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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孙文波:“语言民族主义”

2012-09-29 00:3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孙文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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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波

 我的《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一文写成于今年二月,完了后,一段时间我没有再考虑这个问题。但近日重新翻阅这篇文章,发现有很多地方自己是谈得不完备的。也的确,以我在理论上的准备,要谈论这样的问题,诚如一位后进所言,是在冒险,很容易授人以话柄。但是,也正是在重新翻阅文章时,我又想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么一个词。联想到前段时间读到有人写的关于语言帝国主义的文章,描述了目前不同民族语言所受到的关注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地位差异等现象。从文章中我看到,作为一种现象,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语言的民族主义也许同政治的民族主义一样,具有很强烈的现实色彩,并造成了一种对抗的态势,很多现在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己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虽然,我不会认为这种反思是不对头的,但我仍然感到,在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现象里,有着另外的东西使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并从中看到它与现代社会进程的关系。当然了,我知道就像自己并不具备谈论中国诗歌的“中国性”一样,我也不具备谈论“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准备,而之所以想到并决定在这里谈论它,主要还是想要通过这样的谈论,使自己在诗歌写作的实际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注意到一些问题。从而使写作有更加明确的方向。

    那么,什么是我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呢?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过分地强调自己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把对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影响的高度;二、过分强调在自身的语言文化传统中,寻找语言更新的可能性只有唯一一条路是行得通的,即:离开了文化传统中语言发展的基础,不单说不上民族语言的更新与发展,反而会造成它的萎顿,使之变得没有了已经被历史养育起来的那些美好的特性。另外,“语言民族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即它把民族文化绝对化了,认为在感知世界,理解世界,对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的判断和确立上,只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够获得真正的深入和透彻,也就是说,在“语言民族主义”中,存在着对其他民族的语言的敌视,和自大的优越感。以及由此反过来,还有一种表面上看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打着防止自身语言被其他语言侵蚀,捍卫语言纯洁性旗号的现象,也是具有“语言民族主义”的色彩的。总之,在“语言民族主义”中,隐藏着的是一种拒斥心态。虽然在表面上它更多地是在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的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语言民族主义”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以什么样的理由出现,一种东西一旦被冠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那么其内里必然隐藏了可以让人质疑的部分。这就像“政治民族主义”一样,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政治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都存在着非常强大的理由,有些更是上升到“生存权”这样的高度;但是其表现出的偏执、狂热也十分明显。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治民族主义”变成了同一性,绝对性的代名词,是一种对异己性、多样性的排斥,过分的强调它,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民族专制”,并由此使得它成为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导火索。现在世界上不断出现的地区与民族冲突,甚至一些恐怖主义行为,其根源可以说正是在此。虽然,不能说“语言民族主义”也具有同样大的破坏力,会造成同样大的危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从表面上讲,“语言民族主义”是在更多地强调不同民族应该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成果,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并在一种历史发展的意义上,使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质,以最鲜明的特征凸显出来,然而其内里却有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自我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强调中,以拒绝的姿态,反对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达到促进文化的发展的目的。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对“语言民族主义”在态度上有所保留的。

    但是,我并不想因此被人们看作一个民族语言的虚无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尽管作为一种现实,语言的差异性是存在的,但在人类精神发展的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必要看到,如果保守地将语言问题看作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不可能由交流来获得自身发展的东西,那么其结果肯定是不妙的。因为我一直认为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外部因素对之的作用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而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刺激,也就很难想象在发展的过程中,事物变化的动力来源何在。语言的发展尤其如此。人们当然也可能说,作为一个自我完善的系统,每一种语言在长期的发展中,其实早已建立了自我发展的内部机制,完全可以由这种内部机制生成变化与发展的促进剂,使自身获得更新,并不需要与别种语言的交流来完成变化与发展。这样的说法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提,即这种语言的确在其内部存在着活跃的因子,能够自我变异。但就算是如此,我仍然相信,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与作法,会产生更为有效地促进作用,使语言在活跃性方面更加有力。就像我们总是在说,越是广泛地与外部接触,一个人才可能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一样。广蕴才能积厚,永远是不会错的。在我看来,“语言民族主义”强调了一方面,但对另外的一方面却给予了回避。而我却认为两个方面都要才会更好。而且我相信,由于不同民族之间思维习惯的差异,语言的生成也会有不同之处,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不同来促进语言的交流,一定会在丰富自身语言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那么,落实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状况上,我想说的是:尽管在对“中国性”的强调中,我们能够看到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它在对民族文化的特征所做出的关注中,表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并有意识地注意到从发展的意义上对传统有所继承,但是,我也看到了在这种强调中,如果搞得不好,就会产生出一种绝对的态度,将自己推向无保留地颂扬传统,轻看外来文化的境地,最后变成文化的保守主义,我始终是反对文化的保守主义的,因为在我的理解中,文化保守主义最让人感到不能满足地是:它会导致对文化现实不分良莠的指责,并在谈论一些问题时将人引向文化沙文主义。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在不少人那里,对语言特性的强调,表面上看是在寻求一种由长期的民族文化给予的,语言的功能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特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让人感到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强调,来确立对别种语言文化的贬低,主要是贬低那些对别种语言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并在实际的工作中有所吸收的人。我先不说这种贬低会不会产生效果,只是在这种贬低中让我看到的自我夸耀使人很难接受。我认为这种作法的内里还有一种非常愚蠢的东西,即:没有看到在当今世界上,语言的交流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交流的唯一有效途径,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人类在相互理解的道路上才能一步步前进着。

