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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乱世硝烟,人间犹是四月天|梁思成诞辰120周年

2021-04-22 09:03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李夏恩 阅读

如果一个人是一座建筑,梁柱就是他的骨架,墙壁就是他的肌肤,双脚留下的足印,犹如建筑的地基,双眼如同窗户,敞开将四面八方尽收眼底。有的人是高楼大厦,有的人是低矮平房,有的人是华美的宫殿,而有的人则是简朴的茅庐。

一座城市,正是由人和建筑组成。人有生老病死,建筑有兴废颓毁,城市也因此历经兴衰。人的命运与建筑的命运,城市的命运生息攸关。而在时代的浪潮中,无论是人、建筑,还是城市,都将接受冲刷淘洗,唯有经历过一切的人,才有资格审视命运给自己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今年的4月20日,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回望过去的两个甲子。梁思成的一生,似乎从一开始就印证了上面的譬喻。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学家,无论是他的学术生涯,还是情感经历,都已久被时代反复洗刷,留到今天的,哪怕只是趣闻轶事,都会被当做屑金碎玉仔细珍藏。

如果梁思成是一座建筑,毫无疑问,他应该是一座让人仰之弥高的汉唐殿堂。但就像每一座殿堂,总要建在合适的城市中,才能向万方敬慕者彰显它的荣光。但当我们考察梁思成的一生时,却发现时代似乎并未给他这座崇高华堂以合适建造的地基。二十世纪初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如天人交战,战争与革命接踵而至如惊涛拍岸,美好的理想被无情击碎,辗转流离成为生活的常态。但纵然如此,我们也能感受到,即使命运如无根浮萍,他还是从未放弃执着的信念和内心的期望。他所行经驻留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打下的地基。

时代越是将他抛向盐碱沙地、泥滩沼泽,就越能彰显出这位出色的建筑大师,如何在他内心的城市中构建起理想的殿堂。

撰文丨李夏恩

01

刻印:一个北京,两座城市

1920年代的老北京,图片出自孙福熙著《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版。

1920年代的老北京,图片出自孙福熙著《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版。

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帝都,恢弘壮丽的宫殿屹立在中轴线之上,红墙高耸,金瓦辉煌,满足一个人最雄伟的梦想。而在玉带般的御河岸边,杨柳婀娜依依,远眺青砖灰瓦,翩连阡陌,哼着京腔唱词的老北京人遛着他们笼中千啼百啭的鸟儿。鸽子在空中交换着鸽哨悠长的问候,俯瞰着下方鳞次栉比的店铺,喧嚷的叫卖声声入耳。

这是一座由数百年历史积淀的城市,奇妙而精彩的故事,犹如落英红叶,随着岁月的流动,缓缓流入记忆的池塘,沉淀为这座城市从容内敛而又雄浑豪迈的精神气质。初来乍到者,或许会被它至高无上俯瞰天下的京师气象所震撼,但如果能在这里长久的生活,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便会从蛛网四布的胡同街巷中,伸出它幽深的触角,俘获那些好奇而敏锐的心灵,将他们融入到北京庞大的身躯之中。

对梁思成来说,没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具有吸引力。它既是出发的起点,也是返程的归宿。

1913年,十二岁的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的父亲梁启超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买下了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十五年前,在距离这里不过数里的紫禁城中,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处决了与他一起参与变法的八名同志,砍头的菜市口刑场,距离这处四合院也不过数刻之遥。只要往前穿过几条胡同,便能抵达当年他躲避追捕藏匿的日本使馆。

父辈在这座城市中的印记,或许也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传递给自己的子女。1915年,梁思成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清华学校,他的同学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梁思成是清华学生的小领袖之一。

但奇怪的是,梁思成似乎从未运用过他的政治天赋。父亲对他在国学上的督促和培养,只是被他用作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工具。1924年他赴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的既非国际政治也非外交,而是建筑系。北京十一年的少年学习生活,一步步地将梁思成推向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这一毕生志业。但20世纪初北京政局的风云变幻,却似乎并未给他的人生留下太多的深刻的印记。

或许一件意外事故可以说明部分原因。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思永等人从西山清华园来到北京城里,参加国耻纪念日的示威游行。这场游行是为了铭记1915年的5月7日袁世凯政府签署的“二十一条”将山东半岛的权益从德国手中转让给日本这一奇耻大辱。由于这样的游行每年都会举行,而死去的袁世凯早已成为一个万众唾骂的对象,所以整场游行并无太大波澜。但就在临近中午,梁思成和弟弟思永骑着摩托车追赶游行队伍时,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突然撞向他们。思永被抛了出去,梁思成却被压在车下。

坐在车上的人是陆军中将金永炎,在撞完人之后,这两轿车疾驰而过。在次日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描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压在摩托下的梁思成被仆人曹五抱回了家:

“出事后约莫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的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那里,我怎样能见他?’”

梁思成在车祸后的话,几乎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儒家孝道观念的现实表达。对一位在清华学校接受八年西方教育的叛逆期少年来说,这种完全传统孝悌之义的表达,多少有些不同寻常。这似乎证明,梁思成在内心底更认同中国传统式的孝悌伦理观念。而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伦理的政治原则,并未得到他内心更深层的认同。自五四运动以来反抗旧式家庭伦理,打倒父权为口号的历次政治运动,必然与他的内心认同的伦理道德产生极大的冲突——梁思成是一个容纳西方文明的传统士大夫,而不会成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西式公共知识分子。

这段少年时代的车祸经历,梁思成在成年后却很少主动谈起。但它给梁思成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痕迹:由于股骨闭合性骨折和医生的处理不当,梁思成的右腿短了一截。不得不在鞋后跟加上一个小垫子才能更好的走路。

