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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雄: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

2012-09-27 23:3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克雄 阅读
  过眼烟云: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
  
  陈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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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告诉我要举办《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是孔长安。随后是《视野》杂志的同仁王苏川。我去取了强润伟的画。告诉了马也驰。布展的那天,马也驰带来一个搞书法的老人家。大家忙上忙下,老人家安安静静的抄写目录,还有每一幅画及雕塑下面配的诗。给画及雕塑配诗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后来看来效果极好。因为观众们在面对从未见过的现代画面前瞋目结舌时,就企图从还认识的汉字组成的诗里找出画的意思。结果那些诗又都是离经叛道的现代诗。这就让观众们又都从云里掉进了雾里。而且更可恨的是那些诗还并非为画而刻意写的。而是几个写诗的人拿来自己的诗集,在里面随便拉扯出来一段。看看差不多,就贴上去了。倒是在孔长安的一幅画下面。我很刻意贴上了我的诗。
  
  那个时候,我和孔长安走的很近。几乎是同步搞的现代艺术。他画的画我都见过。但他在艺术展上的画我居然没见过。看来他当时对艺术展挺重视,关起门来偷偷的画了一批。他那批画是好画,到现在看都是好画。孔长安那批画是水彩画,尺寸还挺大。一个系列。水彩画玩的是透明,层层的渲染,孔长安营造了一个个神秘而又暧昧的气氛。都很个人的,很情绪化。在画的主题里都是一些孤单的人体。孔长安一直在搞雕塑。在艺术展里也有他的两件雕塑。都是头很小,屁股很大的人体。水彩画里也是这些人体。展览时他的画前总是有很多的观众。他给我说他有些害怕。我对着他只有傻笑。强润伟跟孔长安是中学同学,说孔长安老实的很。我觉得孔长安基本上属于书呆子。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个人,只有集体。人早已沦落为劳动的工具或者斗争的武器。这些工具和武器就是绞肉机。人们彼此互相盯着。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都是靠手淫度过的青春。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很残酷的打击。后来孔长安在美院读研时,去监狱里搞了一次学术性的艺术活动。让犯人们不受拘束的,不会受到打击报复的,真实的画出自己的愿望。孔长安给我们说:画的好的很。我们都笑。看来男男女女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缠和麻烦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而且历史上那些被歌被泣的又都是被世俗认为的狗男狗女。所以,我一直偏执的认为那次艺术展最值得称道的是泛意识形态。更多的自我,更多的自由。这在当时的形式下,是大逆不道的。众多的群氓已被阉割,被炮制,被洗了脑,被灌了迷魂汤。所以,在他们眼里,非红既黑。如果那些掌握了权势的人把拳头往天上举。众多的群氓也会跟着摇旗呐喊。如果有人向你泼一盆脏水,众多的群氓也会向你吐唾沫。事实也一直如此。前几年王苏川在延安做纪录片时,当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夫妻在家看黄碟被警察捉拿的事件。当地很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说好。王苏川说:如果你们说好,那些无良的警察受到了鼓励,他们也干顺手了,还上瘾了,也无法无天了。有一天,他们也会冲进你们的家里。
  
  在孔长安家认识的张光荣。他和孔长安是大学的同学。在艺术展上他的作品挺多,是些版画和胶彩画。抽象的多,具象的少。记得那些具象的是些窝蜷的人体。我个人理解这可就是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人们什么都没有,只有被灌输的恨。今天说美国坏,明天说苏联坏,后天说日本坏,大后天说以色列坏。那么多的恨,如同吸毒,是很容易被控制和操纵的。这种牧民之术,愚民伎俩还管用的很。一小撮不上这个当的人也就只有无奈和等待。我那阵受了甘地的影响,采取的办法是不抵抗,不合作。张光荣则是更多的慵懒和散淡,以至于他的女朋友在出门的时候说要给他的脖子上挂一串油饼。
  
