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汪晖事件”留下的教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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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成:所以,我们要尊重一个人的沉默权,也要从制度上进行制衡。而清华大学作为责任单位,不启动调查,是严重失职,是导致整个事件得不到转机的核心症结,也是整个事件的纠结所在──汪晖要沉默,没有问题,这是他的权利。但相关机构应该启动调查,应该追诉,这样才是对等的,正常的。 易中天:同意!不是汪晖的沉默有什么不对,当然更不是王彬彬的质疑不对,而是错在“独立调查第三方”的缺位、失职。这也是林毓生先生、熊丙奇先生和我,一再呼吁要“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的原因。 赵继成:而且,恰恰因为相关机构的沉默、不作为,导致了舆论将一切火力对准了汪晖,甚至扬言“汪晖没有沉默权”。这显然是打错了板子,也是开错了药方。可见,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不是保护了汪晖,反倒是害了他。甚至连他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也险些被剥夺了。这可真是一环连一环的恶性循环。 赵继成:这几乎是肯定的。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沉默,但也必然要承担沉默带来的不利后果。比如西方国家一些主张取消沉默权的学者就说,沉默权对于无罪的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急于澄清自己没有犯罪,只有那些犯了罪的人才会使用沉默权。因此,汪晖保持沉默,只会让更多的人天然的猜测,他确实抄袭了,他不敢面对公众,他无话可说,他一点学者风范和公众人物的责任感都没有,他甚至“不像个男人”。舆论只会越刮越猛。这个结果,不是汪晖本人愿意看到的吧? 易中天:当然不是。其实,是沉默还是说话,并不容易选择。说,是“欲盖弥彰”;不说,是“做贼心虚”。借用哈姆雷特的一句话来表述: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 赵继成:其次,就像美国司法对沉默权做出的限制规定一样,对于一些重要证据的核实,如果被告沉默,法官可以做出一些不利于被告的推定。同样的道理,当舆论把一个又一个质疑、证据、问题抛给汪晖,希望他做出解释时,他一再沉默,公众就难免会做出一些推定,这个推定显然是不利于汪晖的。这也算是社会舆论,施加给汪晖的压力。 易中天:这就没办法了。因为行使沉默权,归根结底是行使自由权。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决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或者“逍遥法外”。恰恰相反,自由首先意味着责任。说得白一点,就是“我选择,我负责”。比如你去餐馆吃饭,或者到商店购物。只要对方没有强买强卖、弄虚作假,那么,买错了东西点错了菜,也只好认了。 赵继成:对!谁点菜,谁付钱;谁主张,谁举证。 易中天:所以,西方一些人权学家甚至认为,让罪犯坐牢,是对他自由权的尊重。因为犯罪是他的自由选择,坐牢则是他应负的责任。总之,自由无限制,但是要负责。天底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沉默也好,说话也好,最后都是要埋单的。 赵继成: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知识分子,一旦沉默,就必须承受由此引起的“不够漂亮”、“有失身份”等等批评。公众和媒体甚至还可能根据你的沉默,推定对一些质疑的认可,推定一些证据的有效性。这些都是沉默者要承担的不利结果。 易中天:所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请你把账算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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