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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黎: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

2019-12-02 09: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
——《艺术市场》与人文艺术家周天黎对话

提问者:梁毅(《艺术市场》杂志记者)
答向者:周天黎

周天黎

周天黎

周天黎说“周天黎”

《艺术市场》:自从内地许多报刊发表你的绘画作品和文章至今,周天黎的“形象”经由媒体呈现,多在画家、文化学者、艺术思想家等几种定位,请介绍一下“周天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周天黎:不管媒体语言概念或是人们的猜想是怎样的,其实,周天黎只是中国众多画家中的一位而已。东晋名士殷浩说得好:“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当然先是一位清亮坦荡的画家,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驱动我人生的三种激情:渴望艺术、追求知识、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情不自禁的怜悯之心。艺术求索上,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像样一点的人文艺术家。“我若为草,必萋萋以摇绿”,与其他有精神向往的同道者们一样,跋涉于艰难的艺术追求之路上,不管是高翔之上,还是深埋之下,我也常常会有心萦风声,神驰雨声,九曲衷肠回荡,独立苍茫,万千景色萧萧之感。

所有文化形态的根本指向是精神信仰,然而在信仰和执着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世态人情堪忧,现实利害影响无处不在的生存中,作为区别于本能动物的一个人,我除了相信昊天有德,天行有常,相信真善美,又还能相信什么呢?这种信念,无法目测,但是,它像一盏心境里的明灯,导引着我,认同高贵、理想、正义、博爱与悲悯。“善,包含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早年,当我面对混沌的社会现象而第一次读到柏拉图的这段话时,犹如沉闷黑暗中豁然出现的一道光,在我眼前划过。使处在历史发出诡谲冷笑、迷芒彷徨的我,有了信心的定力,人生于岁月推移中粹炼,丰厚着生命底蕴与艺术的容量。

哲学的理论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人是点,众多的个人组成了线面和体,也就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不可否认,汉语思想史从《诗经》始后,对人、对一个人的意义诠释逐渐淡去,更多是风俗、时代和集体文化,以及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在拒绝接受新事物、新理论、封闭保守、且滞迟社会发展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中;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封建礼教和文化糟粕里,许多美好纯真、想自我超越、负荷自由精神的人,会在这样的人间道场中被消失殆尽。

历史是不断解蔽祛魅、不断豁然开朗的过程。蓦然回首,历代的画家、儒生和百姓其实大都处于一种跪拜的势态,反映出对人性认知的莫大缺陷。某种意义看,《清明上河图》的社会学图景和工艺品绘制性质要大于绘画性的艺术抒情。我看重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我一直认为,生命是从个体体现,特别是艺术家个体的生命沉思,对艺术的意义犹为重要于一些群体性叙事,更多的杰出绘画作品也只能出自个人的自由创造。进一步而言,若无个体独立的思想求索和自由的灵魂,就无法突破中国绘画渐入因袭的蹇钝之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更谈不上能否产生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其实,我讲的这个道理、或是说艺术规律,只是在重复一个常识而已。

我多年前就说过,哲学意义告诉我们:“人为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通向社会正义的思想逻辑清晰而明确。人文主义是我艺术的核心价值和人生哲学枝头的怒放之花。当代,在人文文化的词句已被滥觞之际,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文相连,就必须在建构意义上清楚地对价值立场作出判断,这是评介论证每一个艺术家成功于艺术鲜明的思想性、创新性、精神性和时代性的基本要素。我们所处的社会仍在大幅度地调整,小艺术迎合时代,大艺术引领时代,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及随波逐流。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诞生于时代的撞击之中,“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艺术是以生命为向度的一种文化形态,艺术要去支撑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的哲学出路。

“现代生活就像一条激流把人们裹着往前冲,人变得不再沉思,而且害怕沉思,不再有内心生活,仅仅活在表象。”我把尼采的这段话作为格言抄录下来,是为了时时警省自己在众声喧嚣下要驻守精神的阵地,不要在不知不觉中精神堕落。评鉴世事,我明白生活本来由意见构成,而意见就是政治的这个现实道理。但是,诚如叔本华所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总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从包罗万象中抽离,站立于一个更为高耸的位置上,以深刻的感悟去描绘出现象表面之下、蕴涵着有生命意义的故事。艺术家还须有深厚的悲悯性情,如果艺术家具有了这种人性的光芒,它可以影响艺术家及其作品走向优秀与伟大。