    事实上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它取得的成就,都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有关的。我的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从交流中获益,今天的中国诗歌会是什么模样,一部诗歌史又该怎样落笔。不满意当代诗歌的成就,认为它还没有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是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也是很多人指责现代诗的原因。但他们没有看到,造成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地说是由于与外部的交流,以及放弃了像过去一样写作而造成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认定——把当代诗歌与古典诗歌做简单地比较,也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方法已经变化,用以衡量诗歌的基本尺度也就不可能不变。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正是在向外部世界的学习中,中国当代诗歌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尤其是在运用语言描述人与事物的关系上,有了与过去不同的东西,其在自由度上所获得的成效也是与过去不一样的。就是被人们普遍认为的一些基本的诗学概念,人们的认识也有了与过去不一样的理解。我并不是否认语言间的交流没有障碍。文化的民族差异在今天的世界上的确是存在着的事实。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放弃那种民族主义的语言立场,在现实的世界里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它。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古人那里就已经如此,不论是春秋时代,还是魏晋南北朝,文化交流都是现实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看到:语言的发展也与自然的发展一样,是存在一定规律的,它是在推陈出新与不断淘汰的过程中完成着自我更新。可以肯定地说:与其他语言的交流,正是完成这样的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方式。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代汉语对叙述的要求,主要是它在认知新事物的时候所需要的表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来语言的利用,尤其是对某些语言叙述方式的使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利用,我们几乎很难完成对某些事物的性质、意义、甚至是它的面貌的陈述、结论和呈现。因此,尽管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某些特有的传统表述形式慢慢地退隐了,失去了活的地位,并在有时候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但这种退隐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丧失,而是应该将之看作在表述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种对于语言发展而言属于正常更新代谢的现象。虽然,我们的确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被动,甚至是被迫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就非要认为,这里面包含了文化侵略、强势清理的意味,会造成语言的殖民化。我们更应该体会到的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实际上存在着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能力适应问题,是它在发挥着作用。正是那些面对着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现实,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文化,才能够最终保持住活力,并进而在把握事物发展脉络时,显得更有力量。尽管它有些被蚕食的味道,但却有着进步的意味。

    其实不用追溯的更远,仅仅是进入近代以来,汉语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不断地吸收外来词,已经使自己在表达上获得了更多的便利,有些外来词,我们今天已经把它们完全看作了古已有之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些新词的不断进入,汉语在语言表达上就不会获得已有的丰富,有些方面更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出真正的涉及,譬如今天的文学批评领域,我们都看到不单一些基本术语是外来的,就是由这些术语带来的大量方法也离不开与外来语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外来语的加入,谈论它们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者根本无法谈论。这并不是过分地夸张。说起来,这也是对现实的尊重。我们应该看到,有时候表面上看只是对一个词吸收或不吸收,但实际上存在着更新语言表述方法的意味。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处在交互作用中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都与其他民族的生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不可能单独地不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便能够生存。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避免地受到另外的民族的影响,牵制,这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尽管交流有障碍,但是不交流已经是不可能的,谁也回避不了。而在交流中获利,也是很正常的。能够获利,也就是说能够对自己有所帮助,为什么要拒绝?如果谁在今天还总是把自己看作唯一的、最好的,他真的只能被看作是不识实务了。因此,放弃“语言民族主义”,不能被看作是放弃自我,而应该被看作是求得更有利的生存空间的举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语言的民族特性采取忽视的态度。我并不仅仅将语言看作是单纯工具意义上的东西。每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其生成的过程中,都肯定被赋予了这个民族感知世界,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愿望,同时也造就了这个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因为语言不单是说出事物的工具,它还对事物做出命名,并在命名的意义上表达出对事物的理解。虽然人类从总体上说来是具有共性的,但每一个民族在感知事物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差异。因而,语言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民族思维的差异性给予的。就像我们总在说我们汉民族更注重形象思维,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一样。的确,我们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特性,在形象思维的意义上似乎也真的是更丰富、更有力一些。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更丰富、更有力的东西保留下来,并真正地将之看作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丧失掉这种遗产,因为只要语言的主体性存在,它就不可能丧失。不过,我仍然认为遗产本身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关键地还在于当我们看到了这一遗产,在求得它对我们的意义时,应该更多地将之置放在一种发展的时间境域中,让其在我们对之的取用中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更有利的前进的位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遗产的作用仅在于它作为遗产本身的历史价值,那么这种遗产的作用,可以说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利用,其生命力也会大大降低。而生命力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不能想象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还要它们来做何用?仅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我们的自尊心吗?