  张光荣的那些抽象的作品很生动,有自己的天地。展览完后。我拿回家里挂了很长时间。给他还的时候我厚着脸皮提出给我做一套。他答应了。再就没了情况。后来在央视的节目里发现他在教聋哑孩子们画画。现教现画,让孩子们肆意妄为。一堂课下来,就在院子里办了个展览。很记得孩子们那欢乐的笑脸。原本给孩子们教绘画的老师居然用的是俄罗斯的契斯恰科夫体系。那种蹂躏,扼杀,折磨,真是糟践孩子。那老师没有意识,但他在张光荣在的时候却一直躲着不露面。孔长安从德国回来后说:国外的艺术学院在招学生时,一看你画成那样,就不要你了。说你报废了。强润伟后来也说:那样训练出来的学生,画的都一摸一样。这可是艺术的大忌。不过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把一个大活人整成一架廉价的照相机,也是很有成就的。
  
  现代艺术展期间,观众很多,多的让人发怵。听说有些明白的老师专门给学生放假,让学生来看展览。我看到了些熟人,他们都扭过头去,躲开我。我傻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我是傻瓜,我只知道他们就是傻瓜。他们一辈子逆来顺受,战战兢兢的活着,就是想把自己那平庸的基因传下去。所以,这些人倒也不坏,只是活的没啥意思。后来我对他们统称为:生产线上下来的标准件。   现代艺术展展厅里放有意见本。每天都能写满一本。说好的少,骂的多,咒骂的都是工农兵的语言,姚文元的语言,若干年前报刊上的语言。有些很恶毒。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人在意。我记得有一个是骂我。我当时用两个歪歪扭扭的,生锈了的铁圈焊在一段生锈的槽钢上。还美其名曰:骑自行车的人。展台下面我贴上了我的比较直白的诗:
  
  每天,
  每天,
  我也是其中之一。
  
  骂我的意见就针对这件作品。画了两个圈圈,又在前面画有虚线,直指几道竖线,那是铁栅栏,是监狱。只是,这又在预料之中。不就是被塞进一辆呼啸的警车里,然后,面对刀笔吏,再面对狱吏,再面对众多的群氓举起来的拳头。这些在我成长的时候就经常的见。也亲身经历过,也无所谓了。展览里我也展了一幅油画就叫《无所谓》。《视野》的同仁张世和领来贾平凹问我:什么意思?我倒挺真诚的说了。但是说的不好。他没说话。这很正常。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来看就很不错了。强润伟很多年后在政府单位工作,经常听到周围的从农村爬上来的干部议论:咱这单位有个叫贾平凹的,坏的很,写的东西反动的很,流氓的很。我专门问过张光荣:贾平凹也是农村来的,而且人老实的很。从他的名字看就知道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为什么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要骂他。他又没招谁惹谁?张光荣说:农村的阶级斗争比城市里复杂。你看,人的三六九等分的很清。你看,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斗争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嘛。要是这样看来,贾平凹这个饱受欺凌的人对《无所谓》有感觉是正常的。因为,活到一定的份上,不管有什么事情,先把自己摆平是一种智慧。所以,听人说了,贾平凹在《废都》里有一句话:打不倒,就没站起来过。
  
  强润伟很早就画画了。只是在很少的信息里不免的受到了俄罗斯油画的污染。俄罗斯那一套很拙劣,画素描,搞写生,画照片,从经验到概念。然后为意识形态所利用。最后搞的许多挺灵醒的人都画不出画来了。好在强润伟一直喜欢搞写生,这还因祸得福,培养了他的性情,对已经被污染了的人类的疏离,对尚未污染的自然的亲近。蓝天白云,青草緑树。小河在流淌,鸟儿自由的飞翔。强润伟在呆呆的写生。一群戴着红箍,全副武装的恶鬼悄悄的包围了上来。对着强润伟大声的命令到:不许动,举起手来。随后是搜查,审问,训斥,嘲讽,辱骂。我和孔长安在四川写生时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张光荣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后来付强说他也不止一次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那个邪恶的年代,社会的金字塔被打了个颠倒。金字塔的塔尖被压进烂泥里。
  
  在展会上第一次见的付强,笑眯眯的,随后见到他,总是笑眯眯的。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状态,人生状态,更多的似乎有着宗教情怀。他的画也是超然物外,很纯粹。显得从容不迫。所以,付强的绘画以及雕塑,如同他的状态,一直都很统一,品相很好。但是付强也不是唐憎肉,说起那些戴着红箍的恶人,势力鬼,付强很幽默的说:被吃进去了,又给吐出来了。这让我们都大喜。随后大家又发挥:被吃进去了,又被拉出来了。闹了半天,就他妈的是一堆狗屎。
  