中国历史上曾被视为天书的《黄帝阴符经》讲到:“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生命是有灵性的一种非物质结构,存在的诗意,不在于物质文明的外观,而在于生命本身的内省。人茫然于精神本身的高维性,就会拉低人的思辨格局,人心也往往会成为罪恶的渊薮,而人心的虚伪败坏是最大的败坏。

普希金在阅读描述形形色色贪婪和腐败的《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艺术家在通晓世故时要守好自己的本心,纵然难免常常置身世间污浊、攘攘阡陌、颠簸劬劳,仍秉持发轫之初,风光霁月,内里澄明。上帝创造的阳光、雨水、食物、爱与男女关系都是好的,但也有必要反思,如果人类不懂节制并放纵,这些祝福最终会引发人类的不可遏制的灾难。

绘画上,不以作品的过度世俗功利定位自己。对创作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指向上往往会成为作品思想性确立的一种尺度。物化漫卷和思想的贫困合谋,缺失了对时代、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缺失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个人品德的恪守、对家庭社会的承担,所谓的艺术家又还剩下多少的意义呢?杰出艺术家和杰出的艺术作品是无法从轻浮和软弱的精神结构中所产生。现在美术界想拿局促的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现世实利的人不少,切莫浮华过后,徒留一地荒凉!

我要强调笔墨情趣仅仅只是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方面,可这不是绘画艺术的根本要义所在。中国画中笔墨固然重要,但更要格外重视画作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和挖掘,因为只有上升到思想和哲学层面,才能令艺术真正的伟大。停留在表面经验是中国画家群体的致命伤,而只知道“怎么画”(这只是绘画艺术的皮相),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而画”“画的作用和人文意义该怎样体现”(此乃绘画艺术的骨相)等问题,纯粹为了笔墨而笔墨,为了技巧而技巧,这样的作品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研究上无太多价值可言。

审美活动是精神活动,不是物质生产,一个不甘平庸的画家一定要坚持“写我心画”,丝丝入扣的命运安排中,时代的幸与不幸中,去感受生命与命运的激烈抗争,敢有歌吟动地哀。疲惫时仍要叩击出荡气回肠的孤独呐喊,宠辱不惊,磕磕绊绊,筚路蓝缕,不断探索,努力去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我只有是我”的艺术,为新的时代增加一种新的具有人文意义的艺术价值。同时以高尚的文化信仰去拥有高贵的艺术之魂,去直面一世的烟雨与波涛,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杰出的艺术家要守得住创作生涯中的孤独和寂寞,不迁就,不趋附,不被左右,敢于在风雨中独行,敢于去打破群像的老套布局和呆板的程序化,承与变,努力以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出一种独树一格的生命意境。往往,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犹如无拘无束地开在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向着太阳轻摇,向着太阳发笑;听贯风的温柔,听贯风的怒号;开了落了,落了又开了。福楼拜说:“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个人。”时光的沉淀,雕琢出真正的自己。

歌德去世后,灵堂的门上方,用银色的大字书写着引自《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诗句:

死,它那令人震惊的面影,
对于智者并不是恐怖,对于善者并非是终。
死逼使智者认识生,教他如何行动,
死使善者坚强,在悲戚中怀有希望与将来的荣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诚如黑格尔所讲:“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是的,英雄会迟暮,盛宴会散席,光芒会暗淡,星晨会陨落。生命是有限的,人人都将会死,所有身外之物都将随肉身终结而终。但是,有些内在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消失,那就是伟大的艺术家给世间留下的那种大真、大善、大美的艺术精神。青史凭谁定是非?往往,一个艺术家的人生期望必须在疲倦的眼睛里面才有渴慕的强度;夜晚来临,万籁俱静时,也难免会产生绝望里的迷茫和孤单中的凄楚;漫长屈曲的人生历经中,对真善美追求的自信也会伴随着彷徨的挣扎。但我始终相信:灵魂的本质是人的精神,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终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内心的黑暗。而讴歌人类生命绚烂和精神永恒的艺术,可以让人类乘上拯救之舟,驰向不是地狱终点却是另一次开端的美丽彼岸。

