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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出身＂诗礼仁宦＂之家 是元朝宗室后裔

来源：大众日报

2014-05-29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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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访问梁漱溟

艾恺访问梁漱溟

　　3月21日晚,一场题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主讲人艾恺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个头不高,一头白发,因患感冒,讲座中不时咳嗽,但这并未影响在场观众对他所讲内容的兴趣。

　　“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梁漱溟先生不是一个只身在书房中奋斗的人。他不是去书写自己的理想,而是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艾恺说。

　　家传——

　　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世纪70年代起,艾恺开始研究梁漱溟,并由此走上了汉学研究道路,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之称。

　　艾恺看梁漱溟,目光投向了梁漱溟成长的家庭。他认为,梁漱溟之所以成为梁漱溟,其个性成因离不开父亲梁济的影响。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之家,梁漱溟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打破了旧的传统。

　　19世纪末叶,作为士大夫的父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非常拘谨,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不可改变的规矩。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许多孩子,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屈指可数,对父亲未免敬畏不安。但是梁济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他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艾恺认为,梁漱溟的行事风格,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当时,能够容忍争论并与孩子进行自由讨论的家长很少见。但梁济支持他们发展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艾恺访问梁漱溟时,梁漱溟清楚地向他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件童年家事: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也不喊我来看。他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梁济似乎认识到:最严厉的责难与裁判,莫过于内在的良心。从梁济对其子女以及寄养家中晚辈的教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观念的反抗。他提早让孩子独立,也提早带来了他们的责任感。

　　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送其长子焕鼐入馆学习。三年后,他把焕鼐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而商业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孤儿表外甥送到译学馆学习,后又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梁济曾为不能亲自出国学习而感到遗憾。他冲破了双重俗见,努力使自己的两个女儿受教育,并且受的是当时的新式教育。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更是彻底的一反惯例。他6岁开始受家庭教育时,按照传统习惯请来了塾师。但是,他父亲要塾师一开始便教授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当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开办时,他便送梁漱溟进了这所小学的初级班。

　　由于受的是西式教育,梁漱溟记忆中没有儒家经典背到头痛的经历。“五四”时期,主流的思想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但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梁漱溟并未表现出激烈的反抗父权、反抗家庭、反抗传统的文化叛逆意识。在“中”与“西”的两极分化中,梁漱溟反而坚持“中国要保存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成为了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

　　行动——

　　本着理想去实践

　　在山东大学的讲座上,艾恺引用了梁漱溟的一段话:“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

　　梁漱溟一生著述颇丰,在儒学、佛学、西方哲学、书法等方面深有造诣。艾恺认为,他当之无愧是一个学者,但他不是一个书斋式的人物,他是一个行动派。纵观梁漱溟自己的生命历程,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房间里看书写东西。他一直在书斋之外行动着。他一辈子主要的意义,不是在书写他的理想,而是在实践他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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