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以“家族史”写作折射知识分子命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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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写《陆犯焉识》的过程中我没有流泪，但后来从头到尾重读的时候流了好多眼泪。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成这样，当然这种感动当中也有着我对自己的身世、对家中长辈那种命运多舛的无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有些时候注定要失败。不过这种动感情没有影响到我写作的理性，我是因为和人物原型有这样一种关系才会流泪，何况催人泪下的作品不见得是好作品，如果这些部分每个人读了都会流眼泪，那就有问题了。 读书报：针对这些年你不断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你曾说过希望自己以后的作品能具备一些“抗拍性”，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实现了没有？ 严歌苓：《陆犯焉识》还是比较抗拍吧？从我开始动笔直到现在，我始终不认为这部作品要是被拍成电影的话所表达的深意能超过文字本身带给读者的触动，我在文字背后寄托了多少想要表达的话啊，对中国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反思。我也不会刻意强调抗拍性，我肯定会把故事写好，如果一部作品只有好的语言和主张但没有好故事的话，就会失掉读者的关注，那么好的语言和主张就会被读者错过。 读书报：写小说和写剧本，对你来说始终是不同的状态。 严歌苓：虽然我写的剧本也获过奖，但我对写剧本这件事仍然没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我的剧本写得好不好。我总觉得我不懂电影，只是喜欢看电影。我对外总说我写剧本不自信，别找我写，也许潜意识里我是想要开脱掉，可是即使这样的话还是有人找，很多都是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推不掉。自由和时间对我来说最重要，哪怕发发呆也可以啊。这一点我有点像书中陆焉识当年被别人拉着写评论一样，我就是不愿意拒绝别人。我说我写剧本不自信，还有一个含义是我知道我不会像写小说那样呕心沥血地写剧本，写剧本不可能唤起我写作的原始冲动。 读书报：为什么你的小说中几乎不写当下的中国？ 严歌苓：对于当下的中国，我还是有些写作想法的，但自我感觉不太成熟。这些年我更多还是生活在海外，让我再卧卧底吧。 (记者 丁 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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