梁思成事故受伤后腿上打着石膏拍的照片

梁思成事故受伤后腿上打着石膏拍的照片。在此之前,梁思成是一个相当出色的运动健将。尽管事故造成他终生不得不跛着脚走路,但在未来的田野考察中,他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一困难。

另一个经常被梁思成的传记作家所忽略的细节是,梁思成、思永兄弟并非这场车祸的唯二受害者。第二天,梁启超经过六部口时,“见一个死尸横陈,就是昨天下午汽车碰坏的人,至今还没殡殓,想起来真惊心动魄”。

比起这位无名遇害者,梁思成兄弟却因为是名门子弟,成为报刊一时竞相刊载的新闻人物。肇事者金永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亲自道歉,而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也因为梁思成的母亲找上总统府来,只得“极力替赔一番不是”——北京这座城市,对梁思成和那位无名的受害者来说,并不是同一座城市。

02

古建:炽烈而浪漫的文化之恋

梁思成与林徽因,新婚燕尔的夫妻。

梁思成与林徽因,新婚燕尔的夫妻。

尽管梁思成很少谈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北京生活,但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定然印象深刻。1928年5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从美国留学归国,刚好遇到了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查尔斯和芙瑞利·查尔德同行。在他们眼中,新婚燕尔的梁思成夫妇显得格外迷人醒目。火车抵达北京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即刻成为了这对美国夫妇忠实的导游:

“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西山,参观了各式饭馆、戏院、街市、店铺,甚至一探梁老先生有围墙的私家花园,溜进叔叔阿姨的豪华宴会厅,会场设在养着小鸟,夏日花卉,有水池、树木的内院里。紫禁城里是一间又一间空荡寂静的房间和冷然无声的庭院。一切都呈现在眼前,夹杂着热切和殷勤。”

梁思成夫妇所表现出的热切和殷勤,与其说是全然出自中国人的好客传统,倒毋宁说是一种充满友善的自豪感。此时梁思成阔别北京已有四年之久,但这座城市的名声和细节仍然清晰如昨。查尔德夫妇也描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性格,林徽因“感情丰沛,爱开玩笑,对任何事都很坚持,走到哪儿都惹人注目”,而梁思成则是“温文尔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对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店铺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惨遭破坏,表示深恶痛疾。”

如果这对夫妇在多年后对新婚燕尔的梁思成夫妇的回忆可靠,那么梁思成在这次回到北京时,就已经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深情挚意,以至于对这座古老城市中古代建筑遭到毁坏的行为愤懑不已。这种强烈的情感,究竟是在何时形成的?多年后,梁思成对他的朋友们曾谈起自己为何选择建筑这一行。

最初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爱情,梁思成在第一次拜访林徽因时,林就告诉他自己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条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开始灼烧着他的内心:

“在宾州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时,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

因耻后于人而激发出的义愤,是梁思成投身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强烈动机,但在这种义愤激情波澜沸腾的表面之下,他的心底,还涌动着一股浪漫的潜流,这是一种对建筑之美和创造建筑文明的人性暗藏心底的赤诚爱恋。在他写于宾州大学留学期间的一篇讨论汉代三层楼陶制明器的论文中,他想象了一位住在这座陶楼上的可爱小姐:

“她一定曾经细心抚弄她的娇嫩盆花,并且摆在这个窗台上,或者她一定曾经心事重重地斜倚在窗边,默想着浪漫的白马王子,他可能有朝一日,自远方来请求她的父亲把女儿嫁给他。”

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情感,或许正如那位等待迎娶楼上公主的白马王子,想象着她的孤寂、哀怨,想象着她在期待自己的到来,迎娶她与自己共结连理,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当中,融为一体。

梁思成在论文中描绘的汉代三层陶楼明器,藏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梁思成在论文中描绘的汉代三层陶楼明器,藏于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的短暂停留,让这位海外四载的归国游子,再次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强烈魅力。按照计划,梁思成以为自己会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任教。但清华大学在提供一个建筑学教席上显得有些犹豫。而恰在此时,沈阳的东北大学筹备成立建筑系。比起清华大学的犹疑,东北大学的邀请则干脆许多。于是,梁启超在梁思成做出回答之前,抢先替他做出了决定:“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成立一家事务所,从小开始,慢慢做大”。

梁思成就这样与北京擦身而过。前往沈阳。东北大学的教职对梁思成夫妇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但也同样是个尝试。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出他一种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能够将复杂的建筑术语和概念以一种简明清晰的方式阐明透彻。梁思成的开学第一课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转身在黑板上只一笔就勾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个与狗同等大小的小屋,问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狗窝。他点点头,又在狗旁边画了一个大的房子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说是房子。先生笑了,在黑板上写上‘尺度’两个字,然后说这就是尺度。”

东北大学的校区毗邻沈阳郊区的北陵。这座清代初年的陵寝,安葬着前清的两位开国之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梁思成和林徽因将这里作为他第一次丈量古代建筑的试验田。之后在他全国各地测绘丈量古建的考察,都以此为起点。

192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测量沈阳北陵的石兽。

192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测量沈阳北陵的石兽。

梁思成在沈阳最意味深长的一件事,则是他试图保护沈阳漂亮的钟鼓楼。这两座始建于清初崇德二年(1637)年的古老建筑。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一直都是沈阳的地标性建筑。

每当晨昏击钟敲鼓之时,钟鼓之声便传遍沈阳的大街小巷。但盛气凌人的现代车轮,却对日复一日晨钟暮鼓的呢喃感到厌烦,日渐增加的人流与车流,也越来越将横在路口的钟鼓楼视为前进的障碍。1929年11月,沈阳市政公所呈报辽宁省政府,提请拆除鼓楼以利交通。闻听此讯的梁思成想将他抢救下来,他向主政官员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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