  马也驰的作品是抽象的,色彩浓烈,很激情。这和他的性情一样。很多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他,他蔫蔫的。那个城市信仰钱教,文化也是商业文化。搞得做过艺术的人不适应吧。强润伟也是这样,他在深圳。深圳是由香港衍生出来的一个荒诞而又滑稽的城市,还是更加热烈的信仰钱教。强润伟有过不适应,但还画画。而且越画越好。马也驰似乎不画了,挺可惜的。只是他要留在内地继续画画,也挺危险。因为他身边有一些画行画的和搞工艺的。这些人如同僵尸般的还很晦气。晦气又是极具传染性的。马也驰面慈心软,不免会受到牵累和污染。那些画行画的后来就去画假画做假古董了,也很快的就死去了。而那些搞工艺的水很浅,似乎是臭鱼烂虾蹦达了两下子,就以为跃过了龙门,就觉得自己是条龙了。于是,头上长角,再画蛇添足。也就吐着信子了。
  
  那些在艺术展上写诗的似乎命运多舛。也可能是诗太尖锐,过于深刻。也就不免的缺少了宽广和坦荡。王苏川跑到西藏那个挺没意思的地方晃荡了很多年。我只知道那个地方缺氧,不适合喜欢用脑子的人生存。听王苏川说高洺在终南山上出家了。总觉得她可能对自己要求的太高了。记得她的一段诗句:
  
  莫扶我,
  我身似塔,
  本性孤高。
  
  总的来说,那次做艺术展的人都很优秀。在那么险恶的年代居然还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游戏的精神。而且还拿的起来放的下。只是在这些人里面我肯定是最笨的了。既冥顽不灵,还屡教不改,看来还无可救药的不合时宜。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国的属相上属馿,所以,我是一头蠢馿,蠢馿一头。虽然也企图冒充过天马,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得逞。
  
  陈年旧事:关于1981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续
  
  陈克雄      
  
  《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没有开幕式,就那么开展了。参展的艺术家们混迹于观众里,也跟着傻乎乎的看着。参展的很多人该上课的上课,该上班的上班。孔长安是他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很忙。忙人容易露馅,还有案底。结果,孔长安在中央美院读研时又被揪去做了学生会主席。强润伟说他当时进了大学以后把他吓坏了。有些人半夜三更就起来做功课。到底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些上班的人纷纷的泡病假跑来张罗,在展厅里晃来晃去的。看见有漂亮的女孩,就想法上去勾引。后来就有了许多的骚事,还荡气回肠,但好像结果都不太好。
  
  据后来的统计,参观《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观众达六万多人次。那么展期十来天,平均每天都得几千人。这还不包括熟人带熟人,熟人的熟人。我在门口也卖过票,现在不在流通的人民币五分钱一张票,当然见到美女就不要票了。当时有个美女也在那帮着卖票,还给人解释:展览的艺术是想象派。
  