有一次我在凡·高墓地凭吊时,我曾忽然联想起上述歌德灵堂上的心灵祭文,我敏锐地感触到它似乎在昭示一个道理:生命的结构是很复杂顽固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人的生命难以升华;生与死,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主题,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化命题。任何一个艺术家想登上艺术峰巅而永恒不朽,在艰辛的艺术求索之路上都离不开对生与死的深沉思考和对艺术家天职的坚贞信守。否则,绞尽脑汁、皓首穷经,也画不出特定时代的重要的艺术经典。

“笔耕者,肺腑宣泄也”

《艺术市场》:你的文章学识丰厚宽博,感情凝于笔锋,引经据典间常有直觉断语,用词偏于古奥,形成独特文风。请介绍一下阅读经历以及从事写作的缘由和经历?

周天黎:由于我的成长期正好碰上十年“文革”,在那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下,我读到的书并不多。但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基因,我从小除了爱好画画以外,还对古代铭文与考古学十分迷恋,象是被某种神秘的诱惑所吸引。故此,对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演变也必须要有所了解。

在年少时,我就想方设法在考古学者和父辈们的指导下,陆陆续续读了古代的一系列名著。《山海经》的自由人格风貌、以及《尚书》记载中残留着的人文文化传统等等组成的古代文化景观;越过殷周之交、姬昌演易、周秦之变与二十四史的云遮雾障,历史的秘密和历史的真相,就会极为骇人地显露出来并且一次次重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忧心于国亡,寄情于山鬼,在孤寂的流放中吟唱出了《离骚》;汉末文化精英空前的勇气和空前的牺牲精神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群星;从诗经、楚辞到汉赋,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和元曲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灿烂瑰宝,以其特有的魅力滋养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这是宋朝邵雍《梅花诗》的前两句。诗句立意高远,气势弘阔,读来简练,却意味深远。这一天问的背后,包含着千百年来古人对生命的探索。

曹雪芹的《红楼梦》无疑是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之一;蒲松龄寒雀抱树,秋虫偎栏,在昏冷的孤灯下与魑魅魍魉共舞于聊斋,揭示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邪恶势力与世俗顽固;章太炎和他的学生鲁迅那种在备受时局煎熬中形成的秉笔行侠、犀利老辣之文风,切中肯綮地表述着文化的春夏秋冬;陈寅恪晚年呕心沥血写就的《柳如是别传》,从历史的雨蛀风蚀和王朝的几番兴亡中,慧眼独具地看出了一个风尘女子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其深透一如之于人类处境的洞若观火……这些中国历史清晰可辨的文化烛火,给我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后来,在欧洲,在香港、台湾地区又读了不少文学艺术、思想哲学方面的著作。过去,在内地要读到一些人文与思想性著作有些困难,这会造成知识结构与理性认识上的局限,造成不少人上苍赋予的才华不菲,而生活给出的跑道太短的局面。我想,在追求知识的海洋里,读书应该是无禁区的,思想应该自由地飞翔,学术可以有规范,思想却不能被羁缚。现在画家群体中阅读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很多很平常的了,这是好事。

阅读是成长的阶梯。多多阅读可以帮到你的思想求索,感而遂通,拓宽艺术思路。虽然时间溶解着生活,仍能保持精神灵明,择善固执,筑起心灵的诺亚方舟。即使双脚在泥泞中跋涉,也可以支撑你的灵魂总是仰望着蓝天,因为你能感受到知识和自由的力量。

记得雪莱说过:“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常不是真正的诗。”写文章又何其不然。所谓笔耕者,肺腑宣泄也。关于写文章的个人特性,我只是努力并尽可能真实地把自己所见、所思、所悟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要写出何种文章而写文章。而且往往在非提笔不足以平和自己内心强烈的叙说欲望时,才动笔写出文字。然后,把写出的文字放一些时日,再拿出来看看立论和观点是否明确,再理性分析分析是否有现实意义,再修改修饰后,才拿出去发表。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语)写文章和作画一样,可以做不到一方砚田、万点血喷;也不一定要志在河汾,壁立千仞,屈指叩击出天问之音;甚至不必一定要有洞悉人性的笔锋。但是不能无病呻吟,不可故作姿态、随风偃仰,不苟同俗见,不能唯诺地去媚俗权贵,更不能丧失基本的良知与道德,为虎作伥。作者对人类的命运要作纵横观,努力地去捕捉时代的脉搏,并为之燃烧,发出光,敢于哗哗作响。断崖啼鸟,悟道空蒙,也不要太在乎“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庄子·大宗师》有曰:“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我想只要为文者心地正,动机纯,多多“反求诸己”,这样坚持久而久之,在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代世界,慢慢自然会形成一种不同俗流的独特文风。

我的“精神之王”

《艺术市场》: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哲学诸方面先贤辈出,哪些人于你最为倾心?

