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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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诗歌月刊下半月编辑部(左起:安琪,蓝棣之,梁小斌,老巢.2006/3/22) 安琪：梁老师好，我们的话题先从秋天谈起好吗？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您的思想随笔集《梁小斌如是说》恰好赶在秋意正浓的季节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如果要给您的书和秋天赋予一个象征意义，您希望是怎样一个表述？
梁小斌：实际上我交给诗人、出版人叶匡政先生的不是一本现成的书，而是9本老式笔记本，后来由叶匡政先生把它整理成这样一本名为《梁小斌如是说》的书。它只是恰好赶在秋天的季节出版，和秋天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在我们中国，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一个作者出一本书，在这喧嚣的时代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梁小斌：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情，包括写诗，都要做前期准备工作。我经常在想，等我把记下来的所思所想弄清楚以后，我就开始写诗。十几年过去了，我所期待的另外一首诗至今尚未诞生。在出版人看上我这几本笔记本之前，我带着我的笔记在全国各地乱走，期间也掉了几本。如果硬要总结我笔记里到底写了什么的话，我想起我曾经记录下的一句非常老土的话：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也就是说，笔记里的大部分内容大多跟我的生活亲历有关。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东西，使人觉察其实每个人都过着相同的精神生活，只不过它们被很多人忽略了。我重新表达的只是那些被忽略的。
梁小斌：可能别人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打理。对我，需要打理的事情虽然很多，细想也很少。我常常起床之后发现无事可做，所以只好写些随笔。我是个自欺欺人的人。我以为闭上眼睛，生活的困苦就不存在了。
梁小斌：我写出几首小诗的年代，还是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组织非常吃香的时候。有关领导通过秘书传话要找梁小斌谈谈，我就在家里面傻等了几天，那位领导也没有上门谈话。按照我们惯常的人物传记的写法，好像梁小斌对当专业作家应该不屑一顾才对，而实际上，我只是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笨拙表现着迷。
梁小斌：早些年我在西安逗留，有位评论家说，梁小斌你不是有才华的话，你就肯定完蛋了。我是不是有才华我不能肯定，但这句话深深地包含着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他们所预期的诗人，我早已完蛋。正因为“着迷”于类似这样的话语，追寻他们话语的底蕴，我才开始记笔记。
梁小斌：《断裂》写作之日正是我的孩子降生之时，我第一次洗孩子的尿片，竟然意外地发现，如果那盆尿片不洗的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依然在那里。我这个人，回想生活大于感受生活，也许面对生活的原貌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却浮想连翩。诗中描述了诗人走出优雅之后的情态，是对我早期抒情诗的一种轻轻反拨。
梁小斌：是否源头我没有什么好的补充，可能理论家更清楚。
梁小斌：我写朦胧诗的时候还在工厂做工，我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晴天也穿着大胶鞋在工厂里乱走，工友们都交头接耳悄悄地说他会写诗？现在看起来我表达的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兴高采烈，诗人是否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不是指他的物质生活是否丰足，而是指他哪怕是在啃窝窝头，但这个窝窝头是怎么得到的却能至关重要地影响心灵。从天上掉下来窝窝头的地方自然就是诗人写作的地方。其他朦胧诗人的创作情态我不清楚，就我而言，在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之前，我写过这样的句子“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后来我读到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后深感惭愧，因为他想到要写知青在哭，我怎么就没想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后来写成了“钥匙”，这里我想说什么呢，诗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新的指示精神而写作，当然也要承受一些压力，而且幡然醒悟的速度更快。朦胧诗是研究自我而发端的，但以自我为主题的诗歌里就真的有自我。 梁小斌：我也不是一直呆在合肥的，我是合肥制药厂的操作工，因为写诗得奖，被调到人事科当科员。后来又因为我写诗没能正常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深入，工厂清理闲杂人员，我被派到绿化队工作。那是1984年。 我在绿化队工作半年，冬天来了，没什么事了，我就呆在家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工劳科长来到我家，书面通知我和我的家人，因为旷工3个月，我被工厂除名了。我父亲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他说，我这个儿子，自从写诗获了奖，邓颖超接见过，就越来越不象话了。我送他们很远，还说，很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跑一趟，本来应该我自己去拿。我妻子半夜推醒我，说要看看没工作的怪物。我倒是感到解脱。我没有想到生活来源问题——只要有一包烟，有一杯浓茶，能让我的头脑处在兴奋状态，我就不知道“生活来源”这四个字的含义。 后来不就没工作了吗？那时我妻子在芜湖工作，没人管我，我就经常跑到南京，和南京的诗人们混在一起。再后来，我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一档节目“文学剪影”。干得还不错，台长也说，不要再乱跑了，就留下来吧。又4年过去了。 我还是离开了。我妻子在芜湖生孩子了。我要洗尿片抱孩子做饭。这段时间我写了大量诗篇。也体会到了生存问题。我体会到尿片不洗，一个小时后，它就还在那个地方。 接着，我主持过一本计划生育杂志，《婚育》。这段时间，我经常下乡，安徽全省各县都跑遍了，对中国农民情况有所了解，还参观了各地的儿童福利院。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中国真正的现实。我的工作做得不错，也有领导说愿意我留在计生委工作。 后来，我又去了珠海。主持过一个民间诗会。这已经是90年代中了。后来又回到合肥，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策划工作中有一件可以拿出来说说，就是选圣女，传递炎黄圣火。我们先到艺术类院校，偷偷观察，看准了，再让女同志过去说。接下来要培养和熏陶圣女，比如怎么不能让皮肤晒黑。 去年，我来了北京，现在在筹备一本文学杂志。 我没有一定要呆在哪个地方，一定要做什么，没有那个必要。我没有那样的强烈愿望。但我确实在很多地方呆过做过很多种工作。每次填简历，回忆“何年何月何处做何事”，都是很困难的事。合肥和北京的状况诉说在我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依照我本人的构思，我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内部安顿下来的，比如进作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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