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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郑小琼《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

2016-03-22 09:0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孙谦 阅读

艰难世事的诗性担当

——读郑小琼《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

孙谦

缘起

在初冬的寒风中,我收到了来自大凉山的《独立》简朴系列丛书之十三,打工妹郑小琼的诗集《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在初步阅读过后,我随即就将当时的感受写出,并发送发星,我这样写到:

“此前曾在老象的评论文章中知道有这个文本。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大概浏览后,我就感到它之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诗写文本。它的鉴证和见证的意义,胜过了一千本高谈阔论有关人权人道的书籍。

《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以客观而朴素的叙事,出色地呈现出我们时代的特征——建立在底层百姓血淋淋生存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的特征。这里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形象是鲜明的。它是以良知或设身处地的体验来处理这些素材,它以明白如见的真实感撼动人心。这里没有荒诞不经的比喻象征,空想的形而上,没有凌驾于内容之上的崇高的思想,也没有故作高深的形式感,但它却是和处在潜伏中隐隐欲发的时代精神完全融合。这种时代精神已经再次在隐隐轰鸣起来了,而郑小琼预先将对被时代所感知到的,想到的,要求的,愿望的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是血液的力量在支持着这种大胆的诗写,一种激情而又宁静的诗写;一种基于真实素材之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写,尽管她从未有过批判的说辞。

这真是一个悖论,现实的窘迫为诗人历史性的诗写提供了契机,而活生生的生存现实却无法为思想衡量测计。

之前,我之所以对有些诗写{许多诗写}不愿意加以评论,就是我明显地感到,我们诗坛陷进了一个怪圈之中,我们大量的文本被一种支离破碎的思想、飘忽不定的情绪、模糊不清的表达和投机取巧的形式所支配,一切真实的活生生的东西被抽空了,一切艺术的表达方式被舍弃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些想臆想的、拼凑的、莫名不白的观念符号,拙劣的文体。这些作品只是以诗歌的形式中引入一阵无聊的饶舌,除了败坏诗风,并不会为诗坛或社会带来什么有意的价值。

诗歌应该受到尊重,诗人应该受到尊重,但是首先应从诗人的自重开始。这里有一个认识能力的问题,即诗人对诗性本体与自身的认识的问题。”

很快,我就看到了发星的回信:

“很感情与激情的评论,很好,你的想法与认知是对的,如下来你还有思考与展开文字也请发来,《独立》可能搞一个评论《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的专号。趁热打铁,燃烧诗歌的真实与历史之火!我很欣赏你这种感性的随笔,这种评论很独特而诗意!”

鉴于郑小琼诗写的巨大震动,鉴于发星真挚的友情,根本没有推辞的理由。特别是在世事深陷沉沦的时候;特别是底层者在地狱中挣扎的时候;特别是人间良知就地蒸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理由独善其身。

诗歌想象如何与生存现实相结合,促成其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进步的有效成分。在一个科学理性、金钱效用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氛围的社会中,诗歌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抒情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会真相是否可以和想象力互补,促进更加正义的话语体系,进而为闭锁的社会环境导入自由的声音?郑小琼在对生命的纯朴的认知上显示了她的担当,郑小琼以忧伤而凝重的诗篇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的诗歌中表达了一种悲悯而平实的力量。当然,这首先要归因于她对自己女工身份的认同、回归和出离。这种认同、回归和出离,使她的价值判断从生存本体向着诗性本体飞跃,从本质上来看,显然超越了一般诗人认知的眼界。她几乎是从悲剧中去寻找相应的主题,她因坚守心灵的纯净,而具有了某种牺牲精神。

当诗人沉下心来采取一种调研的方式去认识女工,了解普通女工日常生活的形态时,她无形已采取了某种自己所不了解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来为自己的工作建立基点。显然,正是具体而微的细节、情节构成了郑小琼诗性叙事的重要因素。女工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即在世事中的变化、演绎,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往往更为真实、更为即时,也就更为敏感、更为有力。由于众多的底层女工悲惨境遇的揭示,而使我们社会结构得以立足的正当性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面临合法性的拷问。

郑小琼的《时代的疼痛:100个中国女工的个人生存史》一作表明:诗歌,当然具有畅想承当道义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者与申讨压迫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悲天悯人的诗歌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诗性正义。郑小琼在还原了一百个女工生命原貌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使自己回到人的位置,回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位置。

