高雅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已经认定眼下的小说都是卑劣之作。但小说是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标准》或《品味》先入为主的观点是,文学就是高雅的小圈子里互相挠背的游戏(爪子朝内还是朝外则视情况而定),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小说是没有意义的。小说家的主要角色是讲故事的人,一个人或许讲故事讲得很精彩,但不被视为狭义的“知识分子”。每年有五千本小说得以出版,而拉尔夫·斯特劳斯(英国作家、书评家、出版商)会恳求你将它们统统读完,要是全部都是由他写书评的话他就会要你这么做。《标准》或许会纾尊降贵为十几本书撰写书评,但在十几本和五千本之间,或许有一百或两百乃至五百本不同水准的书拥有真正的价值,这些是任何在乎小说的书评家应该专心关注的。

  但第一要务是某种评级的方式。大量的小说根本不应该被提起(比方说,想象一下要对《琴报》的每一篇连载故事都严肃地进行评论的话,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些值得一提的书也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莱福士》是一本好书,《莫罗博士的岛屿》也是,《帕尔马修道院》也是,《麦克白》也是,但它们是不同层次的“好书”。同样地,《如果冬天到来》《深受爱戴的人》《一个不爱社交的社会主义者》《兰斯洛特·格里弗斯老爷》都是烂书,但“烂”的程度也不一样。事实就是如此,那些一味吹捧的书评家将自己的行当搅成一潭浑水。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套或许可以很严格的系统,把小说分出一二三类来,这样一来,无论书评家对一本书是赞扬还是贬斥,至少你会知道他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严肃的。至于书评家,他们必须是真正关心小说艺术的人(这或许意味着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不会沦于中庸,而是富有弹性),对技巧感兴趣的人,而且对探索一本书究竟写的是什么更感兴趣。这样的人有很多,有些非常差劲的雇佣书评家虽然现在已经无可救药,但正如你从他们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顺便说一句,将更多的小说评论交给业余人士去做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比起一个有能力但倦怠的职业书评家,一个不从事写作但刚刚读了一本令他深有感触的书的读者更有可能让你了解那本书是关于什么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书评虽然很傻帽,却要比英国的书评好一些。他们比较业余,也就是说,更加严肃。

  我相信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去做,小说的名声或许可以恢复。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赶得上当前小说出版而又拒绝沦落到它们的水准的报纸。它必须是一份低调的报纸,因为出版商不会在里面投广告。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发现某本书真的值得赞美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在书封上明言。就算这是一份非常不起眼的报纸,它或许也能促进小说评论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因为星期天报纸的废话得以继续下去纯粹是因为没有什么与之形成对比。但就算吹捧式的书评家仍一如既往,只要有像样的书评让一些人知道小说仍然是严肃读物,那就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就像上帝所承诺的,只要在索多玛城仍有十个义人,他就不会将其摧毁。因此,只要在某个地方有哪怕只是几位小说评论家不至于沦落到插标卖首的地步,小说就不会完全受到鄙视。

  目前,如果你关心小说,甚至自己写小说,前景是很令人郁闷的。“小说”这个词让你想到的是“吹捧”、“天才”、“拉尔夫·斯特劳斯”,就像“鸡肉”会自动让你想到“面包沙司”一样。有思想的人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回避小说。结果,已成名的小说家身败名裂,而“有话想说”的新锐作家则转而投身几乎任何其它创作形式。由此所引发的退化是很明显的。比方说,看看那些在廉价文具店的柜台上堆积的四便士中篇小说。这些东西是小说式微的副产品,它们和《曼侬·莱斯戈》(法国作家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斯的作品)与《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就像哈巴狗和狼的关系一样。很有可能不久之后普通的小说将和四便士的中篇小说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它仍然会以七先令六便士的装帧出现,在出版商的吹捧下卖得很红火。许多人曾经预言小说注定将在不久的未来消失。我不相信小说会消失,理由要讲述出来会很费时,但非常明显。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不能劝说最优秀的文学才子回归小说创作,它将以某种马虎应付、受人鄙视、无可救药的堕落形式继续存在,就像现代的墓碑或“潘趣与朱迪木偶剧”(17世纪由意大利传入英国的滑稽木偶剧,以潘趣和朱迪两夫妇为主人公)一样。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3月《奥威尔杂文全集》[英]乔治·奥威尔 著 陈超 译(下),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来源:界面新闻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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