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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享受别人的艺术是一次牺牲

2012-09-29 02: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我不认为,艺术女神只让中国人享受喜欢的绘画,而不让中国人自己创造中国人喜欢的画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地方,享受别人的艺术对于我们是一种牺牲,对于艺术史是反复牺牲,对于我们的山水、生命、文化更是残暴的牺牲,而牺牲不是什么阶层、什么时候都是光荣的。

  他人的艺术制造我们的牺牲,牺牲在某些阶层是毁灭我们需要延继的文化。

  看中国的当代绘画之于西方艺术,可以肯定中国一部分画家还没有学会借鉴、吸收、转化,只有简单的享受,这种享受简单得如同吃一顿饭,饕餮一餐西方牛排一样,仅仅是欲望上的满足,或者仅仅只与欲望有关。

  满足享受欲望需要对象与工具,但是对象并不一定就是西方艺术精神,而工具可以确切地说是中国画家手中的画笔,中国绘画摹仿过程之后的创作,只是一个完成观念的过程,这个完成观念的过程始终违背艺术的一个通用的原则——,一切真正的艺术创造必然包含着哲学和美学的观念。然而,一切伟大的艺术品又决不是从观念出发和仅仅归结为观念(保罗·克利语)。能够破坏艺术的这个原则的,是工具的功能,而不是艺术的功能所致,用工具创作的中国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破坏。

  中国当代画家选择了工具 西方画家选择了思想
    
  “钢笔——不是我的工具”(德拉克罗瓦语)。对于农民,犁、大地、季节、风雨、太阳不是工具;对于作家,语言与故事不是工具;对于音乐家,乐器、音符不是工具;对于画家,笔画、线条与色彩当然也不是工具。对于作家,哲学是工具,对于画家,思想是工具。德拉克罗瓦说,绘画艺术对于思想,思想是正确地,它强迫我服从它。

  很难设想,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大多数,几乎很难了解这一点。不了解这些的中国艺术家,他们始终热爱艺术,其执着程度并不亚于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终生从事艺术事业,甚至为了艺术不惜钻营地位,好让自己拥有艺术话语权,并让好不容易拥有的话语权服务于艺术(服务于自己的绘画作品)。“他们的光辉很晚才照到他们身上,为的是减轻充满困难的生活的痛苦,他们几乎总是只在艰苦的道路的最后一步才见到光亮”(德拉克罗瓦论艺术家),终于,他们获得了名誉,但是,结果是画笔拥属了这些最后一步才见到光辉的画家。这种命运,对于十分执着的中国当代画家是十分可惜的事,也是十分可悲的命运。东西方艺术家如此殊途的命运,是因为,中国当代画家选择了工具 西方画家选择了思想。
    
  中国当代画家把才能装进画笔 西方画家把才能装进思想
    
  画《关于圣餐礼的争论》的拉斐尔,德拉克罗瓦说他是“把别人的伟大和美的源泉装进了自己的才能,从而更新了自己”。在《关于圣餐礼争议》这幅画中,拉斐尔甚至放弃了别人的才能,把学者、神甫、主教的眼神从祭坛上圣体身上移开,虽然移开的距离不大,但是,这是需要比才能更重要的思想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拉斐尔把学者、神甫、主教的眼神从祭坛上圣体身上移开,其才能的表现不仅仅像德拉克罗瓦所说,使“画显得非常生动和非常有趣”。才能不一定可能让事神者的目光离开圣体,才能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力量,只有把才能装进思想,或者把思想装进才能,他的油画笔——他的工具——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这般力量。

  如此看来,是思想让艺术家拥有才能,而非才能让艺术家获得思想。从整个人类艺术史这个大视野来比较,被艺术史放逐到市场和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到目前为止,还执迷不悟地爱将才能装进画笔,爱将才华装进工具。
  
  中国画家用才能撕裂自然 西方画家用思想尊崇自然
  
  德拉克罗瓦说,拉斐尔的头脑十分机灵,似乎一分钟也不曾考虑过自己的作品,他的表现手段不听命于任何盘算。手好象本能地听从那种不可能作任何选择、丰富的思想。拉斐尔从情节描绘的所有可能的办法中,把首先在头脑中出现的办法付诸实施,不在许多构思中进行挑选。唯其如此,谁也不曾像拉斐尔那样,自由地运用大自然所创造的一切形式。因此,他的画,在每一物件的性格上,在物件和周围环境的相配合上,在总体和各个局部的正确关系上,都十分优雅。在细节和宗旨的正确关系上,从不违抗、肢解自然给我们人类提示的某种关系。

  自然和优雅,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眼中可就不同了,自然和优雅,似乎就是浅薄的代名词。有了毕加索、梵高、马蒂斯、达利这些艺术大师,我们可以认为自然与优雅有她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一面,但是变形的技法并不等同于当代中国艺术一味的撕裂与宰割。阿波利奈尔说,毕加索那不容置疑的才华,在他看来正致力于奇思异想,恰当地掺混美妙的和可怖的、高尚的和卑鄙的。他的思想通过不容置疑的才华,表现在美妙的和可怖的、高尚的和卑鄙的外观之上,而毕加索那种酷爱精密的自然主义,又增添了神秘主义之翼,这种神秘主义,就潜藏在最不虔诚的西班牙的内心深处。但是,即使毕加索有那种世界上最大的不虔诚,他酷爱的精密的自然主义,对神圣的事物,肯定也是十分敬重的。那些精密的美妙和可怖、神秘的高尚和卑鄙的——最不虔诚之笔全部是为了供奉神圣的思想。

