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反骨》前言：空花与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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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诗无师可承。但19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诗人的宗师却一直都是波德莱尔，兰波，艾略特或里尔克等等那些早就公认的现代主义奠基者，几乎没有变过。中国诗人只剩下拾人牙慧的份儿了。拾完了叶芝，拾希尼；拾完了米沃什，拾布罗茨基；当然还有瓦雷里，蒙塔莱，策兰，米修，朗贝西，恩钦斯贝格，特朗斯特吕姆，狄兰·托马斯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会念经的“远到和尚”。不会有人想起来去抄袭朱湘或何其芳，但一说起沃尔科特却眉飞色舞，好象他的母语是字母文字一样，对西方文明充满了“理解”，如数家珍。 问题是，这样写下去前途何在？ 现代汉语诗真实的处境几乎和国画一样，千万别相信什么“文化交流”，或“在西方受到一致好评”之类的蠢猪之言。但凡在海外驻留过一段时间的诗人都明白，现代汉语诗歌就宛如万国博览会上的中国科技，绘画联展上的中国屏风——只是一个摆设！一百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前后“朦胧诗”，包括今天派，第三代和一切以宣泄“性”的刺激为标榜的海派，都主要是政治意义（也正是虚假的“性”的意义），而不是文学意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缺乏传统。 自1976年以来，几乎每个中国诗人都认为自己是叛逆的，是新的，反抗的。是失语制度和铁幕大自然中的第一个说话者。穆旦、昌耀、食指和北岛与90年代才开始写作的这批人之间，居然被划分出了好几代！荒唐！但共同的特征却是：都曾以为自己是先锋的，打破传统的。 这是一个大错觉。 我们哪有传统？就连繁体字也是半路出家后才认识的。近代中国文坛事实上分成四组人：第一组象先朝遗民，如老舍，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废名等等；第二组象御用文人，主要是“毛文体”的模仿者，如郭沫若，郭小川，艾青等等；第三组是一条独立的线，由朱生豪，冯至，梁宗岱，戴望舒，陈敬容，萧乾，伍蠡甫，王道乾等等这些半翻译家半文学家，以及后来也从事翻译的诗人如荀红军等等人组成——他们也是对中国现代诗影响最深远的人。第四组，才是所谓的“地下文学界”，民刊作者。前三组是有深厚传统依赖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叛逆”。而第四组却完全相反，他们全是从西方理念出发写作的。毛泽东时代几乎已经将传统消灭干净了，语言上除了反“毛文体”，哪里有得可反？第四组的语言一上来就是“新”的，所以无所谓“叛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古汉语传统。没有“命”，哪来的“革命”？难道写点“性”也算是叛逆？还不如直接写色情书痛快！至于那些刻意的个别怀古诗，或者套用文言文语法的作品，都不过是这艘巨大沉船在被淹没时泛起的一些苍白的水泡。一句话，都是无味的反刍。 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一个真正行动的诗人了。吸着迷香陷入癫僧状态的海子也不过是第三代中的一个，他自杀的时候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说：“世界上有一个但丁就够了”；有人牢骚：“怎么他还当了个第一？”有人骂：“撑的，搞疯了，走火入魔”；有人很清楚：“这不过是一种赌博”。 一切好的抒情诗人都对纯文学生活是一种批判，因为他们追求绝对真实：肉身行动。有时，这种追求直接走向暴力，罪，以及超凡脱俗的异化变态。诗必需与行动交尾，才能诞生真正的，绝对的抒情：波德莱尔几乎以脱阳自杀的方式滥交吸毒，特拉克尔酒精过量而倒在雪夜里，毛泽东啸聚山林指挥战争，三岛由纪夫演讲剖腹以效落花……他们都不过是为了写出一首行动之诗。抒情行动是抒情诗人的宗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宗教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诗歌作出镜鉴！诗人是什么？他必须抵抗、斗、惩罚、武装、颓废、自恋、发抖、杀、笑、恨……。园丁形容一朵花是不够的，他必须栽种或毁灭一朵花，用知觉与肉体去经验一朵花的生长和粉碎；英雄比喻一把刀是不够的，他必须用它去手术或杀戮，感受赦免与统治的刹那。 现代诗人的境界应该是：在抒情之上，再加入事件。 然而一切伟大的抒情事件，往往又都是带血的。 如1969年，27岁的西方行为艺术家史瓦兹格勒为让自己的作品“震惊天下”，用剃须刀一片一片地切下了自己的生殖器，并当场死去。当东方陶醉在自己的现代神权中时，西方人却将犯罪（自残）和艺术在20世纪中叶混淆在一起。 肉身的行动是不是必须是残酷的？ 在抒情与犯罪，抒情与异化变态，抒情与铁血之间，有没有界限？ 我认为：抒情并不一定是犯罪，但每一个罪犯——尤其杀人放火这种严重犯罪的罪犯，在其行动的瞬间，肯定有一种“抒情的快感”。文艺作品与犯罪的关系也并不是工业革命以后才体现出来的，那都是借口。这种关系自古有之：如希腊神话中的乱伦，唐宋传奇和“水浒”中暴徒们的残忍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凶手”，以及萨德侯爵书中的“虐待狂”等等，就是明证。而且，除爱情悲剧外，大多数古典悲剧依赖的就是某种“正义的犯罪”（战争、谋杀或角斗），很少是别的。 中华帝国自古无“纯诗人”这一说。诗人都是变相的行动者，准英雄。中国古代诗人不象荷马，更象奥耳弗斯。他们白天打仗，晚上写作；前半生行动，后半生总结；不是在书斋里写，而是在马背上写。最好的诗也不是靠精装本印刷出来的，而是靠口碑。80年代“第三代”诗人生活中不是还充斥着一些“后朦胧的打架典故”吗？他们似乎也是在不自觉地摸索：当“行动”潜入抒情意识后，人的激情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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