一、承担重力的认知

郑小琼在《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代前言中的一段表述,对于她的有关女工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她整个的创作的核心正是围绕着被沦为“麻木的器具者”和“血腥的暴力者”聚拢并展开的,这个临界的状态,开启了她诗歌中语言自性的同时,也为普世诗性价值的回归召回了那古老的出路:它就是诗歌言志和载道路径。

“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博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她们心里积聚的暴力情绪,这种暴戾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辗轧是那种暴力、血腥、野蛮、赤裸……她们让我担忧,我在一首叫《底层》的诗歌中有过表达:“贫穷的生活正摧毁坚固的道德与伦理/马低头啃食着寒霜   苦与涩更添/人间的寒冷   在底层   悲伤/已沦为暴戾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的人群不断分裂   他们是/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深深的/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马眼   我与马的交谈/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她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为成为一种怎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现实中,我们的诗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尴尬,写诗,或者成为一件最容易的事,或者成为一件越来越艰难之事。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更有不能承受之重,郑小琼祈望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为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女工找到一个倾诉的出路,为我们这越来越多的承受暴力压力的社会找到深层的原因,她的诗写无疑是一种承重的诗写。她看到“悲伤/已沦为暴戾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的人群不断分裂”  为此,她几乎绝望。这个世界是一个轻浮的世界,能够承担命运,承受重力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般稀罕。她只好与“低头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她的担忧只能“从心间投射到马眼”,能够与“啃食着寒霜”的马交谈人,一定是一个寒冷浸入骨髓的人;能够投射到马眼中的担忧,一定是一种接近绝望的担忧,因为她的忧伤和马眼的忧伤叠加在一起时,就是整个世界的忧伤。马作为一种被工业文明逐渐湮灭的物种,几乎就是一个象征物。机器取代了马,而人又成为机器的役使者和工具,而实际的情形是人正在步着马的后尘。

为了把诗思所启示的命运承担起来,为了不使自己也像女工们那样沦落到深渊,不得超生,她写作,让自己的声音从深渊里发出来。她为了写作,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乡村辗转另一个乡村,她跟踪、接近、结交数不清的女工们,记录她们的故事、探寻她们的踪迹、倾听她们的心声。“成为了一个倾听者与记录者”。同时她也揭示出我们社会为亡羊之牢所提供的修补和维护,是非常可怜和有限的。尤其是那可耻的部分,依然十分刺目的显现出来。暴力所引发的仇恨的聚集会产生连锁反应,会使暴力不断上升,它最终会触动这个国家赖以维持的基础。

郑小琼为之申辩的女工们和她们的悲惨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上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她们的命运沉重。作为打工者一员的郑小琼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她的诗写所牵引出的“重”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尽管整部诗集的主题具有极为鲜明、尖锐而单一的倾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聆听,就不难发现,该主题中许多不同要素所混合而产生的巨大的爆发力。同时,自由抒情的思维方式,将意象和隐喻嫁接在主体表述的直接意义上,而呈现出一种承重的独特调性。

目前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道德伦理已死,语言已死的说辞,这种说辞的目的是在为那些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部位和人寻求开脱,其论调显然是荒唐的。伦理道德和语言的死活不是在什么理论说辞中,而是在具体实在的处境中。在某个具体实在的处境中,你,或者有人承担了,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活了,你,或者所有在场的人都放弃了承担,那么伦理道德和语言就死了,这是无需辩论的常识。郑小琼所选择的承当,让我们肃然起敬。

“一直以来,别人把我当做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我从内心上拒绝做这样的典型,因为我知道,在我这样已改变命运的典型的背后,有着无数个阿敏,这使我心存恐慌。但是有意无意中,我却成为了这种典型。”

郑小琼旗帜鲜明地拒绝被人为地贴上某种成功典型的标签,被人当作偶像一般的玩弄,或用来糊弄不明就里的群众。郑小琼诗性沉思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并启发对苦难的敬畏,对生命价值恒久的坚守。由于其诗歌中的重力因素的契入,恰恰成为了对许多虚假社会典型的反讽。

郑小琼的诗写打破了什么样的禁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给那些回避社会责任的写作者以迎头痛击。对于端庄者来说,诗写就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郑小琼在她的诗写中似图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申辩,维护她们人的地位,还原她们的生命原貌时,任何柔弱的伤感和空想都无济于事。她切实的举动,显示天理法则仍再人间,也为诗人赋予了一个存在的依据。而她诗性的重力,最终将触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基。

