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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解读与批判(2)

2020-11-23 10:42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 作者:陈常燊 阅读

(二)本体论寂静主义

围绕《逻辑哲学论》中“对象”(objects)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威廉·恰尔德分析比较了三种观点:实在论的、观念论的、寂静主义或紧缩论的观点。[2]56-57

2.02 对象是简单的。

2.0201 关于复合物的每一个陈述都可以分解成关于其组成成分的陈述,分解为完全地描述该复合物的一些命题。

2.021 对象构成世界的实体。因此它们不能是复合的。[13]7

恰尔德指出,实在论与观念论之间的争论点在于,实在被划分为《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这是实在的一个内在特征,抑或只不过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的一个产物。但是紧缩论者拒斥这两种解释,他认为关于维特根斯坦对以下问题持何种看法,实在论和观念论提供了两种互相竞争的回答。这个问题是,简单对象是内在的和绝对的简单吗?他认为这两种立场所提供的回答都是难以理解的。在他看来,存在一种关于简单性的直截了当的标准:某物是一个简单对象,仅当在完全分析的水平上,是由一个简单名称所挑选出来的。而一旦根据这种标准决定了某些简单之物,我们也就不能再进一步追问其他的实质性问题了,比如,简单对象是否还能被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与简单对象相对应的是名称而不是别的东西?最终使“对象内在地是简单的吗?”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而一旦这个问题没有意义,那么任何对它提供回答的尝试都是没有意义的。根据紧缩论者的看法,真相就是如此。语言的简单成分是存在的,实在的简单成分也是存在的,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而这些就是要说的全部。

(三)语用学寂静主义

语义学与对象(实在世界)打交道,这里预设了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关系。语用学与言说本身(语言的具体使用、交流语境)打交道,这里没有做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关系预设。从语用学上看,语义问题终归是语用问题,所以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哲学研究》中会直言“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5]ξ-43。我们进一步看到,语句的意义在于它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寂静主义是人类在语言使用上的“节制”美德的一个极佳例子。这种美德秉持两个原则:首先,“对于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3]7除了语义上的考虑外,“保持沉默”是一个哲学语用学上的问题。有句拉丁谚语颇能指点迷津:“Avt tace,avt loqvere meliora silentio.”(“请保持沉默,除非你觉得说话比沉默更有意义。”)其次,当说话不可避免时,我们应该“从字面上看待现象”,反对超越字面意义的过度解释。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意义紧缩论。换言之,寂静主义并不主张放弃所有话语,而是强调在命题意义的限制和话语解释的可能性等问题上需要保持高度的“节制”。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和后期哲学中,都能找到某些寂静主义的痕迹,即现象具有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所具有的特征,并且拒绝任何通过诉诸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特征的企图,特别是理智主义和本质主义。

(四)方法论寂静主义

戴维·瑟伯恩(David Cerbone)说,“逻辑不能被描述”和“逻辑必须照看好其自身”[14]309这两个评论都呈现出在他看来乃是维特根斯坦所提倡的那种寂静主义,这种寂静主义仅仅把我们留在原地,那里有我们的思想和语言,还有所有的令人困惑的和引人误解的对于“从流通中撤出”[14]309的限制。在《逻辑哲学论》中,当维特根斯坦谈到世上万物的本体论特征时,他说:“世上万物正如其所是而是,正如其所发生而发生。”[5]124然而,当我们读到《哲学研究》中关于哲学的任务的阐述时,正如大卫·瑟伯恩所指出的,我们能够联想到的那种寂静主义体现在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5]124这一观点之中。与《逻辑哲学论》中关于世界和语言的本质主义主张相比,这种“让一切如其所是”的观点具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世界中的一切都只是与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并借助它们得以描述的诸多生活形式,而所有的语言游戏在外延上都具有家族相似特征,在内涵上则无法满足传统上提出的语法规则和行为规则的本质主义要求[14]308。

在《论确定性》等作品中,维特根斯坦指出,理性总是走到尽头的,从那开始,理性就要为实践和信仰让出地盘:

某人说,“我知道他觉得疼”,尽管说话者未能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等于是说“我确信他……”吗?——并非如此。“我确信”告诉你的是我的主观确定性。“我知道”意味着那个知道这一点的人正是我,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人被一种理解上的差异与我区别开来了。(也许是基于某种经验上的程度差别)。

如果我在数学上说“我知道”,那么为了表明这一点,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出一个证明。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说“我知道”,而说“你可以信赖它”,那么在每种情况下,实质上都是不同的。

实体化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15]563

五 寂静主义之批判:谁的困境?何种终结?

