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韩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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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
一、访谈
韩东：我1961年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接触到北岛主编的民刊《今天》，并开始写诗。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至西安某大学教书，讲授马列哲学。这一期间写作了《有关大雁塔》等诗。1984年调回南京，仍在大学教书。1985年和于坚、丁当等创办民间刊物《他们》。九十年代起，将主要精力用于小说写作。1993年辞职。1998年和朱文等发起题为“断裂”的文学行为。2000—2004年参与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著有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我的柏拉图》《明亮的疤痕》，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并主编了“断裂丛书”第一辑和“年代诗丛”第一、第二辑。最近刚出了本中篇小说集《美元硬过人民币》。
韩东：辞职是因为厌烦。虽然从时间上看，教学任务并不重，但你必须违背心愿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政治学习，每周一次，必须参加。还得发言，说那些套话。教学也远非自由活泼的。现在的教师可能自主一些了，但那时候不行。总之，我与组织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年轻气盛，不愿意委屈自己。辞职后，生存的压力自然增加了。记得我辞职的第一年，稿费收入只有九十元人民币，好在有房子住，吃饭也在我母亲那里，问题不是很大。我一直主张把写作和生存分离开，至少是在写的时候。因此辞职后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争取一些稿费以外的收入，兼职工作或者接受一些朋友、单位的资助。
韩东：“诗到语言为止”并非是针对性的，并非针对某种诗歌写作的“背景”，最主要的大概还是我个人思考的一种结果。写了很多年的诗，思绪不免萦绕于此。当时我觉得，无论怎么说，诗歌最终还得落实到语言上，它直接示人的就是一种语言或语言的构成，一切尽在其中。语言上不成立，一切皆是枉然。实际上不过是在强调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没想到竟然成为名言，以致成了教条。这句话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提醒，也许还是太长了。实际上它只是说了两个字，一个词——语言。
韩东：擅长的不好说。欣赏的语言风格肯定是直接明了的，朴素而具有幽默感。我喜欢清晰、简单，有时候笨一点的方式。造作、炫耀的东西我不喜欢，教条的东西和我更犯冲。线性又有笔触感的语言我孜孜以求。收敛、沉静、自然、质朴、庄重、细致、敏感、微妙、机智、严谨……这些都是很好的形容词，可用来形容我所谓好的语言。
韩东：这太难说了。我们能确定的是，诗是以语言为材料的，并且是人写出来的。除此之外，就不好说了。有人说，诗是语言的“炼金术”，是其“提纯”或者“结晶”，也许有道理，但也不尽然。你又将格言置于何地？（我个人很偏爱格言）。也许诗歌要那么一点“人间烟火气”，要那么一点感同身受。还有节奏和韵律以及音乐性，但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弄音乐呢？如此等等，当真是一言难尽。孔圣人敢于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有气派，话也说得很漂亮，但不是那么回事。诗大概就是那种只有通过写诗和读诗才能把握的东西。
韩东：也不太简短吧？我已经尽量多写了。可能是现在的人都说得多，都太喜欢说，才显得我简短吧？急促不会吧？我觉得回答你的问题时我很沉着啊，怎么会给你急促的印象？《论民间》可能和我平时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一点檄文架势。气很足，是不是？有一口气的东西，自己不喘息也无法让别人喘息。我还是喜欢很多口气的东西，绵绵不绝，喘息最为重要。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气吞山河或一气呵成了，大多是虚浮之气。用气的方式不同导致语言的方式不同，是可能的。真的可以谈气而不谈语言。但我更愿意谈气息，说和写都是气息之道，不仅是气之道。气息很日常化、身体化和个人化，和天地之气的气以及中国哲学的气还不太是一回事。