    这样,如果要说我对于语言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寻找的是它的活力。即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的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有用的方面。而非由于它过去曾经给予了我们什么,今天我们也仅仅是把这一什么保持住就行了。对于我而言,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使语言在我们的使用中,发挥更有力地呈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作用,它也就没有达到我们使用它的目的。这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说话,当然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了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态度来说话,也就在实际中隐含着这么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今天这种全球性的人类境域中,更准确、更有力、更有效地说话;而且这一说话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与交流,甚至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的确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很显然,自闭于一种语言的传统中,以自以为是的绝对主义态度来面对世界,是做不好这样的交流的。因此,仅仅是为了准确地把自己的想法传达出去,使之真正地发生效力,我们也必须以更接近当代生活的共性的意识形态态度,来寻找语言的最隐秘,然而也是最有力的表达可能性。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交流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不过,我并不希望我的这种态度被理解为消除语言在美学意义上的独立性,我相信每一民族的语言,由自身产生的美学特质是内在于语言内部的,它并不会因为新因素的加入而被彻底消解。它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没有理由为此担心。说到担心,我的确是不担心的。我已经看到尽管中国当代诗歌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指责,但是它仍然有力地传达出中国诗人们对世界的言说。

    我知道,我的这种观点会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厢情愿的,在他们的观点中,文化的侵略,语言的霸权主义现象,有时候真的会因我们对它采取开放的态度,成为对民族语言纯粹性产生伤害的隐患,并最终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我并不会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看一看今天世界发展的状况,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再以封闭的态度,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了。就是想封闭也封闭不了。因此,与其被迫地接受,不如以积极的态度,在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时,以理性的分析,具体的策略,有效的方法,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使自己不是被搞成一付草木皆兵的样子,一天到晚害怕会像俗话说的那样,找不到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北了。不可能!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不是像那些生怕自己的老婆与另外的男人接触,一接触就可能被拐起跑了的人,总是对外人心存防范。我始终相信,只要保有足够的自信心,并把握好分寸,我们就能够一方面保持住语言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也是尽管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懂得几种语言,但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人的交流中,也感到别人语言的长处何在的原因。何况在今天的世界上,懂得几种语言的大有人在,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不同语言的差异。

    并且,我不希望有人将这种对差异的认同看作是对已经被人们广泛论述了的“文化霸权”的潜在默认。作为一种现象,我也承认如果我们失去分析、辨别的警惕性,不是通过理性的认知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可能会在我们对其他语言的接受中,陷入某种被称之为“主体资格”丧失的危险中,我不否认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但是,我更乐意看到的是这里存在着的极大的丰富民族语言的可能性。我相信这是有意义的,并值得我们为此做出努力,并承受可能有的代价。其实,并不仅仅是语言,任何事物的更新和发展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因噎废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而且,信心从来都应该是建立在自信之上的。对于我们而言,如果看不到自身语言的巨大的再生能力,看不到它完全可以在吸收其他语言优秀成份的过程中完善自己,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说我们已经到了经不起风雨,对世间一切变化都害怕的地步。要是真的到了那样的地步,丧失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说得不好听一点,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丧失反而是必要的,是好事。因为什么事物都必须以生命力作为自己生存的保证,没有这样的东西,还谈什么生存,还有什么必要像保护温室中的花朵一样费尽心机地去保护它?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语种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它被别的语种侵略,而在于它自身根本就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能力。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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