从某种角度看,寂静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radicalism),因为它不时地在通常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公开主张保持沉默,坚决拒斥对实在之本质或语词之意义的理论化解释,甚至不留情面地将传统哲学家们为之殚精竭虑的许多问题斥责为“伪问题”。赞成它的人欢呼道,这不失为解决哲学问题的一个釜底抽薪之法,它不仅深刻,而且颇富有实践感,同时又符合很多人的直觉。常言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反对它的人批评道,这种观点过于轻描淡写地处理了那些重要而真实的哲学问题,与其说它“消解”了问题,不如说它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维特根斯坦本人从未像罗蒂那样,明确在字面上称自己是一名“寂静主义者”,因此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的解读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基于学者们自己对于维特根斯坦的一手文献以及解读性的二手文献的把握。譬如,针对麦克道威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寂静主义解读,伯恩斯坦(J.M.Bernstein)如是批判道:“针对麦克道威尔的寂静主义,一个最好的批评是,维特根斯坦的先验理论提醒我们注意的材料,对于它们应该引导的实践的实际细节,无论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只有极微小的把握。”[16]239诚然,就遵守规则议题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只是框架性的,他从未对人类遵守规则的复杂情况进行过细致的梳理,未能区别对待制度性实践和非制度性实践,更未能对形形色色的规则——也就是“规则”的概念家族——进行过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的工作,相比之下,康德、罗尔斯(John Rawls)、哈特(Herbert Hart)、塞尔(John Searle)等人出于各自目的而对规则所做的区别则要细致得多。

根据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的阐述,寂静主义的批评者回答说,寂静主义者面临一个非常烦人的两难困境:他们要么给我们提供某种哲学论证,以使我们相信某些问题是错误的,但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自己放弃哲学论证的立场,要么他们真的放弃了哲学论证,但这样一来,她或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哲学上的说服力。[4]169对这个两难困境的一个简要回应是,支持寂静主义的论证,作为一种从外部反对理论化哲学的论证,与哲学家们在理论化哲学内部所从事的论证,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论证。借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我们对寂静主义的特征刻画是一项“概念考察”或“语法研究”的工作,它并不试图提供某种替代性的备选方案,而只是认为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备选方案,只要是理论化的、本质主义的、基于“超级概念”的,通常都是寂静主义者们所反对的。因此那些通过一种独特的维特根斯坦式哲学描述来达到寂静主义目标的拥护者们可能会说,斯特恩所说的“寂静主义的两难困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两难困境。

面对这个两难困境,罗蒂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把自己归入寂静主义阵营,但表现出与多数寂静主义者不同的理论旨趣。他认为寂静主义确实容易陷入某种哲学上的悖论,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更加合理也更加折中的建议:“像我一样,大多数认为自己身处寂静主义阵营的人不敢信心十足地说,他们那些持有积极观点的同事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把哲学问题分为现实的和虚幻的,而只是把哲学问题分为那些与文化政治保持一定相关性的问题以及那些与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问题。”[11]149罗蒂的这个妥协意味着,在那些与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领域,有可能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实质性的哲学问题,而寂静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另外一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再诉诸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那些理论基础,它们有自己的专属地盘,也有自己的非理论化的说话方式。

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若地下有知,当不会对斯特恩的“寂静主义困境”感到惊讶。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序言中,清楚地意识到如下悖论:“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并且表明,——我相信——那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乃是基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13]6.41毋庸讳言,这里有一个字面上的“佯谬”:《逻辑哲学论》所处理的问题是不应该被提出的。但由于这些问题为传统哲学家们津津乐道,这本书唯一能做的就是化解它们,因此它并不涉及任何传统的实质性问题。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工作正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语言批判”,也就是一项“划界”的工作。在界限的内部(通常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对那些实质性问题作出语义处理,界限的外部则属于“神秘之域”,唯有以沉默待之。如果我们只在边界内部划一条界线,这个悖论是真实的,但维特根斯坦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思想划出界线,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线”[13]6.41,也就是为可理解的语言划定界线,我们不能对不可思考之物有所思考,但是能够对不可言说之物,为其不可说性提供一个二阶说明——这个说明的对象在本体论上不同于可言说的对象。“定界悖论”就是通过诉诸思想与思想的表达之区分从而得以消除的,由此可见,大卫·斯特恩的“寂静主义困境”源于对“定界悖论”的误解。

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认为,这种“寂静主义困境”并没有威胁到伦理的目的:这个伦理目的是通过该书尚未明确言说的方式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内部”来界定伦理事项之可能所是。这种做法与该书序言中的下述说法有所不同:我们只通过限制思想的表达来限制思想。我们从内部划出界线,要想明确地获知什么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唯一方法。而维特根斯坦希望通过这本书所达到的目标,亦即通过命题的一般形式的呈现所达到的,也就是从内部来为表达划出一个界线。[17]156后来,维特根斯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他的“语言批判”——当然他宁愿用诸如“综观”(survey ability)和“语法研究”之类的词来代替传统的“哲学论证”: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在两者之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的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5]122。