  在展览期间,最烦人的是要解释。很多人要问:什么意思?一般来说,问这种话的人都是不怀好意。大多数人都喜欢不懂装懂,都能不够,问你就是明知故问。抓住把柄,嘲笑你,这就是人性。有些人不明白,还给人解释,还挡不住,最后伤心不已。想想,艺术怎么可以解释呢?痴人说梦?雾里看花?脱裤子放屁?对我来说能说清楚我就不做艺术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劳什子也可能就是艺术的感觉。总之,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就连释迦牟尼那么聪明的人最后都感叹道:说了一辈子,一句都没说着。   但是不能说也得说,展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当时当地的主流报纸出现了针对这个展览的批判文章,而且,社会上风传要封闭这个展览。那么,观众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有些参展的又爱表现的人也就越说越多,再怎么挡都挡不住,还闹的不愉快。本来很多作品只是在艺术的范畴里,那有些人却硬要往政治上扯,这就正中了别人的下怀。有些游戏是不能玩的,人家是庄家,怎么出牌人家说了算,我等城市滑头装疯卖傻,高兴一下,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已经上了牌桌,没敢想过什么输赢,打完牌就走,然后自己想玩什么还玩什么。现在可好,有人把大家往险恶里拉扯,那有些人可能哪还没有活出来,不太了解人性的黑暗,你说的多了,不知道怎么就冒犯了谁了,或者刺激了谁了。而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时就经历了很多。我家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抄了两次,张光荣家被抄过四遍,写诗的阮小五家里贴满了大字报,就连门上都故意贴的有,家里人过来过去都得低身钻过去。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一次人性大暴露,人性中的恶显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只好无奈的是财富了,是一种觉悟,在日后都是受用不尽的。我好像觉得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最终是个平的,大多数人不懂,说话做事过头,是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或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再或者就是想踩着别人往上爬。只是,这些东西是要回来的。对因果报应我是半信半疑,但是人世间的事情又让人迷惑不解,有神助?有鬼为?有人在使绊子?我只觉得天下的事都是来来回回的。那么,什么是报应?有人解释说报应如同回声,你对着山谷喊;操你妈。回来的声音就是操你妈,操你妈,操你妈。现在网上说的更好:出来混是要还的。说的真好,向最初说这话的魁人致敬。                 
  
  孔长安和我企图扭转那种胡扯乱说的的局面。给有经历的一说人家就明白,给有些人一说,就翻白眼,还有拍案而起的,很不愉快。那也就不说了,本来是玩的事,闹的不愉快就没啥意思了。那么,谁愿意说就让谁说去。结果,说的多的人后来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一天,孔长安告诉我说由于咱们这个展览在社会上影响太大了,现在展览所在的辖区的搞文化的部门要和我们开个座谈会,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和人家好好谈谈,尽量说明这是艺术,不是政治,没有意识形态。我那天晚上就留下了,等来了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装束的像个政府机关的文职人员,他长的挺好,还带了个大录音机。那天晚上我和孔长安和那文职人员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觉得我们说的尽量的很真诚,甚至犯傻,只是我们一直很警惕,因为是面对给政府做事的人。所以,言语的来往我们从来没有沾过嘴光,尽量的很轻松,冒冒傻气,都客客气气高高兴兴的。很多年后我在街上看见了那个小伙子,头戴大盖帽,穿一身警服。我很欣喜,验证了孔长安和我的最初的判断。
  
  展览完后没过一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单位里鬼混。我们车间的头找我说:你到保卫处去,有人找你。我知道,他们终于来了。
  
  去保卫处的路上,碰见了一个熟人,他知道我正在勾引我后来的老婆。我告诉他如果我回不来了,就通知我的女朋友就让她另谈别人吧。
  
  进了保卫处,保卫处的人说有两个市公安局的人在政治处等你。我去了政治处,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黑个脸,一个看着挺和善,和善的人给我说:找你两件事:一个是《视野》杂志的事,一个是《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事。你明天到市公安局0处找我们,我姓樊,这位同志姓王。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去了,他们在等我。他们让我坐在他们对面,姓樊的问我,姓王的做记录。姓樊的一直挺和善。姓王有时候对我说话恶声恶气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我看他们是事先计划好的,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唱黑脸也不要紧,我才不会恨他的,恨他我就成了他的奴隶。而且我所做的事都是明的,没什么可隐瞒的,有什么说什么,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难为我,更没有指责我。询问也就不到一个小时,他们让我回去写份材料,回头送过来。我写了材料送去的时候,同时参加艺术展的马也驰非要跟我一起去,我怎么挡都挡不住。我说我都说了是我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拿你的画去参加展览的,你去干嘛?马也驰不知道那根筋别上了,非要去,就一起去了。
  
  在市公安局门口,我在传达室打了电话,姓王的黑着脸出来了。他好像对他的扮相也很厌烦,生活中的人要总是黑着脸,那只能反应出他生活的不好,那里有问题。姓王的接了我写的材料,指着马也驰问;他是来干啥的?我介绍了下马也驰。姓王的很不耐烦的给马也驰说:你回去,回头我们找你。看来他们工作做的很细,马也驰本不在他们要找的范围。后来他们确实去了马也驰的单位,但是没有找马也驰。
  
