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从反思后现代性到发现东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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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做的文化输出困难没有想象的多,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妄自菲薄,最多的提问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应该扔到垃圾箱的东西,难道还能运到海外去吗?”“西方人感兴趣吗?”归根到底是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在起作用。相反,海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从2000年不到1000万,现在4600万,到2008年将到达8000万,人数以几何倍数增长,我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报考书法博士硕士的人中,日本、韩国的多于中国的,他们似乎更认同中国文化,尽管他们的国家去中国化很厉害。中国人自己的内心却往往去中国化,很少有为自己自豪的,我的具体步骤是: 1.翻译260本书,组织天下英才,现在正在进行。 中国文化是活生生的、流动的,仅仅做某一项都不够。用后殖民理论解释,这项工作就是让弱势发声,让弱势走入强势,让对立缺乏理解的双方终归于和解,这就是我的看法。 答:我的立场有两个,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带有精英主义立场,喜欢优雅趣味的文化守望者。我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有“理解的同情”,对一切过分的东西有“同情的理解”。我坚信,只有真正打动自己的艺术、文化、思想才能得到他者的认可。自我的认可只是个体行为,但它说明在茫茫苍苍60亿人的星球上,有一个东方人对这个问题在思考,这种忧虑性的命运思考,需要获得其他人尊重和理解。 总之,对我而言,“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我学问人生中强调的十六字心经。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执教北大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没有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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