哲学根本上是治疗性的,因此,诚如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所说,哲学上的混乱与其说像提出理论上的问题,不如说更像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由于这种原因,一种适当的哲学主张是一种治疗或疗法,而不是一种学说。为了完成这种治疗,我们并不需要依靠新的知识,如同一种学说所要求的那样[18]587。在并不存在“哲学病”的地方,无须通过哲学论证建构任何一种理论;相反,这恰恰是因为我们误解了语言语法,误用了理论化和哲学论证,从而在实在、意义、意向和遵守规则议题上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哲学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玩语言游戏,也在哲学上玩语言游戏。从游戏角度看语言,像语言替代为语言游戏,这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本真性的,而对于哲学来说是治疗性的,因为传统哲学已经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玩各种语言游戏了,哲学家们通常对那些“大词”或“超级概念”情有独钟,比如实在、真理、知识、规则。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诸如造成概念混乱、抹杀概念差别、产生虚假问题、陷入两难困境、形成错误类比这样的指责。他们研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一些在极其重要的方面可能是错误的图像。通过哲学的诊断,寂静主义者希望杜绝人类的智慧困惑。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活动必须在某处终结——而在思考的反思的终结处,恰恰是实践的开端,关于实践,并没有进一步需要解释的,无需任何理论化的意义或意向。哲学治疗所终结的那种理论化哲学,旨在通过对于实在、意义和实践的进一步解释,从而获得某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理论建构。

佩蒂特指出了生活实践与哲学理论之间的“不必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又是提倡寂静主义的后果。他认为寂静主义若走到头,就必然会给我们留下不幸的前景,它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我们在实践中可能发现自己在哲学上不能认同的东西。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寂静主义是否表明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视角之间切换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是实践的,另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生活上的经验和行为,另一个是理论上的反思,并且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不同和不相容的世界的视角,他希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时他认为确实并非如此。[12]306对此,寂静主义的捍卫者可以回应道,寂静主义仍然是一种哲学,它所批判的是传统上那种理论化的哲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哲学上所需要的正是对于生活实践的一种寂静主义的哲学思考方式,而不是生活实践本身,因此这里只有不同的哲学观之间的切换,而不是生活实践的世界观与哲学上的世界观之间的切换。

像麦克道威尔那样,佩蒂特同样认为哲学没有止境,倘若寂静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他宁愿不要。佩蒂特认为哲学有形而上学冥想、方法论和道德教导这三大功能,它们依托于各式各样的标准对普通的生活实践产生影响。他们重新塑造了先于哲学事业而存在的那些感知方式和心理倾向性,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存在主义所设想的那套东西,但他们确实证明了似乎作为唯一的被选项而或隐或现的那幅寂静主义图景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佩蒂特在这里误解了寂静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寂静主义所终结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哲学。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哲学并不是单独坐在扶手椅上的东西,哲学家应该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让自己的身心从理论研究中解脱出来。[12]304无论如何,佩蒂特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表明,治疗型哲学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这种“综观”、语法研究,以及在它们影响下所进行的经验反省和观念批判工作,都属于广义的哲学治疗的领域,而在本质主义哲学的终结之处,“治疗型哲学”才刚刚起步。

六 余论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都有两条主线,一是语言批判,二是寂静主义。寂静主义是语言批判的自然结果,前后期语言批判的具体进路有所不同,决定了前后期寂静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他前后期都反对一种“理论化”的哲学。哲学不是一种理论,抑或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是一种划界的活动,哲学也是一种治疗的活动,只有在语言“休假”也就是不正常工作的时候,才有哲学问题产生。哲学的任务就是消除语言借助理智对我们的蛊惑,治疗我们受语言蛊惑而撞墙所留下的肿块。这种语言的蛊惑在于,让我们误以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对之进行涵义/指称分析,哪怕它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抽象概念背后的本质。然而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的一种误用,因为语言背后并没有更为“基础”的东西,而这恰恰是传统哲学困惑的来源。

传统哲学并不满足于只是在字面上给出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总希望通过其字面含义而隐藏着或者揭示出其“后面的”“内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恰恰相反,它主张哲学研究不再是理论化的解释,而是描述和综观。它如其所是地描述出事物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样子,至于其背后的寓意或本质是什么,这已超出了日常语言的功能范围,对之应当保持沉默。从字面上理解,“综观”就是从各个角度去看,它要求我们凭借关于语言使用的回忆或“提示物”,以及对它在诸多可能语境下的使用的想象,多角度、多面相地为人类经验或生活形式给出充分完整的描述。我们所纵观之物,就是公开地摆放在那里的东西,它们是在字面上就能一览无遗的东西,并没有刻意向人们隐藏什么,因此对于它们的任何进一步解释都是无的放矢、南辕北辙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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