二、承担具体的真相

郑小琼的《中国一百个女工生存史》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人与事,她所揭示的都是在我们生活日常秩序背后隐没的存在。当她以一个诗人的眼光发现并挖掘它们的时候,她身为其中的一员,又不同于其中一员,因为她已在她的生活、生存中植入责任和道义,这是她的命运,也是她和她所写到的那些女工们共同的命运。而命运中的吃苦受累、担惊受怕是和思想、行动连在一起的,无从忽略和回避。她明白自己身处的那个境域中一切都是那么具体和确实,可也是那么隐秘和潜在,它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愿触碰和说出的隐疾、癌变、切肤之痛。

“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我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

只有这种在场的观察和审视,从生活的表面进入生存的底部,探询或还原生命本身的样貌,理解和表述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真相。郑小琼的诗写获得了最大限度上的真实性的支撑,这种真实性使她的诗歌向着时代史的向度上靠拢。对具体的人与事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述,最容易流于表面化和肤浅化,甚至流于口语化,而词不达意。如果过度的情绪化或阐释,又会令诗性失真。在用何种方式表述的问题上,郑小琼曾有过徘徊、犹豫。

“当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用哪种形式来表达我所遇到的女工以及她们的命运,如何在纸上还原她们,用诗歌还是散文,还是纪实类的东西?2008年,我曾试图写有关女工的组诗,我写了两首女工,是其中第三首与第四首,我发现这种形式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把这个题材搁浅下来,等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表达。”

2010年,当郑小琼把“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的素材的诗歌”那些“写在碎纸上的东西”;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些“清晰的记忆”付诸写作时,她已经被一种诗性的力量牵引,不自觉地进入到实实在在诗写中了。因为诗歌才是她灵魂的启蒙者,只有语词的神秘性才能呈现内心深处无从传达的东西,而不是纯粹叙事性的叙述。在语词中她发现了命名的可能,为那些处于流失之中的底层者命名的冲动,驱使着她的诗写付诸实施。她藉着诗歌使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

“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之中,把这个“们”换做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之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2007年,也正是与她们的接触,我对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我尖锐的敏感,过多的愤怒让我无法在最为世俗的业务员生活如鱼得水”。

“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魔法所推进的所谓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究其实,是与意识形态乌托邦同质异构的一种象征体系,它同样具有掩饰人性黑暗和自我迷惑的性质。它促使人们将欲望投射到具体的物质之上,从而使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超越自己的丑陋、龌龊和罪恶感,表面上看来它是为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富足、和谐的美景,实质上是用那些底层普通民众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一种换取。在这个过程中,底层生命中惟一的真实往往被不屑一顾,个体、自我,这个的生命的唯一载体随时都有被碾成粉末的可能。当郑小琼意识到要将被类群化,被抹杀了个性的女工,还原到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个体的时候,她“尖锐的敏感”被激发了出来。这里“尖锐的敏感”其实就是一种诗性直觉,它成为这部热情的作品的基石,也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她要为女工们辩护,让她们从那“低贱”处所或称谓中逃离出来,获得人的尊严,她就必须让她们每个人从个性上,从不同的经历、境遇上得到甄别,然后她们才可以获得一种人性上的认同和维护。

是诗性的方式给躯壳以血肉,给思考以力度,使材料变成揭示和见证。我这里所说的诗性的方式,是因为郑小琼的写作,没有流于平铺直诉式的口语,她所保存的最基本的诗歌语言传统,赋予她的诗歌以客观的、朴素的、反省的重力。郑小琼的诗写,我们可看作是生存与语词肉搏的一种结果,是具体实在的生存情境与词语的狭路相逢中,碰撞出了惊心动魄的呻吟、呼唤和哀嚎。《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一诗的女主角,以每夜梦魇中发出的尖叫,传递着自己的存在,令我们每个感受者的心都会为之颤栗。女工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痛苦和绝望,但是当她的痛苦和绝望只变成一声尖叫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世界的良心在哪里?

为凸显每个女工的个性和她的悲剧的显在性特征,如果郑小琼将每首诗的标题做以醒目的标示,如《女工之疯女》《女工之跪着讨薪者》《女工之尖叫者周阳春》,这样具体人物事件便更会呼之欲出,更具震撼力。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郑小琼的思想使被蹂躏、受辱弄者坚强,使强横者被鞭笞。当她的诗写把那一个个被遗忘的女工从角落里唤了出来,让她们自由的表述她们自己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冷冰冰的世界,报以怜悯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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