  现在回忆起来公安局的那两个人一直对我不错。我尽量的想他们还是能理解我们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世界,只是角度,角色,不一样罢了。记得当年毛**的爱人江青在文革时放言要砸烂公检法。后来也就把公检法整的够呛,整完后又把这些人都流放到了一些穷山恶水的地方,也是吃尽了苦头。他们也是人,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能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执行公务,都是来自上面的压力,而上面的压力又来自广大的群氓。当时,毛**的爱人和其同党们虽然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但是她所教育和煽动起来的群氓还无处不在。要么,公安局的那个姓樊的在审查完后叹了一口气给我说:哎,你们这些娃呀,我们公安局的人多少子女都没有工作,你们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大学,你们还胡闹。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后面有很多的很多。我感谢他。但是,我辜负了他的忠告,这可能是骨子里的东西,也就没过两年,我就辞去了公职。我还祘好的了,工作了14年,泡了有10年病假。脚趾头抠着地,缩着屁股眼装心动过速高血压,给自己的尿里放鸡蛋清装肾炎。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上过班的。张光荣则是一天班都没上过,大学毕业以后,拿着分配单去单位报到,碰到一个烂芝麻官可能头天晚上自摸过度,于是发邪火,冒恶气,言语放肆。张光荣叫那烂人把分配单拿来,然后当着那烂人面将分配单撕了。看来我们的性格都太硬了,满脸的棱角。所以我们后来都喜欢读老庄禅,好像还能好点。
  
  孔长安似乎走的很远,自从在中央美院读了研究生后,居然搞起了前卫艺术,年轻时玩玩新潮也就罢了,追求什么扯淡的或者什么子虚乌有的终极真理可是很危险的。我就想不通他那么斯文的人,还搞过行为艺术。他和他的同学,他的室友,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展览馆的馆长范迪安呀。还有他的室友,也就是现在世界著名批评家,策展人侯翰如呀。还有一群不知道什么人,跑到人家北大去做行为艺术,用红,黑,白的长布条把自己捆扎,包裹,然后静默着。或者应该说是扭曲着,挣扎着,还敲锣打鼓的。孔长安年轻时长的很好,很精神。我很知道很有一批女人垂涎他。但是他在北大很认真的做着世俗的人认为的神神道道的行为艺术,很可能吓跑了一些人家北大的漂亮女生,很可惜呀,很可惜。我一直有个意念就是:把别人教灵醒了,自己就傻了。后来孔长安画的画回来要给张光荣,张光荣不要。给我,我也不要。
  
  1989年孔长安又参与了《中国现代艺术展》,是筹备委员会的。后来他跑到意大利,又做了第45 届威尼斯双年展“开放展”的策展之一。现在看来孔长安是为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做了很多的工作。《星星画展》过后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艺术展《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孔长安既是策划之一又是参展者。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孔长安又是策划之一。中国人第一次参加有艺术上的奥运会的《威尼斯双年展》,孔长安又是其主会场的‘开放展‘的策划之一。看来,孔长安事情干的太多了。似乎过了,没有悠着来。所以就出现了戛然而止。   
  
  孔长安是中国最早研究“达达”的,为此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篇文章。结果就对马赛尔.杜尚推崇备至。这几年见了他,他居然还是如此。我肯定比较偏执,认为杜尚是法国式的革命意念,我对革命是害怕的,害怕的屁滚尿流。因为我所见到的革命都是恐怖,都是暴力,而且无一不是暴力。所以,我觉得杜尚有怨妇情结又表现的像个恶妇,我们一桌人在打牌,是玩,是找乐子,是寻开心。她过来掀翻了牌桌。还企图在我们中间揪着一个人的耳朵拽回去仔细的收拾,一路上还骂骂咧咧的。破坏是可怕的,可以无所不能,还可以涵盖一切,还可以无孔不入,让人寒徹骨髓。孔长安给我讲过很多次杜尚后来不做艺术了,成天下棋。这里面可能就有着宿命和晦气。   后来孔长安做完威尼斯双年展的事,又在意大利给世界一流的艺术杂志《Flash Art》用英文撰稿,介绍中国的前卫艺术,还把搞政治波普的王广义的画放到了《Flash Art》封面,搞的王广义的画价猛涨。然后孔长安又做了很长时间的中文版的《Flash Art》杂志。青灯黄卷,抓耳挠腮,很多的孤独和寂寞,很多的寂寞和孤独,让人唏嘘。现在我每每翻开那些杂志,就不得不嘟囔:这个书呆子呀,这个书呆子呀。后来见了这个书呆子,他又给我说:有两个犹太人给丁紹光卖画,上午闹崩了,下午这两犹太人就卖鞋去了。他这话给我说,也就罢了。可能还给别人说了。结果,后来就出现了美术届里的四大段子:吕胜中改行去编书,孔长安改行卖衣服,吕鹏改行做广告,邵大箴改行卖墨竹。
  