韩东：对写作来说没有影响。“断裂”之前我已经是那样写作的了，“断裂”只不过将我的态度公开化，也许是用一种人们听得懂的方式。听得懂不一定很好听，往往很难听，“断裂”就是这样。这样做，对我个人而言是有好处的，必要的孤独和隔绝随之而来，但在另一些地方却窥见了新的天地。“文坛”其实是非常封闭的，乃至闭塞，而“写作现场”则始终活跃。应该置身于更大的“场”中，虽然各写各的。现在有了网络，从某方面说，就是当年我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福克纳要在妓院的楼上写作，那还真不如依凭网络来得痛快。当然，理想世界有理想世界的问题。
韩东：网络的问题多多。如果说网络意味着自由，那就是自由的问题。自由是和自我约束相匹配的，它是一个风骚美人，得配一个谦谦君子。或者就像某人说的，我们缺乏的不是自由，而是配享这自由的人。外界的障碍打破以后，就得看我们如何自处了。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总是讲权利，还得讲义务。有时候甚至得首先讲义务。但也总不能一些人不讲义务就否定他们的权利。最好的情况是，只谈别人的权利，只谈自己的义务。现在是反过来了，每个人都大谈特谈自己的权利，而把遵循义务推给了别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受到了伤害，绝不要嫉恨网络。如果你伤害了别人，倒要反省自己在网络上的表现。人的很多网下的美德在网络上也一样有效，如自我约束，如游戏精神，如不辩诬，如沉默。
韩东：应该没有。我们学的所谓哲学是艾思奇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是作为“西方哲学批判”开设的。课程极其简陋和僵硬。我个人的气质中的确有多思、爱琢磨的成分，但和哲学无关。并且我一向认为，思考并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对专业和学院体制的迷信使我们变得平庸了。
韩东：我已离开了学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笼统地说两句。既然学院是体制化的产物，它的问题就是先天的，前提性的。但像现在这样问题这么严重，只有腐败才能确切形容。当然无独有偶，这也不仅是学院方面的事，和社会的整体方向是直接相关的。学院是社会的一部分。它的腐败很正常，不腐败那才叫奇怪。这一认识可将学院的真相从不证自明的纯洁高贵中揭示出来，这就足够了。对社会问题我一向悲观，这段时空下的人类早已罪孽深重，自作孽不可活了。
韩东：第三部小说暂定名为《小城好汉》，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说的是几个少年的故事。具体面貌如何，只有等写完以后才知道。恐怕只能说这些了。与前面的两部小说相比，这肯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不仅写的东西不一样，叙述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扎根》朴素，而《我和你》严谨，《小城好汉》则应该是任性的。自然我的趣味有一致性，只写当代生活，注重个人经验，喜欢开玩笑、说歪理，诸如此类。说到闭关，我已经不闭了，因为那样容易紧张。闭关期间所写的二十万字已经作废。闭关不闭关写的东西肯定不一样，现在，我更明确了自己要的是不闭关写的东西。说到底，小说写作是一种身心锻炼，身体动作、心理动机将决定一切。什么人写什么东西，怎么活写什么东西。任何人在他的工作中所能遗留下来的只是痕迹一类的东西。这痕迹应该纯粹，像雪地上野兽的蹄印，而不要像人类支票上的签名。我总在想，应该把更多的努力用于去伪存真。
韩东：二者都有，但人算不如天算。追随身心追随状态在我是一生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无目标，我理想的状态就是无状态，这么说有点玄，但的确如此。写作局限于写作之内，文学局限于文学，不是我要做的事。有一些东西要溢出来，而有一些东西要包含其中。把你的整体包含在写作中，而把写作无法定义的某些东西溢出来，就是这么回事。 韩东：不写长诗是因为不读长诗，不是读者不读（我还没有那么势利），是我自己不读。我不写我自己不读或者不愿意读的东西。诗歌并不是韵文，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东西。在某个时代，诗歌承担了韵文的工作，所以越写越长，所以有了货真价实的史诗。史诗不过是为了流传的方便而应运而生的韵文，一切都原自传播的障碍。其后的史诗虽已不再是韵文，但也失去了“文化传播”的意义，因此再无必要。当然，它对诗人个人树碑立传是有帮助的。从来都没有长诗和短诗的区别，诗只有一种，但必须经过阅读方能实现。在长诗中也许只有朗诵诗或具有朗诵效果的诗是有道理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诗？既能通过令人心颤的阅读，又具有一定的长度？不，不，心颤是一瞬间的事，在诗歌阅读中它是即时的，而在小说或散文阅读中可能是叠加的效果。这世上的东西有快有慢，你不能要求又快又慢。诗歌属于快的东西，来得快，去得慢。当我要求来得慢时，绝不会去读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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