周天黎:真正的文化大师与思想巨人,必定会散发出在忧患岁月磨砺出的历史智慧和人格光辉,对精神时空附之一代一代的丰富内涵。正是因为有这么多阅尽世界悲欢和历史沧桑的人物存在,人类才拥有壮丽的精神文明。如果没有他们的龙吟虎啸,整个人类历史的星空会黯然失色。所以,敬重圣贤是人类自身救赎、灵性、德慧的现代凭籍,是高擎新世纪理想主义火炬中的旷达颙望。

是啊,日月星,天地人,你我他,总有一个时间的节点,能够唤醒久远的记忆和沉睡的感情,让人们在历史的坐标里,仰望崇高、砥砺精神。这对已经启幕的第三个千年文明的中国,有着犹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仅我个人来说,古今中外倾心的人物真的很多,可以说厚厚叠叠。从近几个世纪来说,中国的是王船山和顾炎武。外国的是伏尔泰和托尔斯泰。对我而言,他们是寥若星晨的精神之王,却构成最高贵的绚丽多姿的审美激情。浮生行吟,砥砺心志,慎思之,笃行之,风风雨雨伴随我的一生。

他们使我认识到:兽性与生命本能同在,兽性本能会发出疯狂凶恶的呼嗥,只有精神信仰和道德可以驯化人类生命中的兽性。人性最黑暗、人性最光辉,有着天使及魔鬼的成份,抉择的过程却意味着精神的内在搏战、灵肉或神魔两极的煎熬。而且必须自作主宰,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王船山所言:“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王船山对我人文艺术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我曾伫立在湖南岳麓书院王船山画像前长久沉思;我认为顾炎武“学以经世致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之论,应是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自我勉励的箴言。

伏尔泰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价值传统,一生为思想和自由和平而战,代表了当年欧洲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启迪了民众的心智,并且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故我两次去到巴黎先贤祠,与伏尔泰灵柩零距离接触;托尔斯泰在俄国当时沉闷的政治生态和重重矛盾的社会现实中,身体力行地倡导超越阶级冲突的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与奴役,主张奉行合法的生活义务和合理的生命法则。这些,都是我的重要思想来源,也使我解颐之愉中常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感受。

长河中行程崎岖的历史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以十年百年为单位审视历史,瓦釜雷鸣的心神俱伤、苍生之危的心扉深痛、以仇恨为基础的恶,都是无可免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他的老师闵可夫斯基创立的四维时空理论也提示我们,历史在时间向度上,经常不是直线递进的,文明不单单是伴随着幸福、而同时也是伴随着罪恶而进步着。不必畏惧历史在行进中突然抽搐所带来的那一阵负面刺痛,艺术家自身不可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昏昏然、蠢蠢然的晦气,要敢于直视人生旅途中的伤痛,敢于成为丑与美的逆转者和时代精神文明的催生者。

深思甄别,伪智邪智皆非智慧。伪智貌似智慧,其实愚蠢;邪智貌似聪明,其实邪恶。文化思想上,我是明确反对一些浮嚣、狭隘民族主义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和做法。一个“必”字,道出这种以孤立、保守、排外和捶胸顿足、惧怕先进事物为特征的夜郎式自大。大艺术家当然要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概。我们要警惕那种无赖式的专横、街头小流氓式的猖獗和极端语言暴力渲泄效应的疯狂;我们决不能掉入那种偏执的、自我作贱又排他性崛起的精神泥淖。19世纪英语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乔治·艾略特说过:“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或然和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咨意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

《礼记·中庸》有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长衫落拓与西装革履中产生的智慧都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我鼓励年青人要耐心地去读读世界名著,它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让你心中有一种正确而优雅的为人处世观。而且,它还凝聚了世代人类思想艺术的精华,可以陶冶思想情操,给人以深沉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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