  那个时候,人们真穷,穷的让现在的人不可思议。记得孔长安给我说过:他在中央美院读研时,人们知道他英语好,就成天有人找他让他帮着填写出国的手续,还填一个就出去一个,然后出去了的就再都没了音讯,孔长安也觉出哪不对劲,就在宿舍的门上贴了个告示:凡是来填出国手续者,须带烧鸡一只。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找他了。
  
  强润伟刚从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傻乎乎的热情过甚,给管辖的单位创造效益,利用自己的资源,找他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托了一路的关系,特批出来黄金。那单位做成金首饰卖,出奇的热销,那些不相信人民币的老头老太太半夜三更的排队抢购。那单位挣了很多的钱,最后送给了强润伟一对枕巾。
  
  我们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张光荣和我好像有些觉悟,这可能源于小时候家里出过事,感觉出哪不对劲。要什么?问肚子,还要什么?问裤裆里的那家伙。我们做什么?总要想想为什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正乘以负得负,负乘以正还得负,那么,负负得正。为什么有意识了,就知道做什么了。什么事放一放,什么事不屑做了。由于小时候受过伤害,很知道是来自那里的邪恶,而且再把那邪恶耿耿于怀。那么,就绝不会随便做什么了。所以,孔长安再是个书呆子,也没呆到要去愚公移山,而是把自己移走。孔长安把自己移到了美国,强润伟把自己移到了深圳,马也驰把自己移到了香港。然后张光荣给我说:怎么聪明人都跑了,把咱们这些傻瓜都给留下了?我只好仰天长叹:唉,没有办法呀,慈祥的老天爷总是把大裤衩子给没有屁股的人。
  
  现在,大家都解决了生活的问题,都解决的挺好。折回头又想玩艺术,虽然这期间倒也断断续续的做艺术,或者在心里画画,但还是放下了。只是,做艺术是个很好玩的事,既可免俗,又能超脱。因为人要庸俗了,是很恶心很悲惨很下贱的事情。记得强润伟上班时,他们那庸俗不堪的经理居然要附庸风雅,让一个江湖上的号称“鸡王”的画行画的人,骗的每幅画花几万块钱买了很多张。那鄙俗的经理不知道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品味还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还叫人要给强润伟的办公室挂上一幅。看着那把公鸡画成雄鹰的破画,又把强润伟给吓坏了,赶紧给人说:不敢挂到我这,我怕脏了我的眼睛。所以,庸俗也是很浪费钱的。而且人有多俗气就有多痛苦。那么,玩艺术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和解脱。创造,无中生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不需要什么代价,就能满足冒险的愿望。人的头脑在虚无缥缈的地方游荡,半痴半癫,半呆半傻。心很静,这是强润伟说的,很舒服,这是张光荣说的。很满足,这是我说的。
  
  所以,我给张光荣提出再做第2届《西安现代艺术展》,张光荣说:做嘛,好玩嘛。给强润伟说,强润伟说:行。给付强说,付强也高兴。但是又过了一阵就听到付强说:老运动员,剃掉腿毛,穿上背心,又准备上场比赛呀?这话我不敢苟同,这辈子没跟谁争过比过,又都不是没意思的人。而且,退休的官吏是尴尬的,退休的商人是失落的,谁见过那个真正的艺术家退休了的?那么,做个艺术家挺好。艺术家也可能是游离于人鬼神之外的逍遥者,觉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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