  营造构思的马蒂斯,他运用颜色和线条,建造他的一幅幅画,一直到赋予他这些组合图形以生命,一直到这些组合图合乎逻辑,并且成为一种封闭的作品,既不能取消一种颜色,也不能去掉线条,否则整个就蜕化为几根线条和几种颜色的偶合了。阿波利奈尔为此总结,化混沌为有序,这就是马蒂斯的创作。艺术家的目的,如果是创造的话,那就需要一种条理,而本能将是这种条理的尺度。本能有自然的天份,它必然与秩序联系起来,必须与逻辑一起前行,必然与自然融合在笔端和颜色、线条中,最终找到深潜于自然中的思想。因而我们看到的混沌与无序,那只是视觉上的,而内心的,则是按秩序——如同星辰一样排列的光辉,艺术家出于诚实个性的思想——这个完整的东西,才是画家要告诉我们的。这,显然与中国当代艺术撕碎自然与整体、将黑夜也撕出血来相去甚远。

  中国当代画家拿“现代”当标准 西方画家讲究艺术意识结果
  
  在一些艺术批评中,常能看到用“非常现代”这样的词汇对一幅画进行形容、肯定与赞美,“现代”什么时候成了艺术领域里的一个判断性词汇呢?而现代表现的革命意义是形式的还是精神的呢?这个词汇即使在诗歌意义上表达了通感的含量,它也不足以表达一种完美与进步。例如说“这幅画非常现代”,这句话之后还有“更现代”的判断即“这幅画非常当代”,即使是针对艺术的创新精神和离经叛道的勇气,这句话的荒谬性让人觉得这样的判断并不符合艺术的精神标准。

  如果无法确定现代这个词汇的判断价值,它确实只是一个僵死的时间概念,一个仅仅只有修饰价值的成份。在现代意识和当代意识里面,它的特征是意识和精神赋予的,如果我们全然不顾这些,并固执地认为它作为一个有效判断是成立的,那它就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家走进误区的钥匙。其后果多少让人联想到当代艺术家对于绘画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斗志,和摧毁一切逻辑的理由。这种理由下,怪诞式画作、无逻辑的图式偶合式绘画与现代这一判断应运而生——那么,“现代”似乎就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唯一追求了。

  有一篇艺术评述这样说,“想当初,‘中国画的底线是笔墨’和‘笔墨等于零’的争论,使业界画家,批评家为之大动肝火。赵无极弃中国笔墨,其画非常现代,并且非常中国,党中国弃中国图式,极推书法用笔,其画非常中国,也非常现代。”(载《艺术向导》2009年第一期)。这里用了两个“非常现代”,寻求抛弃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与马蒂斯自己所说“接受同别种个性的搏斗”和毕加索对神圣事物的敬重有着天壤之别。“现代”成为中国画的修辞成分,现代既不是一种精神,也不表现某种文化趋势,仅仅只用作衡量当代画的标尺,可见中国艺术家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如何使其作品“现代”起来。

  马蒂斯的画可以纳入现代范畴,但那只是表现在归纳上的一个特征,无论这个特征多么辉煌与伟大,它并不是马蒂斯本人创造的全部,也不是能够令马蒂斯满足而停止创造的全部,更不能让西方的画家一致趋同,因此,艺术评论这样总结:这位画家的意识,正是了解了艺术意识的结果。阿波利奈尔说,我们谈论自然的时候,不应当忘记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应当以同样的好奇和真诚的态度审视自己,如同研究一棵树、一片天空或者一种思想那样。在艺术家的创造中,总得表达出一种存在的关系,并且要超越这种关系。这就不是一个假设或者一个溢美的判断能够完成的肯定,那么,一个假设或一个判断就更不是艺术的意识结果,艺术期待的总结还得归于思想及其价值本身。

  再来看目前中国绘画,观念大于一切并将一切归结于观念的表达,也只是停留在形式的革新上,停留在与旧的东西的搏斗上,凡是抛弃旧有东西,不顾逻辑与自然象征,就有了现代的标识,只要“现代”了,哪怕是一幅习作似乎就有了艺术的味道,甚至可以因此冒领半斤八两艺术精神招贴在自己的画上。那么,这样的绘画泄露的秘密就显而易见——中国当代画家们还远远没有从毕加索、马蒂斯、达利的形式上走出来。甚至,囚禁在别人笔墨的藏锋中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危险处境。

  是的,一旦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用他的作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这种符合因其光芒万丈统治了人们的目光和艺术的审美尺度,这种特殊的符号可能会牺牲以后几代的推崇者,即使后来者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更好的技法,也无法僭越这些符号的某一小部分意义,但这也告诉我们,任何用现代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与大师们拉开多大距离的做法,都错得如同错误一样美丽,用现代衡量与经典艺术拉开多少距离这种方式并不是超越的真正途径。

  当然,中国艺术批评也十分强调独特,在“非常现代”之后有一个对称判断“非常中国”,起初我以为这是一种递进式,指属内容方面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发现“现代”成为中国画家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可替换标准之后,“非常中国”其实也就是“非常现代”的另一种形式,是同一种形式上的反复表达。

  中国艺术理论在未来也许可以赋予现代这个现在强用作判断的词汇更多实质性内容,但是现在,如果当代艺术都感召于这个词汇的号召,追求艺术的“非常现代”,这无异于西绪福斯的劳动一样,无止境地推着一块名为“现代”的巨石上山,无效劳动如果以快乐计,它无害于艺术,无效的劳动如果要以价值计,艺术就是无效劳动的最大牺牲。
  
  2009年6月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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